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症八仙”的微信群中，除偶尔开开玩笑，他们会分享彼此的行程，互相问候。童朝晖还记得，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后，他和杜斌、姜利都参与到患者救治中，网友们将在地坛医院工作的三人戏称为“地三鲜”。

2021年4月，“重症八仙”中除管向东外的七人（前排从左至右：邱海波、童朝晖，后排从左至右：赵蓓蕾、郑瑞强、姜利、杜斌、康焰）又一次相聚在武汉。潘松刚 摄

编辑 | 岳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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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初，一张在武汉会议中心拍摄的照片刷屏，照片里是来自多家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八位医生，这个七位男医生+一位女医生的组合也被称为“重症八仙”。照片里，八位医生神情放松，网友说“有你们在，我们安心了。”几天后的4月6日0—24时，湖北全省新增确诊病例0例，全省新增病亡0例，成为2020年1月底疫情扩散以来，湖北首次报告无新增死亡病例。

武汉疫情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步回归正轨，“重症八仙”仍在奔波，武汉、北京、石家庄、云南、南京、扬州、郑州……出现散发疫情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认为，自己只是重症医学人的代表，是无数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的代表。

“重症八仙”中的管向东。受访者供图

“重症八仙”走遍武汉所有定点医院

2021年8月，武汉再次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又一次来到金银潭医院，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感慨颇多：“2020年初，病人数量多，重型和危重型比例高，呼吸机、氧气等医疗资源也相对紧张；这一次，我们有充足的医护人员‘围着’几个病人转。”

2020年1月18日，作为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童朝晖抵达武汉，同一天来到武汉的，还有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第二天，时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也作为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组和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奔赴武汉。

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蓓蕾在2020年农历除夕的晚上接到前往武汉的命令，大年初二早上8点，他登上前往武汉的高铁，也是唯一一位在武汉下车的乘客。在武汉的时候，赵蓓蕾每天通过简短的电话跟家里人报平安，“一切都好”、“我吃过饭了”，说不了几句，他就会挂断。爱人和女儿想视频通话，赵蓓蕾用各种借口拒绝，他说当时没有心情，也害怕说多了，妻子和女儿会更担心自己。

病例数增多、重症比例高，武汉需要更多重症医生支援。1月23日到2月7日，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郑瑞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相继奔赴武汉，“重症八仙”齐聚。

在国家卫健委调集重症力量的同时，1月24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会主委管向东开始起草《致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同道倡议书》，会同杜斌等多位专家商量并签字后，号召重症医学人去武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邱海波和救治专家组专家们向国家卫健委提出，要把救治关口前移，早期筛查病人，防止普通型转为重型，重型转为危重型。这一救治理念被广泛应用，为降低重症患者病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4月24日，武汉最后1名重症患者出院。4月26日，国家卫健委留守武汉的20位专家陆续撤离武汉，也包括“重症八仙”。他们八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名就叫“重症八仙”。彼时，他们还不知道，抗疫远未结束，线下相聚的机会不断出现。

五仙、六仙、“地三鲜”频频相遇

2020年4月9日开始，黑龙江哈尔滨出现本土疫情，根据国家卫健委指派，邱海波、童朝晖、杜斌没有休整，从武汉直接来到黑龙江，投入抗疫。这种“无缝衔接”的抗疫模式，童朝晖2020年经历不止一次，在哈尔滨的救治工作结束后，童朝晖直奔吉林；北京疫情、青岛疫情……童朝晖都是结束一地工作，直接奔赴下一地。到2021年初，童朝晖在抗疫一线的时间超过250天，行程也超过15000公里。

2020年6月5日，在抗疫一线奋战189天的邱海波启程回家。不久后，邱海波又前往乌鲁木齐、大连、瑞丽、南京、扬州，一年多来，他已经辗转全国14个地区，抗疫日程表累计超过400天。今年8月前往郑州支援时，管向东已11次出征，近300个日夜奔忙在抗疫一线。

在抗疫过程中，“六仙”齐聚新疆、“五仙”支援石家庄等标题也常常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在“重症八仙”的微信群中，除偶尔开开玩笑，他们会分享彼此的行程，互相问候。童朝晖还记得，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后，他和杜斌、姜利都参与到患者救治中，网友们将在地坛医院工作的三人戏称为“地三鲜”。

北京疫情之后的2020年9月9日，杜斌又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昆明。患者40多岁，在印尼打工，从昆明入境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病情进展迅速，很快便上了呼吸机，送进ICU。经过杜斌和同行们的努力，这名患者康复出院。“如果没有政府保障，这家人绝对没有这么多钱负担治疗费用。”杜斌说，而且越是重症的病人，越是重症医学人展现实力的时候。

2021年春节临近，石家庄等地出现疫情，全国人民响应政府号召，就地过年。新年之后，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本土确诊病例的出现，童朝晖说他的生活从那之后慢慢回归正轨。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及“重症八仙”再回到武汉会议中心，重照一次合影。

今年4月22日-25日，第四届中国危重症医学研究论坛暨第四届中国重症治疗技术大会在武汉召开。管向东因在云南瑞丽抗疫21天，4月21日才返回，大会召开期间，他正处于集中隔离期，遗憾缺席“八仙”重聚。

“希望快点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

“知道扬州出现病例后，我心里很着急，一直跟扬州市卫健委和扬州的同行保持沟通。”由于扬州定点医院的改造问题，早期扬州的确诊病例均转到南京定点医院救治。当时身在南京的郑瑞强会去看每一位从扬州转来的患者，跟他们说：“我也是扬州来的，我是苏北人民医院的。”在他看来，有了这句话，患者或许能安心，因为有老家的医生在这。

同样在扬州并肩作战的还有康焰。8月7日抵达扬州前，他已经搜集了部分资料提前了解疫情，当时，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ICU里已经收治了20多位患者。在他看来，全国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后，对重症病例的减少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有信心打好这场防疫战。“邱海波作为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管理整个扬州的医疗救治相关工作。我的工作重心更多的是院内的病人救治。”康焰说，他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开展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建立救治管理流程，完善分级治疗模式，集中力量筛查救治重症患者。每天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查房，因为只有到病床旁，才能了解病人的状况。

与此同时，“重症八仙”中的唯一女将姜利也在支援郑州抗疫。“据我们初步统计，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中，超过35%的患者有基础传染病的底子。”姜利称，郑州疫情的特点是传染病合并新冠肺炎患者不少，导致重型、危重型患者比例较高。她每日会与其他专家在各病区进行多学科会诊，完成了全部患者转运工作和重症患者的筛查预警，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流程，并在临时组建的ICU完成近30例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

救治工作取得喜人进展的同时，姜利的身体在高强度工作之下也发出“报警”。由于肩颈出现了问题，她不得不戴着颈托、贴着膏药，咬牙坚持在一线工作。

当管向东抵达郑州时，已是8月16日，此时的局面与此次疫情初期相比，已经步入正轨。与姜利会合后，他开玩笑地说：“多亏你们，我来时已经是天堂。”

8月25日，随着南京、扬州、郑州重型、危重型病人清零，几位专家在同一天撤离。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防控意识不能松懈，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又该启程奔向何方。“我希望快点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全国人民都这么想。”姜利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希望新冠疫情早日过去，一切回到正轨。

疫情助推重症医学发展，打造“温暖的ICU”

“在最具挑战的现场，给患者最多的生命机会——这就是ICU的使命。医生遇到重症患者时，会从内心产生很强烈的冲动，想要去救治。”邱海波的这句话，也说出了“重症八仙”的心声。只要国家需要，就一往无前，重症病人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

SARS、禽流感、汶川地震、甲型H1N1流感、温州动车事故、天津特大爆炸事故、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的大型灾难、疫情现场，重症医学人从不会缺席。这一场突如其来且持久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却在无形中推动了重症医学的发展。

作为中国首位重症医学博士，邱海波见证了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也在这次疫情中看到了学科发展的短板所在。“重症医学在这次疫情中面临很多考验。比如，我们原来觉得ICU床位不少，但这次疫情中发现，三甲医院ICU床位数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不过也要考虑到日常情况下，ICU床位短缺现象并不明显，在装备新的三级医院时，要让它具有转成重症收治医院的潜能。”邱海波说。

邱海波提到的这种设想，被管向东称之为“隐形ICU”，“平战时期”可以自由转换，病房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ICU所需标准，平常时期为普通病房，战时可以快速转换为ICU，既避免平时的不饱和，又能满足战时所需，加上已有的ICU，可以极大降低死亡率。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重症医学发展严重的地区差异，不同医院之间的人才差异。一旦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时情况’，这种差异就会立马显现。”管向东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发，提升整个学科的发展。

原来我国住院医师培训体系没有重症医学，这次疫情对行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症医学的作用得到肯定，在国务院领导和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下，2020年5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目录中增设重症医学科专业，学科人才梯队培养将更为规范。

在这次采访中，专家们还不约而同地提到要打造“温暖的ICU”，在学科发展这样的严肃话题之外，又增添了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在乌鲁木齐、青岛、郑州等多地的抗疫救治中，将一家人收治在一起、帮患儿找妈妈、为收治在不同医院的病人告知其家人病情等充满人情味的细节，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理念。“在传染病防控的基础上，我们会尽量为病人创造更加生活化、家庭化的氛围，增加他们治疗的信心。”康焰说。

“ICU病房里充满着各种机器，但这里不只有冰冷的机器和刺耳的报警声，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有温度的ICU。”杜斌表示，即便最终没能改变病人的临床结局，但也希望通过医疗和护理，给病人和家属最好的关怀和关照，让他们感受到医学的温暖。

对话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邱海波：“重症八仙”是整个社会在武汉疫情期间对医护人员的一个认可，也是对重症医学医护人员的认可。

姜利：“重症八仙”其实只是ICU人的缩影，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我们依然在坚持，具体是哪几个人不重要，体现的是历次疫情中重症医生的作用，象征意义更多一些。

童朝晖：这个称呼，更多是网友的一种戏称，我们还是普通人，算不上仙儿。照片上，我们八个人的表情都很轻松，也传递出武汉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的信息。

杜斌：这只是一个代号，不能说我们这八个人起到了多大作用，因为疫情的防控是多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是医疗，各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不应该把几个人的作用夸大。

管向东：被报道的第二天就上热搜了，我们到哪儿都会有人说“重症八仙”，我们不是仙，只是在现场发挥了作用，全力以赴地救治病人罢了。

康焰：本来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但面临医疗救治的问题，就想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开玩笑地说，幸好有姜利教授在，否则变成了“八大金刚”。

郑瑞强：实际上更像是个戏称，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时武汉抗疫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我们八个人其实是重症医护人员的代表，这就是一个称谓。

赵蓓蕾：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一种荣耀。我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呼，平常还有点不好意思讲，但听到别人的表扬，自己总归是高兴的。

（程守勤、汪卫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