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次长安街大讲堂:陈来——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
8月21日晚20:00,长安街读书会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中国青年网等单位主办的“陈来: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之抗“疫”公开课第十九讲大讲堂,在长安街读书会及其党建、中直、京直、政法、企干、援疆、健康、地方、媒体、出版、博士团、英才中心等分会微信群,并在并在新华网客户端、央视频、咪咕视频、中国知网、百度百家号、腾讯新闻、微博直播、搜狐视频、今日头条、“青年之声”等平台进行。活动邀请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陈来,围绕着四次重版的优质好书《宋明理学》及其普及版《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从宋明理学之正名、理学体系的特点及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向读者分享他对于宋明理学的思考,以及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了解宋明理学。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几经嬗变,对儒学及其价值的批判却始终持续不断,宋明理学更是首当其冲。无论是在洋溢着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中,还是在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中,“以理杀人”都成了人们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这样的文化批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当我们距离百年前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远时,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则使批判成了空洞的口号。
不少人以为程朱与陆王执着于一较高下;心学与理学水火难容、势不两立;以为“存天理、去人欲”就是对个体的扼杀。对于这种刻板印象,陈教授认为,“其实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是没有理解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没有弄清'存天理'的'天理'是什么,‘去人欲’的‘人欲’是什么?”“理欲之辩”需要放在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框架里来理解。借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思想,即感性私欲不能成为道德行为的普遍法则,陈来教授认为,康德伦理学的基调就是人要用理性来克制感性。宋明理学讲的“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法则;而“人欲”不是全部的感性欲望,而是特指和社会通行的道德法则相抵触、相冲突的人的感性欲望。“把宋明理学的理欲观说成是'禁欲主义’是不对的,把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辩,等同于中世纪教会对教士的那种约束,也是不对的。
宋明理学为什么叫“理学”?“理学”这个“理”字是怎么贯穿在这个体系里?怎么贯穿在它的发展中?“理”这个概念最直接的来源是先秦儒家思想里的“天理”。但宋明理学所讲的“理”,没有停留在《礼记》对“理”或者“天理”的理解上。宋明理学创始人二程兄弟,借用了《诗经》《尚书》中的重要概念“帝”“天”“神”,对它们做了理性化的解释,提出“天”就是“理”,“神”就是微妙的变化,“帝”是对事物的主宰和调控。这颠覆了商周文化中把“帝”和“天”当作人格神最高主宰的观念。把古代文化中代表宇宙最高主宰的观念理性化,将其表达为“理”或者“天理”,是哲学上的进步。后来,随着理学家们的思想探索,“理”与“性”“心”“物”等概念产生意义勾连,成为贯穿在宇宙论、人性论、知识论和本性论的核心。理学之得名也与此有关。
关于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问题,陈来教授认为,应该以“近世化”为关键的切入点。中唐开始,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的运动和新儒家的兴起。这三件大事发展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北宋知识阶层的一种新的精神表现。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实际上跟唐宋之交中国历史的深刻变迁相表里。魏晋以来的士族社会,到中唐以后,整个大趋势是向着平民化的方向发展。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示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的体现,但可以认为它是摆脱了类似西方中世纪精神的一个进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近世化”。近世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以前我们把宋明理学看作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封建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从近世化这个角度来看宋明理学,我们说它是摆脱了那种中世纪精神的、一种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是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下,我们会对宋明理学得出更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和评价,对宋明理学有一个平实的、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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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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