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和日本都爆发了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在中国史称“戊戌变法”，在日本史称“明治维新”。两国的变法运动都以在本国实现君主立宪为目的。然而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一百天就失败了，而日本却凭借明治维新走向了富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探究竟。

                           黑船来航

1853年和1854年，美国佩里舰队两次闯入江户湾贺浦海面，强迫当时执政的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以“开国 通商”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在日本史称“黑船来航”。此条约签订后，西方其他各列强国家纷约与日本缔结类似条约，日本自此国门洞开，主权深受威胁。

面对强敌和国家的窘境，日本爆发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维新不是由读书人发动的，而是由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个藩（日本幕府时期的一种行政区划分方式）的下层武士发动的。这几个藩经济发达，军队装备了大量当时的先进武器，史称“四强藩”。正是这几个藩，在末代幕府统治者德川庆喜准备通过假惺惺的“大政奉还”窃取权力，继续以组阁方式执政的时刻，打出了倒幕的大旗。

在之后的鸟羽、伏见之战中，四强藩的倒幕军凭借高昂的士气和先进的武器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软禁德川庆喜，彻底扫除了日本维新变法的障碍。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于1868年正式发布以实行君主立宪制，实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革新为主要内容的《五条御誓文》。自此开始了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改革之路，这是日本成为富国、强国的起点。

从这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实是因为获得了拥有“枪杆子”的实力派支持。而实力派之所以能支持变法，又与日本各藩在幕府时期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制有关：幕府虽是共主，但地位和中国东周的春秋五霸差不多。各藩虽然名义上听幕府的，但军事、经济相对独立，且藩与藩、幕府与藩之间时有争斗。不断的争斗为日本保存了斗争和进取精神，以及崇拜强者，敢于革新的民族态度。因为这样的民族心态，日本遇到强敌后首先想到的是向强敌学习，哪怕暂时受些屈辱，等强大了，再去侵略他国。

公车上书

反观清朝，一切则与日本大相径庭：政治上大一统数百年，且是少数满族统治多数汉族。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比起外敌入侵，满清朝廷更害怕汉族百姓和官员造反，凡是掌军权的重要岗位，都不想让汉人染指，后来没办法了，才起用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然而这些人一旦当了官，首先考虑的是维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而不是国家。原因很简单，变革前途难卜，但想要保住官位只要讨好上面即可。因为这个原因，清朝凡是有地位的人，从慈禧到李、袁等人，对变法必然持消极态度。虽然光绪帝是个例外，但主要原因是他是没权力的“虚君”，急于通过变法拿回权力。

                          “虚君” 光绪帝

既然国内实力派不支持，那么光绪帝、康有为等维新派就必然会选择外国势力支持，于是有了请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伊滕博文（曾任日本首相，清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当顾问，请日本军队参与谋害慈禧太后，甚至倡议“中日合并”的荒唐举动。这必然导致实力派及所有担心外国势力趁机瓜分中国的爱国人士的担忧，必然合力破坏这种不成熟的荒唐计划。（因为中国的近邻李氏朝鲜王朝在1895年刚刚发生了闵妃遭日本人及亲日分子杀害，朝鲜王朝沦为傀儡政权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观澜说史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讲到。）

清朝“实力派”  李鸿章

可以说，因为国情的不同，得不到清朝实力派支持的维新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依靠外国势力干涉的邪路，虽然革新精神可嘉，但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熟的，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侥幸成功了，也必然导致外国势力深度介入清朝内政，遗害无穷，难以实现真正的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