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阿克拉9月19日电 美国黑人传奇歌手史蒂夫·旺德在74岁生日那天，收到一份特别礼物。
2024年5月13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总统府，他接过总统阿库福-阿多亲手颁发的加纳公民身份证书。
“当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我曾经来过。”谈起自己在非洲的根，这位在美国出生成长的老人饱含深情。
1619年，首批有记录可查的非洲奴隶被贩运到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现美国弗吉尼亚州）。400年后的2019年，加纳政府启动“回归之年”计划，散居世界各地的非洲后裔踏上故土，找寻与祖先的联系。
加纳所处的大西洋海岸，曾是无数非洲奴隶离开家园前的停留之所。这片奴隶们的伤心地，后来成为非洲独立运动和泛非主义的发源地。独立运动领袖克瓦米·恩克鲁玛带领加纳成为首个摆脱殖民统治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掀起非洲大陆反殖民浪潮，并在泛非主义旗帜下共同创立非洲统一组织——现非洲联盟的前身。
今天，非洲各国团结自强，为了这片大陆的发展振兴，在一体化道路上奋力前行。
“他们唱圣歌时一定会听见奴隶的哭喊”
海风猎猎，一座三角形石制堡垒依势建在加纳中部省海岸角市海边。临海的城墙上，一排黑色加农炮静静伫立，面向浪花奔涌的大西洋。
这是6月19日在加纳海岸角拍摄的奴隶堡。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这座雄伟建筑背后的故事令人心碎。”导游罗伯特·门萨在这座奴隶堡工作了18年。据他介绍，欧洲人在西非海岸线上修建了60多座类似的城堡，其中有40多座在加纳，这些城堡当年被西方人用于开展奴隶贸易转运。
门萨说，欧洲人15世纪中叶来到几内亚湾，他们用获取的商品为地区取名，加纳被冠以“黄金海岸”的名字，科特迪瓦是“象牙海岸”，现在的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部分地区则是“奴隶海岸”。
在金钱财富驱使下，欧洲人在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建立起殖民地，种植烟草、棉花、甘蔗等作物，并攫取当地的金银矿藏。当地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殖民者的屠戮和折磨下锐减，而种植和采矿又需要大量劳动力，欧洲人于是把目光转向非洲。
在政府鼓励下，欧洲商人开始进行大规模奴隶买卖，拉开了被马克思称为“贩卖人类血肉”的“三角贸易”的序幕。
奴隶贩子们从欧洲出发，满载着酒、织物和枪炮等商品前往西非。他们打着交易的旗号诱骗当地人踏上前往美洲的贩奴船，经过六至十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后，最终抵达美洲。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奴隶们被高价卖给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奴隶贩子们则带着换来的农矿产品回到欧洲。“欧洲-非洲-美洲-欧洲”——这个三角形航程让欧洲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利润最丰厚的就是奴隶贩卖。
海岸角奴隶堡是诸多城堡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最早由瑞典人修建，几经辗转后落入英国人手中。
“这里关押的奴隶不仅来自加纳，还来自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地。”门萨带着记者走向关押奴隶的地牢。地牢内阴暗潮湿，石墙上仅有一个巴掌大小的窗子透进些许光线。这样的地牢共有五间，每间都要挤进150至200名奴隶。他们戴着镣铐蹲坐，通常被关上数周甚至数月，直到贩奴船抵岸。
“他们在这里吃饭、睡觉、排泄。”门萨说。奴隶们在排泄物、呕吐物、血液和各种污物中生存，疾病迅速传播，“很多人死在这里，他们的尸体连同一些尚未断气的奴隶一起被抛入海中”。
这是6月19日在加纳海岸角奴隶堡拍摄的地牢一隅，墙边摆满了人们寄托哀思的鲜花。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地牢上方是一座小教堂，紧挨教堂入口处有一方天窗，方便西方殖民者监视。“他们唱圣歌时一定会听见奴隶的哭喊，”门萨激动地说，“他们在这里贩卖人口，还在这里祈祷！”
贩奴船到来后，活下来的奴隶们像牛马一样被赶出地牢，穿过这座城堡的“不归之门”，踏上一段生死未卜的险途。
美国作家约翰·斯皮尔斯在《美洲奴隶贸易：起源、繁荣与终结》中写道：为了装下更多奴隶，奴隶贩子们穷尽“聪明才智”，比如将男性奴隶两人一组用脚镣锁住，让他们平躺或侧卧在低矮闷热的货舱内，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难以动弹。
航程漫漫，风高浪急，勉强活命的食物、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随之而来的疾病，导致奴隶在运输途中的死亡率约为15%。在奴隶贩子眼中，奴隶是“货物”，当船上出现饮用水和食物短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奴隶扔入大海，返程后再以“为确保船只安全被迫丢弃货物减重”为由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加勒比共同体常驻联合国代表米苏丽·舍曼-彼得表示，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400多年间，有1200万至2000万非洲人从世代生息的家园被掳走为奴。
“让他们劳作到死后再买新的更划算”
从加纳海岸角奴隶堡出发，沿海岸线向东行约450公里，贝宁维达古城的沙滩上矗立着又一座被称为“不归之门”的宏伟拱门，纪念从此地被贩卖至美洲的奴隶。
这是5月27日在贝宁维达拍摄的“不归之门”。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维达古城是几内亚湾“奴隶海岸”的一部分。“不归之门”是这里一条长达4公里的“奴隶之路”的终点，而起点是被称为“查查广场”的奴隶拍卖地。
“一门加农炮可以换15个男奴隶或21个女奴隶。”20岁的贝宁导游埃斯佩罗·德索萨指着广场旁的加农炮说。埃斯佩罗是奴隶贸易时期维达“总督”弗朗西斯科·费利克斯·德索萨的后裔。
这位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维达“总督”是当时著名的奴隶贩子，“查查”是他的别称。在其统治下，面向巴西的奴隶贸易在这里发展迅速。
这是5月27日在贝宁维达拍摄的“查查广场”。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登陆巴西。这里土地广阔、物产富饶，堪比天堂的环境令葡萄牙殖民者感觉仿佛发现了“伊甸园”。葡萄牙人将精力投入到甘蔗种植中，生产当时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的蔗糖。
当殖民者试图在巴西大规模开垦甘蔗园时，残酷的劳役制度以及来自欧洲的各种细菌病毒导致原住民人口骤减。甘蔗种植带来的巨额利润催生了种植园主对非洲奴隶的“偏好”。在殖民者看来，非洲人对从欧洲传入的疾病有一定抵抗力，而且远离故土，缺乏社会联系，更容易被控制。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在《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一书中写道，巴西殖民地一家名为“塞尔希培”的甘蔗种植园的园工中，非洲人1574年仅占7%，1591年已占37%，这一比例到1638年达到100%。另据记载，到1630年，已有约17万名非洲奴隶抵达巴西，甘蔗基本上成了“黑奴作物”。
美国作家莉萨·琳赛在《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一书中写道：“这些甘蔗种植园只顾效率，惨无人道。在收割季节，奴隶们白天要在甘蔗地里辛苦劳作，晚上还要到工厂劳动，孕妇直到分娩前还在砍甘蔗……种植园主认为，相比于提供有利繁衍的环境，让他们劳作到死后再买新的更划算。”
据统计，从16世纪至19世纪，葡萄牙向巴西运输奴隶约550万人，奴隶逐渐成为巴西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今天的巴西依然可见奴隶贸易留下的印记。瓦隆古码头遗址矗立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这一始建于18世纪末的码头是当时非洲黑奴登陆巴西的主要地点。1811年至1831年间，上百万黑奴从这里进入巴西。2017年，瓦隆古码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里约热内卢港口区附近有一片被称为“小非洲”的非洲裔移民聚集区。每周一和周五，四五个乐手兼歌手在这里围坐着边弹边唱，舞者们跟着节奏跳起圆圈桑巴舞。
如今已成为巴西文化符号的桑巴，最早流行于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大量黑奴曾在该州劳役。巴西人普遍认为，“桑巴”一词是从非洲安哥拉或刚果地区的部族语言基姆本杜语中“森巴”一词演变而来，意为一种激昂的肚皮舞。
有种说法是，当年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向巴西贩运黑奴时，每天都把黑奴赶上甲板，以敲打酒桶和铁锅伴奏，让他们跳一通“森巴”活动筋骨。贩奴者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黑奴到岸时显得腿脚灵便，从而卖出个好价钱。
一艘贩奴船半年内获利4万多美元
1814年，一位欧洲访客在游记中这样描绘一座城市：数百座高耸入云的工厂，巨大的烟囱喷吐着黑色煤烟。这是英国曼彻斯特。18世纪初，这里还是一个不到一万人口的小镇，到了19世纪中叶，它已发展为英国重要的纺织业中心，拥有上百家棉纺织厂，产品远销大洋彼岸。
“正是对‘三角贸易’的巨大依赖造就了曼彻斯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任总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点明了奴隶制度和殖民统治对西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大英帝国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上层建筑是美洲贸易和制海权，下面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劳动”。
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利物浦曾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后来受益于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港口，进而成为英国的工业重镇。有据可查的英国第一艘贩奴船就是1699年10月从利物浦出发，船上载有约220名非洲奴隶，目的地是加勒比地区。整个18世纪，来自利物浦的贩奴船贩运了约150万非洲奴隶。
不仅是利物浦，英国的伦敦和布里斯托，法国的南特和波尔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泽兰等欧洲城市早年都因奴隶贸易而繁荣。这一罪恶的交易推动了欧洲殖民国家制造业、运输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据记载，在17世纪，每个黑人奴隶在非洲的离岸价格是25英镑，运到美洲后可卖到150英镑，而当时英国一名工匠将近4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才100英镑。许多奴隶贩子以微薄的资本起家，每次出航都能获得几倍于成本的利润，最高可达10倍，横渡几次大西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富商巨贾。
一名贩奴船船长曾在自传中记录，1827年一艘造价不到4000美元的贩奴船在6个月内获得超过4万美元的净利润。
奴隶贸易还促进了欧洲金融和保险业的发展，银行和保险公司争相推出衍生业务。靠奴隶贸易发家的西方商人成为银行家，用这些带血的资本投资新兴的企业。
这是2020年8月1日拍摄的英国伦敦金融城。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国奴隶制遗产”项目研究显示，如今英国的富人中，有一到两成人的财产与奴隶制有很大关联。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等英国老牌银行都是靠奴隶制赚取“第一桶金”，它们的发家过程是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缩影。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下半叶是奴隶贸易最猖獗的时期。在暴利驱动下，奴隶贸易成为连接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贸易活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等国都争相参与其中。
美洲白人种植园主从奴隶贸易中获取暴利。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其著作《棉花帝国》中指出，美国早期资本积累正是来源于“在从原住民手中抢来的土地上迫使非洲奴隶种植的棉花”。19世纪中期，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都与蓄奴州产出的棉花有关。
长达四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为西方国家带来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也让人认识到当时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残暴与血腥。
“奴役与反奴役，一切皆为利润与帝国”
1938年，还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威廉姆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中提出引发当时学界轰动的观点：西方国家废除奴隶制，并非是在道德层面的反省，而是出于经济利益和战略需求的考量。
这一论断在当时挑战了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张。欧洲殖民史学家认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在废奴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威廉姆斯把手稿交给当时英国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时，后者断然拒绝，称其“有悖英国的传统”。
“奴役与反奴役，一切皆为利润与帝国。”这位后来担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的学者在书中揭示，奴隶们创造出的财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奴隶制又成为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阻碍”。
“国家一旦实现工业化，对人工劳动的需求便大幅减少，机器可以全天候运转，而奴隶的工作效率和时间都有其局限性。”加纳历史学者亚乌·阿诺基耶-弗林蓬解释了奴隶需求降低的原因。
阿诺基耶-弗林蓬指出，奴隶制的终结不是西方人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含生产模式变化、道德争论和法律挑战等。“此外，当奴隶贸易参与者或奴隶主被要求放弃奴隶制时，这些既得利益者都获得了巨额赔偿。”
6月17日，在加纳阿克拉，历史学者亚乌·阿诺基耶-弗林蓬接受新华社采访。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例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就曾被曝光，他家族祖上就是奴隶主，当年靠着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的规定获得了一大笔赔偿。然而，上千万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在他乡受尽磨难后，却分文未得。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新形成的资本家势力逐渐壮大，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和更广阔的市场。而垄断原料供应的殖民地种植园依靠奴隶劳动维持生产，长期的强迫劳动和土地肥力下降导致生产效率逐年下滑，原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新兴资本家为打击种植园对原料的垄断，意图摧毁对方赖以生存的奴隶制。
与此同时，非洲人民从未放弃反抗斗争。18世纪后半叶，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大规模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让贩奴这笔“生意”不再那么一本万利。1791年开始的海地革命吹响时代的号角。海地奴隶们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终在1804年获得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
英国议会在1807年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类似法令，但追求暴利的欲望让奴隶贸易转入“地下”。为了避免罚款，奴隶贩子在海上遭到追踪时会将奴隶捆绑起来，系上石块扔进大海。直到19世纪末，全球奴隶贸易才基本销声匿迹。
然而，非洲人民的厄运远未结束。在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召开后，西方列强开始了对非洲大陆的全面入侵和疯狂瓜分，加深了非洲的苦难，使其面临长期贫穷与落后。
“我们原本有自己的文字和交流方式。奴隶制导致大量非洲年轻人口损失，给非洲的文明传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破坏。殖民期间强行划定的国界进一步削弱了非洲的团结。”阿诺基耶-弗林蓬说。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森·纳恩的研究显示，在奴隶贸易时期奴隶输出数量越多的非洲国家，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这些国家对周边人群的信任程度也更低。
“非洲仍存在奴隶贩子犯罪的印记。”几内亚首任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说，非洲人民今天的贫困程度，与他们被剥削的漫长历史有着明显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