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

1900年的“庚子国难”之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存在感”相对较低的西方列强之一，意大利也想在这波瓜分中国的盛宴中分一杯羹。

1900年10月，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葛以“为了有效保护意大利人在商界及航运方面的利益”为由，下令参加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队占领我国天津的海河东北岸地区。1902年6月7日，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与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嗄里纳签订了《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至此，意大利算是正式在我国获得了第一块“租界”（天津意租界，意大利语：La Concessione italiana di Tientsin），这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块意大利租界。

图1.一张二战爆发前的明信片图画，表现的是天津意租界的广场

为了保护所谓的“租界利益”，驻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其天津租界这块“中国飞地”上，意大利驻扎了一支规模较小的海军陆战队。1925年3月5日，“意大利驻华（海军陆战队）营”正式成立。这个营下辖三个连，每个连的兵力为100人。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在华权益的扩大，意大利也扩大了其在华驻军的规模和范围。

到1940年时，已有200名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上海，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意大利还在天津驻扎了18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山海关驻扎了25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平驻扎了15名海军陆战队员。除地面部队外，意大利还在中国维持着一支规模极小的海军部队。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加快了军事建设的步伐。在中德军事合作的刺激下，意大利人也在1934年向中国表达了开展军事合作的意向。随后，经过两国的协商，意大利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包括CR32型战斗机、CV33\35超轻型坦克和47毫米口径的平射炮等。

图2. 布雷达Ba 25-28型教练/战斗机

图3. 中国空军装备的布雷达Ba.28

图4. 布雷达BA.25（上）与BA.28（下）的侧视图，二者最大的差异主要在于飞机前方发动机的布置上

此外，意大利还派出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布瑞达25式教练机、萨伏亚S-81式双发轰炸机等机型。当时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鼓励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出口飞机，以促进意大利军工产品的出口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更有甚者，一些意大利官方人士甚至私下鼓励意大利公司授权中国方面获得生产许可证，以加强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图5. 萨伏亚-马切蒂Savoia-Marchetti S.81型轰炸机，伴随其飞行的双翼机是菲亚特CR（Celestino Rosatelli）系列战斗机

图6. 造型优美流线的菲亚特双翼战斗机，如果战争在1930年代初期爆发，意大利的实力还是值得一提的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及日本共同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此后，中意两国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宣告终止。虽然中国方面向意大利开出了相对来说颇为优厚的条件，但为了与经济和工业更发达的日本建立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墨索里尼最终还是选择牺牲中国的利益。

1940年9月27日，意大利正式与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当然，就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意大利加入轴心国阵营并没有立即危及意大利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也没有对它那块驻军兵力薄弱的“中国飞地”构成威胁。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特别是日本与英美的关系存在走向战争的可能，意大利在华驻军当局也认识到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而且自保能力极为有限。

图7. 1940年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时的场景，上为现场照片，下为影视照片

鉴于此，驻华意军向国内发出了增派兵力和提供补给的紧急请求。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意大利国内既派来了增援兵力，也提供了补给，但在此之前，中日两国之间早已经爆发了全面战争。作为对中日战争的应对措施，意军最高统帅部派遣了数百名士兵和“莱蒙多·蒙特库科利”号轻巡洋舰（Raimondo Montecuccoli，属于“佣兵队长”级，下文简称为“蒙特库科利”号）前往天津意租界。

图8.“蒙特库科利”号轻巡洋舰，照片摄于1938年

1937年8月底，“蒙特库科利”号从那不勒斯启航，9月中旬抵达上海。与此同时，“康特·比安卡马诺”（Conte Biancamano）号远洋轮船将意大利陆军的萨伏依掷弹兵第十团一营从非洲东北部的厄立特里亚运往上海——在1938年12月被召回国之前，该团一直作为殖民地的治安部队在海外执行任务。

1937年的淞沪会战期间，日军飞机对保卫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轰炸。9月27日和10月24日，日军飞机曾向“蒙特库科利”号投弹。在这两起空袭事件中，一名意大利水兵被炸死，数人被炸伤。这两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罗马和东京之间的关系紧张；至于日军飞机的这两次空袭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则始终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1937年12月23日，“蒙特库科利”号被其姊妹舰“巴托洛梅奥·克莱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号轻巡洋舰所替换，后者在华东地区一直驻泊到1939年9月5日。随着中日战事的日趋激烈，驻华的意大利空军、准军事部队（警察）和税收警卫队（Revenue Guard Corps）的一些人员陆续回到了意大利，只在上海和天津留下少量驻军，外加布雷舰“勒班陀”号和炮舰“卡洛托”（Carlotto）号。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英国和法国宣战，随后，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下令让部署在东非基地的几艘舰船前往远东地区，因为他们担心英国军队会很快攻击并占领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并扣押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任何意大利船只。

在1940年6月至1941年11月的东非战役期间，东非地区的意大利地面部队和空军被彻底击败。1941年2月，“厄立特里亚”号炮舰，外加两艘为意大利皇家香蕉专卖公司建造的2400吨级武装冷藏货船（RAMB Ⅰ号和RAMB Ⅱ号，即之前第924篇介绍过的兰布级辅助巡洋舰）也接到命令，离开厄立特里亚北部港市马萨瓦驶往日本。

那两艘2400吨级的武装冷藏货船在设计上就考虑过未来改装成辅助巡洋舰的可能，以便开展针对敌国商船的海上破交战。最终，“厄立特里亚”号炮舰和RAMB Ⅱ号都成功地抵达日本，但RAMB Ⅰ号的运气实在是糟糕：这艘船在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附近被皇家新西兰海军的一艘轻巡洋舰“利安得”号发现，在经过短暂的交火后，意大利人的“香蕉船”受损。最终，在船长的命令下，RAMB Ⅰ号被弃船并自沉，船长和他手下的112名船员被“利安得”号救起，并被送往锡兰。

图9.被船员弃船后正在下沉的RAMB Ⅰ号

图10.皇家新西兰海军的“利安得”号轻巡洋舰，摄于1935年的一次训练期间，照片是从一架鱼雷轰炸机上拍摄的

“香蕉船”折戟印度洋之后，从1941年3月至当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再到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之前，中国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和上海、汉口、北平等地的意大利领事馆却在纷飞的战火中保持了一份难得的平静，这当然得益于意大利和日本的盟友关系。不过，直到日本海军的航母机动部队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军部才允许部署在槟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一支意大利海军大型运输潜艇中队接受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后勤支援——这些潜艇装载着运往欧洲的战略物资。在中国和日本海域活动的意大利商船，例如18765吨的大型客轮“绿伯爵”（Conte Verde）号也为日军执行过运输任务。

1943年9月，意大利王国和同盟国之间签署了停战协议，此举让中国境内的意大利民事部门和军事机构措手不及。相反，侵华日军倒是迅速采取了行动，解除了驻华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轴心国盟友了。

在北平，有100名装备着步枪和手榴弹的水兵和陆军士兵守卫着意大利广播电台。1943年9月10日，华北日军一部在战车和火炮的支援下向这支意大利军队发动了进攻，寡不敌众的意军在抵抗了24小时之后向日军投降。不过，意大利人在投降之前设法销毁了电台的无线电设备，并烧毁了所有的文件。

天津海军基地的意大利驻军也陷入了日军的包围，而且后者在人数上拥有超过十比一的压倒性优势。即便如此，为了保护意大利领事馆和租界的平民，天津租界的意军从一开始就宣称要与日军战斗。大约600名意大利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在军营及附近的其他建筑物中构筑了工事并准备固守。他们在装备方面比驻北平的意军要精良得多，有四门76毫米口径火炮和四辆装甲车，此外他们还有足够的食品、药品和弹药，估计至少可以维持一周。

图11.天津意租界守军的装甲车

天津当地的日军要求意大利人投降。起初后者拒绝了，但当日军的大炮恐吓性地开火，再加上意大利守军被告知一个完整的日军师团在战车的支援下即将赶来后，他们的士气瞬间崩溃，并向日军投降。

在被俘的意大利军人中，一些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在意大利北部扶持的傀儡国家“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战，其他拒绝与轴心国阵营站在一起的人则被押往战俘营，并被当作奴隶劳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相比于身陷重围的地面部队，当时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意大利海军舰艇有三个选择：逃到盟军占领区、与日本人战斗，或者是投降并自沉以避免他们的舰艇被日军俘获。个别舰长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但这些决定并不总是与舰员们的意愿一致。

1943年9月8日，“厄立特里亚”号炮舰正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北岸的沙璜港之间航行，以护航刚刚从法国驶抵的1080吨级货运潜艇“卡佩里尼”（Cappellini）号。在收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后，“厄立特里亚”号立刻改变航向，前往锡兰的科伦坡。尽管途中遭到了日军飞机和舰艇的追击，但“厄立特里亚”号最终还是顺利地到达了科伦坡。

图12.“厄立特里亚”号炮舰，照片摄于1939年或1940年

意大利投降前不久，意大利海军的“朱利亚尼”（Giuliani）号和“路易吉·托勒利”（Luigi Torelli）号潜艇正停泊在新加坡，准备带着运往波尔多的货物起航。1943年7月13日，“卡佩里尼”号潜艇运载着160吨水银、铝、电焊钢，以及20毫米口径机关炮、弹药、炸弹原型、投弹装置和坦克的图纸抵达新加坡。完成交付后，“卡佩里尼”号准备返回欧洲。

“卡格尼”（Cagni）号潜艇当时正航行在印度洋中部，在从波尔多前往新加坡的途中。水面舰艇方面，除了逃往科伦坡的“厄立特里亚”号，还有停泊在上海的布雷舰“勒班陀”号和“卡洛托”号，至于那艘已改装为辅助巡洋舰的RAMB Ⅱ号此时已改名为“卡利蒂亚二号”（Calitea Ⅱ），正在日本神户进行维修。

图13.已经被改装为辅助巡洋舰的原意大利“香蕉船”RAMB Ⅱ号，照片表示的是该船在战争末期在日本海军中服役的情景

18765吨的“绿伯爵”号远洋客轮当时也停泊在上海，为了防止落入日本人之手，该船的船员于1943年9月9日将船只炸毁。“安齐奥”级布雷舰“勒班陀”号和炮舰“卡洛托”号也都被舰员们炸毁了。11月8日，“勒班陀”号被日军重新浮起并进行了修理，此后该舰被改装为日本海军的“兴津”号炮舰（注：日本投降后，该舰被转交给国民党海军，再次更名为“咸宁”号长江炮舰，并一直服役到1956年）。而在之前的10月15日，“卡洛托”号也被日军打捞，在日本船厂进行了修理和改装后，该舰依旧被归类为炮舰，并改名为“鸣海”号（注：日本投降后，“鸣海”号由国民党海军接收，改名为“江鲲”号，1949年起义，在解放军海军中服役至20世纪60年代）。

运输潜艇“卡佩里尼”号的军官和艇员们选择与德国和日本的潜艇艇员并肩作战，即便如此，当“卡佩里尼”号驶抵新加坡时，日军还是下令扣留这艘潜艇，并监禁其艇员。“朱利安尼”号和“路易吉·托勒利”号潜艇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这两艘潜艇的艇员也表达了继续与轴心国盟友并肩作战的想法。“卡格尼”号潜艇则幸运地逃到了南非的德班港，在那里，“卡格尼”号的艇长将这艘潜艇交给了盟军。

虽然日军对待投降后的意大利水兵和潜艇艇员极为粗暴野蛮，但许多“铁杆”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还是选择继续与盟军为敌，他们的抵抗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投降的意大利潜艇艇员在设在槟城的德军U型潜艇司令部的指挥下作战，该司令部还在这些意大利艇员当中“掺杂”了一些德国艇员。纳粹德国投降后，这些潜艇被日军“收押”，并改为由日本海军的艇员操纵。

“路易吉·托勒利”号潜艇继续执行战斗任务，同时其被重新命名为UIT-25号潜艇，并由一名德国艇长负责指挥。纳粹德国投降后，该艇被日军接收，并被重新命名为伊-504号。原“路易吉·托勒利”号上的20名意大利工程师自愿帮助训练日本艇员操纵伊-504号，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30日，即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半个月后才告结束。

图14.伊-504号潜艇，原意大利海军的“路易吉·托勒利”号

总的来看，被中国网友戏称为“面条国”的意大利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完全可以用“毫无波澜”来形容。不过有意思的是，1945年7月日本战败在即，为了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意大利政府赶紧对日本宣了战，当然事实上并未派出一兵一卒。1951年同盟国召开旧金山和会，缔结对日和约，意大利政府据此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会，结果被丘吉尔和杜勒斯联手回绝，最终，意大利只得与日本单独另行签订了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