专访|导演徐昂:《忠犬八公》是一块映照人心的试金石

3月31日,电影《忠犬八公》全国公映。电影剧本改编自日本编剧新藤兼人的《ハチ公物語》,而原著剧本则取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八公(ハチ公)作为一条颇具传奇色彩的名犬,生卒年月在岛国的记载中精确到了天(1923年11月10日-1935年3月8日)。它生前习惯去东京涩谷车站迎接主人上野英三郎教授归来,甚至在主人死后,也一直在此守候了10年,忠诚追随的事迹令世人闻之无不动容。人们甚至在这条秋田犬还在世时,便为它设立了塑像。

忠犬八公的故事在1987年和2009年时,分别被日本和美国好莱坞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在导演徐昂看来,它们都是在试炼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也成为映照人心的一块试金石。”

《忠犬八公》海报

中国版的《忠犬八公》,选用了中华田园犬作为故事主角。在国人的记忆中,或许都有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在阡陌交错的乡村,或是繁华城市的深巷角落,常能看到一种憨厚土狗的身影。它们或亲昵地靠在人类身边,或在阴凉的树荫下吐舌乘凉。人们将它们称之为土狗、大黄狗、菜狗、柴狗……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在中国大地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种犬,同时也是最被人们忽略的存在。在以西方为标准的中国犬业界一度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直到近年才被统一命名为:中华田园犬。

导演徐昂本就是爱犬、养犬之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有兴趣地回顾自己养过的三条爱犬。他记得自家的第一条犬后来被送给了亲戚,再去看它的时候,那条小狗马上就认出了他。“它欢快地跑过来蹭我的腿,那意思是希望我把它带回去。可我妈当时特别不喜欢养狗……我是哭着逃离了亲戚家的,我没有勇气再去看它的眼睛。”

到今年五月份,徐昂家中现在的这条小狗就年满17岁了。“它的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但我总记得它刚来时的样子,特别幼小的状态。我们家人都非常爱它,把它当成一个baby。”

“选择中华田园犬来做主角,首先是我觉得它长得非常好看,只不过很多田园犬都被人疏于照顾,但这个犬种的忠诚度其实很高,一生几乎只认唯一的主人。同时它也很安静,它不一定总会陪着你玩儿,但当你站起来或者有什么陌生人来访的时候,它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我希望我们中国人,都能够更爱我们自己的中华田园犬。”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徐昂说。

电影开机时的导演徐昂

【对话】

“我喜欢看动物电影,不喜欢看宠物电影”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在200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班后,就进入了北京人艺。短暂的表演经历后,便开始从事舞台导演工作。履历表中,除了郭启宏先生编剧的《小镇畸人》,以及邹静之先生的《莲花》《操场》之外,多是执导外国剧作。作为电影导演,自2014年的《十二公民》,到今天的《忠犬八公》,也全是来自外国作品的改编,这是否代表了个人艺术趣味上的某种倾向?

徐昂: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故事类型是,看上去它在描述A,实际上它想说的是B的事儿。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厚此薄彼,只是咱们国家大部分的文本,大多都是有点停留在就事说事上。比如说我执导的《十二怒汉》,看上去它讲的是一场法庭诉讼、法律题材,但实际上它说的是有关偏见和父子情。

拍动物的电影,在我看来所有这样的片子,包括不少纪录片,都明显蒙着一层人类的视角,比如看待非洲草原上的捕猎,站在斑马的角度你看到的是残忍,而站在饥肠辘辘的狮群角度,你又可能会替它们庆幸终于有了一餐饱饭。这里面都带有人类情感和心境的代入。而人与狗的电影,更多的往往是讲人,狗则往往代表了一种世人的期待——你有一个好朋友,五年、十年,他都待你如初,甚至你死了还对你念念不忘,这样的一种友谊是稀缺的,也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我喜欢看动物电影,但不喜欢看宠物电影,后者把动物过分人格化了,这个味道就太甜了,叙事也会让人觉得拖沓啰嗦。这也是我此次拍《忠犬八公》所力避的。这里面有个辩证关系,你把它拍得越像狗,观众就会越往里面代入人的情感,反之也成立。

《忠犬八公》预告截图,八筒小时候

澎湃新闻:如此说我想把一个问题提前,《忠犬八公》里的主角大黄,这条中华田园犬身上,你要避免它出现什么样的像人的“动作”?

徐昂:电影中我们没有让大黄的行为超出一条狗该有的认知能力,比如它不会在人类主人伤感的时候,把爪子搭在人身上表示“安慰”。因为我也养狗,我了解狗的行为,它是不会“演”的,但它会掩饰。比如我家的狗有异食癖,它总是喜欢吃自己的排泄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导之后,有一次它拉完屎,我们一家人就在旁边看着它,它则又是伸懒腰又是摇尾巴,有意无意地还想靠近自己的排泄物,但同时又在观察主人的反应。在《忠犬八公》里大黄的所有行为,最多就是到这一步了。

澎湃新闻:《忠犬八公》改编自新藤兼人原著剧本《ハチ公物語》,在剧本中国化的过程中,你的宗旨是什么?特别的,这个故事1987年拍成日本电影,2009年又被好莱坞重新翻拍。你对这两部电影有何评价?

徐昂:这两部电影我都看过,它们都能带给观众很好的故事体验,这是无须讳言的。日本版是初典,它把故事背景放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日本,那条名为阿八的秋田犬就像是一个乡下秋田县的男孩,来到了东京上野教授家中,带着一种好奇的视角,融入到战败后的日本城市家庭。而美国翻拍版中,这只秋田犬来自日本的寺庙,带有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猎奇——它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创作者非常了解观众的心理节奏,把其中一些更伤痛的东西做了相应的软化。

相对而言,日本版拍得更加残酷。因为在那时的日本,社会上有着一种失败、失意的情绪,电影中教授女儿的出走以及教授的死亡,都带有这种情绪的观照,也更贴近生活的真相。在那样的情形下,当人要艰难地面对选择的时候,一条狗的命运其实是他最不在意的事由。但在美国版中,这些并没有被放大或者去做过多的铺垫,没有让片中的人类背负太多的道德负担。可以说美版的故事,放在“黑船事件”之后任何一个阶段的美国社会,它都是成立的。实际上,忠犬八公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之后的电影演绎,我觉得它们都是在试炼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也成为映照人心的一块试金石。

导演徐昂在片场工作中。

“不强迫这些狗狗做任何它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澎湃新闻:片中大黄的来自四川云阳,是三峡建设时期的“遗孤”;片中陈敬修也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移民,且“北京没有别的亲人”——考虑到历史背景,陈可能是三线建设时期移民重庆的。我们都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为建设三峡,当年百万大移民,谈谈你如何把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大背景融入故事的改编与落地?

徐昂:三峡库区的移民往事,我们过去都看过一些纪录片包括电影,很多的村子是整村整村都消失在水下了。这就带给我一个联想,当人们都迁移了,村子里的狗呢?日本版电影中,它是从秋田乡下来的,美国版本它是从日本寺庙里来的,在中国版本中,我选择让它从三峡库区里边来,这里面寄托了我们对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某种感怀。既然这只中华田园犬来自三峡库区,它就像是过往在重庆街头常见到的“棒棒”(挑夫)一样,来到距离三峡最近的大城市也就顺理成章。

澎湃新闻:重庆近年来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人们称之这座山城为“魔幻之都”,从楼宇中穿行的轨道铁路,凌空的长江缆车。堪景的时候,你认为哪些景观是要保留的,哪些景观比如洪崖洞等是要不用出现的?

徐昂:目前大多数去拍重庆这座城市的片子,都在展现重庆这个城市的“魔”、魔幻。我选择重庆这座城市,一方面是因为这条狗的出处,另外一方面我在选择的这些场景的时候,并不特意挑选它的“奇”与“特”,而是看重那些比较有人间烟火气的,有市民温度的,以及更具备当年时代特质的地方。像网上那些所谓的重庆必去打卡地之类,在当地人看来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更多的是记得街边的小面馆里拌的凉菜,自家房顶当年的聚会,在院落里举办的婚礼,大家记住的是这些。同样,我们在这座城市也并不是在寻奇。

再有,就是关于忠犬八公这样的故事,等待以及等待的场景是很重要的。如果把这事儿放在北京大望路地铁站,我现在的家就在这附近,大家会觉得这事儿不成立——几年前,一条家养的狗在这里跑丢了,到处乱窜,结果还上了新闻。要是让一条中华田园犬在北京CBD守了十年?这事儿听来就不可信。

我们这部电影的编剧是重庆小说作家张寒寺。他陪着我们来到重庆后,我先就发现这是座被江水隔开的城市,住在江这边,工作在江那边,对于很多重庆人而言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而这种每天的“分别”在人类看来或许习以为常,但在一条小狗的眼中,我们知道动物是不会或者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电影中的八筒至死也没有过得了这条江,我们只让它在追随主人死后,同陈敬修一起坐了缆车,有一个浪漫的结尾。

非常凑巧的是,当我们来到长江索道的时候,那就有一条土狗在等人,不知道它在等谁,只是在看了我们一眼后,起身就跑掉了,这让我愈发相信这个等待的故事放在重庆是可能的。而且这座山城高高低低,有很多车辆上不去的地方,犄角旮旯都能看到小猫小狗,总体而言重庆还是一座对小动物比较宽容的城市。

澎湃新闻:拍电影但凡涉及动物,便是主创面对的最大的难题。谈谈大黄一角的选定,在片中起码要出现幼年、成年两只中华田园犬。为何选定这一犬种?谈谈训练以及哪场戏最难拍?

徐昂: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我们实际上前前后后找来了18条中华田园犬。拍动物的电影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的表演可以是一种戏剧式的记录,而动物的表演最终呈现一定是爱森斯坦蒙太奇式的剪辑。具体到狗狗演员的挑选,这里面首先就涉及犬种,这也关系到电影上映后,作为创作者会听到观众什么样的议论。

我不想拍一部宠物化的电影,那么用一条非常规训的京巴就不合适,同时那个年代市面上远没有现而今这么丰富的犬种,柴犬、斗牛犬这些都还没有那么常见,而且高寒带的犬种也不合适出现在重庆这么一个炎热的城市。想来想去,还就咱们的中华田园犬,它出自库区云阳县的农家,这是最合适的。

选定中华田园犬之后,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培训,而且这些狗很多来自菜市场的“劫后余生”,对人类很不信任,信任关系的培育就要一两年的时间。电影中有一个让小狗叼着报纸回家的情节,从入画到出画,它要叼着报纸从楼梯上下来。但这条小狗特别小心翼翼,叼着报纸下台阶前,因为报纸遮挡视线,它每到这儿都会放下报纸再下楼。那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拍,一条成功的镜头在电影里只有四五秒钟,但我们拍了可能不下三四十遍。这里面还涉及如何训练的问题,我们需要小狗在电影中的动作,看起来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像一条警犬那样训练有素,让一条小狗具备生活化“表演”的能力,这可真是太难了。基本上它工作半个小时就累了或者倦了,全组人都得等着,让它休息好再说。这不是说现场换条狗就可以了,还要考虑到镜头接起来不能跳戏。

我们从一开始设计训练和拍摄方案时就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强迫这些狗狗做任何它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电影里有场小狗游泳的戏,为此我们训练了几条成年犬一年多,有些小狗就是天生怕水,只能循循善诱,发现它们中哪一条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再有就是人和狗都在的戏,人可以干预狗的发挥,但电影里有让两条小狗“谈恋爱”的戏,这人是真干预不了,它们要是互相看不对眼立刻就能打起来,如何让它们间能有那“缱绻”的几秒钟?一等往往也是一天。

“不管观众得到了A还是B,都不影响这部电影的表达”

澎湃新闻:冯小刚、陈冲两位演员是如何选定的?他们两位也有导演的身份。我也很想知道,大家都是做导演出身,在片场如何互动?

徐昂:小刚老师作为导演,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而表演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审美的过程。小刚老师此次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和克制内敛的方式,他没有选择一些特别矫情和刻意的塑造方案。我特清楚如果找来一个职业演员去塑造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程式化的表演,包括在哪个点上他会刻意地去强化人和狗之间的游戏感,而这样的表演恰恰是我们这次不需要的。再者说,小刚导演毕竟是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在我们的男演员里掰着指头数也有他这一号,而且又是演一位在重庆的北京移民,这对他而言太驾轻就熟了。

陈冲老师是这样,当确定了由小刚老师来演陈敬修的那一刻,片中他的太太李佳珍的人选就像量子坍塌一般范围骤降。要找一个和小刚老师搭戏,且在表演审美上也不差的演员并不容易,特别在影片最后一部分(陈敬修死后)她的戏份尤为吃重,这个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是难演的。你提到徐帆老师,她当然是位好演员。徐老师是湖北人,要说在方言上稍作调整也完全没问题,但如果让他们夫妇来演“夫妻”,观众会带着别的东西来看电影,就不能代入到剧情里该有的人物关系。最后我们还是请来了陈冲老师。

拍戏过程中,我们仨处得特别好。我和小刚老师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陈冲老师拍完戏还要回美国,大家有些日子没见了。实际上,我们仨在审美和判断上是比较一致的,在片场我们大部分时候的选择是不谋而合的,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有个别场的戏,当我们遇到特别棘手的问题,小刚老师在他的经验中一定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陈冲老师和我也都有各自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把各个方案都试一下。到最后我们发现,拍动物电影,还是要先尊重动物的状态(笑)。

冯小刚、陈冲在片中饰演夫妇

澎湃新闻:作为戏剧导演,你过往对于台词的雕琢有口皆碑。片中重庆话的演绎,有何亮点?

徐昂:在我执导的《忠犬八公》中,实际上是放入了我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历史的很多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实际上长时期处于一种城乡的二元割裂、到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的进程是大大提速了的。某种意义上讲,即便在城市,我们也会生出一种自己是“移民”之感。就说我,小时候长在北京的大院,但这几十年我周遭的环境一直在剧烈地变化。我曾经带着一位朋友去看过自家的老宅,到了才发现那栋楼乃至那边区域早已物是人非,准确地说物也不“是”了。我这才明白记忆中的老地方其实是它盛年时的光景。这个时候,即便我没有离开所谓故土,依然会生出一种漂泊感。

我们可以拿冯小刚导演早期的贺岁片举例,基本上都是北京话的呈现,但你现在再完全用北京话作为创作语言来拍电影,你可能会发现它已经无法对应当下的北京了。在一次我同王朔老师私下的见面中,他就提到了自己的困惑,认为自己如果再用北京话创作小说,给人的感觉就很像是在讲1949年之前,或者上世纪80年代的事儿。而今整个中国的语言系统实际上都在“去中心化”,大家是在讲一种类普通话,在北京你听到的“普通话”,只是就着地域色彩夹杂了一些北京话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也是如此,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加一些在地方言——它不是本乡本土道地的语言,也不是标准化的普通话。这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所以我们在电影中也加入了一层感伤的基调——当周遭的环境在剧烈变化,过往许多人情味,包括人们曾经交往的方式也连带消散或者说淡了。

导演徐昂在电影《忠犬八公》北京首映礼

澎湃新闻:电影故事的时间线片中并没有明显的交代,而是通过电视中足球比赛的画外音让观众懂的自然懂。从甲A时代国安踢申花9:1,到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给泰国队1:5,大致推断故事是从1997年至2013年,这点请你谈谈?

徐昂:你已经总结得很好了。我觉得是这样,不同的观众看这部电影会有不同的体验,你如果筛得细,会看到故事之外很多东西,如果你就把它当成一部人狗情未了,也不妨碍欣赏。回到咱们采访一开始我说的话,不管观众是得到了A还是得到了B,我觉得都不会影响这部电影的表达,因为A和B我们都表达了。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