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淼淼，编辑：尤蕾，题图来源：AI生成

9月8日上午，阿那亚海浪电影周海浪学堂推介会，九组创投项目依次上台陈述，导演张中臣排在第七个。台下坐着中影董事长傅若清、导演冯小刚、编剧张冀、海浪学堂主理人王红卫等一众评委。彼时已临近中午，有几组陈述拖了时间，轮到张中臣时，评委已多次提醒注意时长。

张中臣一上台先深吸了两口气，之后用如同开了倍速一样的语速讲他创投的项目《我们的糖》。在他宣讲的PPT插图里，充满着古早QQ聊天对话框与杀马特头像。令人印象深刻的几大关键词依次是：保安、工厂与杀马特。

张中臣聊到自己早年的经历。不同于其他电影导演，在幼时观影便被某部电影击中灵魂，从此踏上追寻艺术之路一发不可收拾，张中臣与电影的结缘，要从他的亲哥说起。技校毕业后，张中臣去安徽芜湖一家空调厂做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组装空调，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生活找不到任何盼头。

用张中臣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在没接触到电影的前20年可能是白活的，是电影拯救了我。”直至在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担任保安队长的哥哥发出邀请，“你要不要来北京保卫电影？”

作家郑在欢当时就坐在台下，他是这部剧的编剧。见张中臣一上台先深吸两口气，郑在欢心想，“完了，这人得紧张成啥样？”这是张中臣第一次参加剧本创投，第一次上台宣讲。演讲前一天，周围朋友告诉他，“你在台下演练几遍，多对着镜子练习表情”。张中臣提前演练完，一上台更紧张了。

“我大概能感受到他的心路历程，一上来就特别紧张，意识到自己如此紧张，很快又把自己气着了，心想我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开始跟自己生气，结果一生气反而激发他讲出自己最想说的话。”郑在欢说。

张中臣语速越来越快，很快就聊嗨了，和其他八组对比来看，完全就是野路子，引得台下观众多次大笑，甚至会误以为是他特意设计的风格。创投会结束，新周刊记者找到张中臣，告诉他宣讲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他羞涩地摆摆手，“哎，我真的太紧张了。”

张中臣在台上的表现，让郑在欢联想到多年前的自己，“有段时间我参加各种会议也是这样，讲话口无遮拦。当时有人提醒我，以后在这种场合讲话注意一点，后来，我就变得沉稳了，在这种场合也不太爱讲话了。这次看他演讲完，感觉以后还是要这样表达，没有任何套路，有一种混乱的真诚，但真诚是这一行最可贵的品质。”

实际上，即便作为新人导演，张中臣也曾有过颇为高光的时刻，但他完全没有提参与剪辑的几十部电影，与2021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斩获最佳导演与最佳影片的经历。

“我只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出身，我的经历，聊《我们的糖》想要讲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我能拍好这个。如果要将镜头对准这样一群人，最起码应该是真正体验过这样生活的人。我之前也曾认识一些人，他们想写类似的故事，便去富士康体验工厂生活，但体验了几个月，觉得里面的生活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多久就走了。可你要知道，很多人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辈子。”

“考大学并不在我们的语境中”

每年开学季，很多准大学生都会采买一大批电子产品与生活用品，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陌生的城市，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这似乎是某种常规叙事。

实际上，当十几岁出来到大城市准备打工的孩子，拎着大包小包走出车站，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悸动。他们也准备好感受这个世界，梦想经历一番闯荡，干出自己的事业。在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一点上，十几岁出门打工的孩子与站在大学校园门口的新生并无分别。

在郑在欢看来，很多人从上初中开始，就会因为缺乏指导与规划不由自主放纵自己，考大学并不在他们的语境中。“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实在太漫长了，很多人根本坚持不了六年，于是初一初二就出门打工。我其实想继续上学的，但因为家庭原因继母不给交学费，我又不想在家看他们脸色生活，于是也出门打工。对那个年纪的孩子而言，有一个能出门的机会摆在面前，真的很难不心动。”

“那一次，我几乎没有为继续上学做出努力，出门打工的诱惑实在太大。真正意识到后悔，是在真正进厂工作之后才开始的。工作时长太长，工作量太大，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而言，真的不堪重负。但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十几岁的小孩才能承受如此枯燥的工作，因为足够年轻，也因为什么都没有见识过。”郑在欢说。

张中臣的成长过程中虽然没有因为家人不交学费而被迫出门打工的经历，但也一样面对困窘与诱惑。他幼时曾被家人送到私立小学，学校建在一个离家很远的村子里，算是乡镇里第一个私立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

“学校环境很差，一群孩子挤在一张大通铺上，连个窗户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上厕所我们全都不走门，都从窗户走，窗户是用塑料布糊的，在冬天特别冷。宿舍管理员是我们当时的数学老师，极其严厉，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只记得他特别吓人，晚上一句话都不让我们说，只有大段大段的沉默，每天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被允许。”

即便如此，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在当地都算很不错的。彼时在麦地里参加考试的场景，张中臣仍历历在目，“学校没有操场，一遇到考试，就搬着桌椅去教室外面，身旁是一片麦子地，挺魔幻的。这个场景放到电影里可能都会觉得假，但它是真实发生过的。”

张中臣的中考成绩不错，顺利考到县里高中，来到新的环境，见识到太多新鲜玩意，“县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突然感觉之前的生活实在太过乏味，看到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吃的穿的玩的都很新鲜，所以那时候我总去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家里玩。”

随之而来的是自卑情绪，那是一种不用讲话，通过一个人的吃穿就能很快分辨出来的生活差距，“那三年生活其实挺自卑的，但这种感觉没法形容，家里人也不会懂。我开始去网吧打游戏，去录像厅看碟片。在此之前，我没怎么看过电影。”

年少自卑的情绪，一直蔓延到张中臣在北电做保安，“因为自卑，我很少主动与北电学生交流，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交流，我们就队里几个喜欢电影的人互相交流。”保安队不乏喜欢电影的年轻人，他们在电脑硬盘里分门别类下载冷门艺术片，在保安宿舍里张贴电影海报，闲下来聊天的内容也与电影有关，甚至会效仿娱乐圈的对赌协议，几个人签下“对赌协议”，一周没能拍出一个小短片，就罚款五十块。

2021年FIRST青年电影展，张中臣拍摄的《最后的告别》斩获两项大奖：最佳导演与最佳影片，包括制片人、男主角等在内的十位电影主创，均为张中臣昔日的保安队友。剧本是张中臣2017年写的，彼时的他，压根不知道拍电影还能通过创投等途径找钱，拍电影的钱是每个人拿出十几万积蓄凑的。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没有退路”

张中臣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率先在物理层面实现了保卫电影：某次吕克·贝松来电影学院，他作为贴身保镖护送一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来了，也是他贴身保护。

他在北电旁听的第一节课，讲的是李安导演的《喜宴》，老师用PPT机位图，一帧一帧讲解电影中一家人吃饭的一场戏。那是他第一次全神贯注听完一节课，“高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进去过任何一节课了。那节课我不仅完全听进去了，还感受到极大的乐趣，原来电影这么有意思。”

之后的日子里，李安的那本《十年一觉电影梦》，亦成为张中臣在保安队巡逻之余常看的一本书。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再艺术，再喜欢，老不得奖，又一部部地赔，久了谁都会受不了。得奖与卖座跟权力有关。做导演，没有权和钱，很难玩得起来。不幸的是，电影跟其他艺术不一样，权力、钱跟社会资源，就是你的颜料、画布，是你的音符。”

想拍电影，没钱没资源，简直寸步难行，张中臣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迂回靠拢。2013年，张中臣通过专升本考试，考进北电非全日制的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其中一门课教电影剪辑，机房的电脑里共享电影剪辑素材，台上的老师教大家如何操作软件，但机房仅供上课时使用。

张中臣没有电脑，就借用保安同事买的苹果电脑，自告奋勇帮北电学生免费剪片，后来，有些学生还会主动提供电脑供其剪辑，并在剪辑结束后，请张中臣在三楼食堂吃顿饭。“我们平时吃饭都是在二楼，打那种几块钱一份的菜。三楼食堂贵一点，能吃到外面小馆子才有的大菜，酸汤肥牛什么的。”

彼时的张中臣告诉自己，等剪足够多的片子，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就可以拍自己的电影了。某次机缘巧合，张中臣参与到导演彭发监制的电影，为其担任剪辑助理，之后二人便经常合作。目前，张中臣已经剪辑了20多部长片。

“我很清楚，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先保自己的饭碗。有的人可以在家待着写一年剧本，我不行的。”当剪辑够足够多的电影，且手里有了一些盈余，张中臣便开始筹备自己的电影。保安队的哥们儿十分支持，几人凑钱拍出了《最后的告别》。

在FIRST影展上拿奖之后，张中臣自信了一些，表达欲也越来越充沛，且开始注重自我表达与抵达观众二者之间的平衡。他认真看完豆瓣上每一条评论，批评的声音也会部分接受：“拍这部电影时，一方面是钱上面捉襟见肘，一方面是我太想把过往的经历与感受全部呈现出来了。那时候的认知与积累，只能达到那样的水平。接下来再拍电影，我肯定会更加重视与观众的沟通。《最后的告别》即将在国内公映，虽然票房上没有什么奢求，但很期待和观众的对话和交流。”

“你爱他们，又恨他们，就这种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2021年的某一天，制片人陈坤阳给郑在欢发了一条豆瓣私信，大概意思是，他与导演张中臣都曾有过进厂打工的经历，后来接触电影。他们都很喜欢郑在欢的小说，觉得彼此有共通的地方，希望能交个朋友，也欢迎郑在欢有时间去工作室看片。

郑在欢欣然前往，并坦言观看《最后的告别》的过程十分奇妙，“电影或许如一些观众评价的那样，有些晦涩，故事性没有那么强，但视听层面很成熟。我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电影取景地在河南平顶山，我很熟悉他镜头下的土地，他把我们那里拍得很漂亮，这就是我们那里的夏天，他把我对于童年的感受都拍出来了，让我有一种在大银幕上看见童年的感觉。”

郑在欢与张中臣、陈坤阳很快成为了朋友，熟了之后才发现彼此的成长经历如此相似：都早早步入社会，没有上过大学。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合力做一部讲述过往的电影。

郑在欢开始筹备剧本，却一直没能理清头绪。他曾想讲一个杀马特为了保住头发付出努力的故事，但又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走向戏谑。直到某天，在饭桌上听王耀德（《最后的告别》主演，张中臣保安队队友）聊起他女朋友老家的一个姐姐的故事。

姐姐年轻时曾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杀马特，做十分夸张的造型，穿最亮眼的衣服。与此同时，她还要努力做工，供弟弟妹妹上学。她早期赚的钱，几乎全都给了家里。后来她生意越做越大，在当地也算小有所成。某次聚会上，姐姐偶然提及一路走来的不容易，在一家人面前哭得十分伤心。

这个故事让郑在欢深受触动，他说：“一个曾经打扮得杀马特的女孩子，爱玩也爱美，也为家里人付出了所有，但过往的那些委屈无法消化，无处排解，便一直积压在心里，每每提起就伤心。可家里人真的在意她所做的牺牲吗？还是只想打哈哈粉饰太平？”

默认的付出与漫长的自我消化，是很多家庭给予下一代的钝痛。或许很多家庭表面的平静，无非是一些人的忍让与付出让渡而来，且其中女性的比例颇高。有的女孩即便读了书，在大城市里有了落脚之地，依然会感到难过，就像脱口秀演员唐香玉说的那样，“或许我应该有更大的视野，但我得先把眼前的障碍给清除了，我好像被困住了。”

或许不仅是女性，很多男性亦如此。张中臣年少求学时感到巨大差距，觉得自卑，但当面对家人时，总觉得无法言说，即便说了，也不被理解。他曾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一回老家，看到那里的人，就觉得受不了，总想哭，“你觉得他们有可悲的地方，但他们又活得特别有生命力。你爱他们，又恨他们，就这种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染发的感觉有多好”

郑在欢从2023年年初开始写剧本，但过程一直很不顺，进展很缓慢，“之前写小说，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但写电影剧本，想到最终呈现的结果，我自己就总是感到不满意。他们也不催我，有时我都想，这么拖下去是不是就黄了？我从二月份开始写，一直拖到七月份才写出第一版初稿，大家看完感觉还行，开始把剧本发给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

初稿发完，大家又开始各自忙碌，直到某天，王红卫老师给郑在欢发来一个赞的表情，“我当时很迷惑，心想啥意思啊？后来才知道，王老师看了我的剧本，他觉得挺好。”

王红卫答应担任《我们的糖》的监制。有了前辈的肯定与提携，大家都备受鼓舞。此后，郑在欢又修改一版发过去，可这一次王红卫看完却说，“唉，我怎么觉着这版看完没有上一版激动了？”于是，提了很多修改意见。王红卫担心他们沉迷自我表达，反复提醒“不要太文艺了”。

在郑在欢眼中，王红卫是一个认真负责且颇为性情的人，他曾经用几千块和一瓶酒换郑在欢的一篇小说，只为了给学生拍作业。“王老师人很好，很愿意帮忙，但他有自己的坚持。商讨剧本时，只要遇到他觉得不好的情节，绝不会轻易敷衍过去。“

几人在北京碰了面，王红卫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郑在欢当时全都听进去了，可等回到上海提笔修改时，内心又觉得十分抵触。“当对方说服你的时候，你被对方带入某种情景，沉浸在他的气场里，就很容易被打动。可一旦离开他，从自己的角度梳理故事，就会在心里一条一条反驳回去，反驳到最后，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就很想撂挑子，绝望地感到在创作这件事上的沟通合作是如此艰难。”

“我以撂挑子相胁，要坚持自己的方向改，他们也同意了。真的坐下来要改的时候，我想要不就先按王老师说的试一下，没想到越写越顺，改了大概20场戏，故事的气质都明朗了。改完后发给他们，他们说，你不是不想这么改吗？怎么又改了？这时我才意识到，王老师真正说服了我。”

今年七月份，郑在欢又搬回北京，他说如果电影推进顺利的话，他很有可能在北京再多待上几年。“海浪电影周那几天，和中臣喝着喝着酒突然聊起剧本，聊出一堆要修改的内容，回头就接着改。这种感觉挺妙的，找到一个契合的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简直像谈恋爱一样，都让我有点爱上改剧本这件事了。”

“我们几个都三十多岁了，站在这样的节点回望过去，还原我们十几岁时在人群中看到的世界，我们几人达成的共识是：不要猎奇、不要消费、不要美化。我们为什么想讲这个关于杀马特的故事呢，或许最原初的动力就是把一个有点猎奇的符号还原成一群活生生的人，因为我们见过这群人，甚至就曾站在他们中间。”郑在欢如是说。

年少出门打工没多久，郑在欢很快便发现染发是唯一能标榜个性的事情，“在那样的年龄和环境里，当一个人需要一些存在感，需要一些娱乐或者创造，唯一能做的只有玩自己的头发。”对比当时在南方打工的那些朋友挑染成花花绿绿的造型，郑在欢的头发多少有些相形见绌。

郑在欢第一次出门打工是在河北某地的一个小作坊，年轻人不多，很多工友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姐，所以他当时的发型并不夸张，“无非是用略显非主流的长发遮住一只眼睛，有一侧的头发快要到嘴边，有点像仁科。”

与张中臣密集地修改剧本时，郑在欢重新想起这段往事，便去三里屯花重金漂染了一头金发，“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好多次来到三里屯，从未感觉自己与这个环境如此契合。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所谓‘造型’造的究竟是什么，在某些时刻简直无异于造梦，带着迥然不同的自己走上街头，一如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