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1934.7.9－2023.1.4）
二十二年前，陆灏约我一起在香港《信报》写专栏。一次《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设家宴，约了刘绍铭、董桥、郑树森、蒋芸等几位先生一起，席间几位先生聊起他们的青春往事，原来刘先生他们都是“望月派”，月指的是林文月先生，董桥太太在场，也笑笑指认确有其事。当天林太太安排了很多名菜，包括果子狸，吓得陆公子花容失色，一直旁边胆战心惊陪笑看我们吃，最后他讨了林先生家的保姆米饭了断自己。
这样就和几位先生熟起来。临走，刘先生特别叮嘱我，要用传真机，因为他喜欢传真。回上海后，我专门买了一台新传真机，这个传真机的唯一功能就是接收刘先生的信，因为当时大家都已经用电邮了。
刘先生喜欢发传真，报纸上读到几句促狭的，也会发一个信过来。他见面叫我毛丫头，书面呼我Dr. Mao，他笔迹飞扬如药方，满满一张纸常常也就二三十个字，还有一两个字需要皓首穷经地辨认，搞得我给他回信，也铺天铺地，有时他还在我的信上圈出一二，回传问我，什么字。我一边愧疚，一边也生出小小快感，嘿嘿。
刘先生要求世界是清楚爽脆的。他和郑树森先生一起到上海，郑先生浑身一丝不苟，发型袖扣皮鞋，都在最好的位置，他说掌故也一丝不苟，讲到张爱玲的美国往事，还从香港说起，再被子善老师追问几句，又倒叙回上海，刘先生旁边听得叹气，舀起一勺海瓜子，哧溜往嘴里送，咔嚓咔嚓直接嚼碎吃，慌得大家马上让他吐出来，他吐出来以后，五十个字五倍速快进讲完张爱玲的美国遭际，然后对着郑先生说，you're still a young man.
他很喜欢说别人young man，郑先生听了就好脾气笑笑，每次刘先生给别人戴上年轻的帽子，是他要另开话头的意思。有好几年，我和刘先生都在香港城市文学节评奖，最后集体讨论环节，白先勇先生说话跟昆曲一样，一唱三叹，这篇“了不起”那个也“好了不起”，我们后辈听听，只觉姹紫嫣红，刘先生听了就要young man直接表态，到底选哪篇。不过，也有一次，刘先生被别人说了句young man。
那天也是刘先生在上海，一桌人在静安寺的鹭鹭吃饭。酒过一巡，何振亚先生入场。何先生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但身板比高启强挺，他一落座就问，还有比我更老的吗？何先生看看刘先生，说了句，都是年轻人。刘先生垂下头，周伯通遇到了王重阳，也只能认真吃饭。何先生后来在赴台会议路上，突然离世，开创港台文化事业的一代先行者就此谢幕。刘绍铭先生也在今年1月离开。想起那天一桌吃饭，竟然走了三分之一，突然觉得，在这个大家拼命装嫩、广告各种减龄的年代，倚老卖老也真是一种优良作风了。
甚至，今天看看，倚老卖老实在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法宝。刘先生是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他的写作和翻译，皆成就惊人，而且独树一帜。其中，他的翻译研究，不仅有出入中英文的游刃有余，更有知人论世的独到眼光。我们曾经在饭桌上向他请教过名著翻译问题，他就举了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红楼梦》翻译中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霍译〈石头记〉商榷》中也提到，收在他的文集《文字岂是东西》里。
《文字岂是东西》，刘绍铭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211页，12.00元
刘先生比对了霍克斯的翻译，认为霍氏的口语模仿，很见功力，但是，霍克斯对人物之间更微妙关系的把握，欠缺火候。比如，小说第一回，贾雨村见了甄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进来作耍——正是无聊得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这里，“贾兄来得正好”，被霍氏翻译成：Your coming is most opportune, dear boy，刘先生点评这个“dear boy”说：这两个字出于士隐之口，不但大煞风景，而且给读者对他们二人的关系一种误解，更不用说士隐和雨村间“淡如水”境界的消失了。
这种“dear boy”，我们普通读者看看，也就过去了。高手其实就火眼金睛在这些地方，就像刘先生说阿城帮别人改剧本，也就这里加一句，“夜饭吃过伐”，那里补一个“要下雨了”，人生的要义，在虚实之间。达则游龙戏凤于四海，穷则亦步亦趋家门口。刘先生有一篇名文，《什么人撒什么野》，里面讲到有一次，他在美东一个小镇作客，偶然看到街上两个小姑娘对骂，一个顿足骂对方：Your mother wears T shirt! Your mother wears T shirt! 刘先生对自己的英文造诣是自负的，搜遍文学史也想不透为什么T恤涉脏。后来不耻下问，终于弄清楚原来当地讲究，体面女人赴宴就算不整晚礼服，穿个T恤便是自取其辱。
这种见识就只能靠阅历。所以问ChatGPT“如果你是宝玉，你会选择谁当老婆”，机器回说，选“贾母”，因为贾母对宝玉是真爱。不知道刘先生看到ChatGPT出道会说什么，也许他会写一本《文字不能感人的时代》。
如今回看，会觉得刘先生其实是个老派人，虽然他做的很多工作，无论是六十年代在台大和白先勇、欧阳子、李欧梵等一起办《现代文学》，还是翻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甚至是在美国帮张爱玲找工作，看上去都是潮人作为，但骨子里是对不断漫过堤岸的虚无感的抵抗。他写《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感叹“文字成了discourse的今天”，古人今人皆面目模糊。他要的时代，是“读巴金的《家》，看到鸣凤投湖自尽那一节，顿觉天愁地惨”；是即便“臣本布衣”，也能顶天立地，任你天子召唤，依旧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
台大外文系“南北社”成员1960年3月5日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
《现代文学》的发刊词由刘绍铭撰写：“我们打算分期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并尽可能选择其代表作品。我们如此做并不表示我们对外国艺术的偏爱，仅为依据‘他山之石’之进步原则……我们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刘绍铭译《一九八四》
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
2018年11月29日，我和陆灏宝爷一起去岭南大学见了刘先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刘先生。当天大太阳，甘琦老师做的东，刘先生兴致很高，把我们叫到他办公室各人送了一堆书，他神采奕奕，荤素不忌，但又自称“百病丛生，不良于行，每天要吃五十粒药”，陆灏马上笑他，那你身体是更好了，五年前，你还说，每天要吃一百粒药。刘先生不以为意，抬头恨世嫉俗，低头大快朵颐，时不时盖章我们一句young man。午餐结束，我们一起合了影，临别，刘先生说，我老了，你们要多来香港。
左起：甘琦、彭腾、毛尖、刘绍铭先生、陆灏、小宝。
时代轰隆向前。回头想想，他的倚老卖老，在这个时代，倒可以算是节操。就像他欣赏的奥登对“诗的功用“的解释：无非是帮助我们更能欣赏人生。或者，反过来说，帮助我们承担人生的痛苦。就这会，当我想起他说我们还是young man的表情，多少带有暗暗的得意和暗暗的惆怅。而这点得意和惆怅，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写作和翻译，用他在《旧时香港》写的话，就是：你若解其中味，那阁下亦应到了“樽前悲老大”的年纪了。引旧时小说一句老话：“朋友，你泪落茶杯了！”
再见，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