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有两则话题联系起来看很值得玩味。一则是：“专家不建议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凑首付”；另一则是：“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一定程度上，要是细看“专家不建议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凑首付”中的逻辑和立场，其实并不偏激。但是就触发的激辩风评来看，却好像惹怒了很多人。

实际上，“专家不建议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凑首付”中提及的“年轻人要有一定的积蓄再考虑买房”、“不提倡年轻人掏空六个钱包凑首付”、“开销（月供、生活消费、物业费用等）不要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并不是不合理，而是所给出的设定太过理想化。换句话说，能按照专家建议达成买房目标的人并不多。

这就使得在专家和公众的互动上，就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要知道，绝大多数专家在进行公共建议发声时，其实在用词上也都比较谨慎，基本上不太会用绝对性、确定性、是非性的语词。但即便如此，公众也总是不买账的，甚至把“建议”看作“别有用心”。

之所以如此掰扯，并不是为专家辩驳什么，而是对于建议的靠谱和不靠谱地界定，本身就很难有高下之分，尤其绝大多数时候也都是非正式的访谈式发声，这种情况下，如果公众的反感情绪“一点就着”，那根本上就并不是哪一方的问题，而是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模式出现问题。

普遍来讲，专家的建议是结果导向的，也就是把错综复杂的前置问题进行理想归结，以至于逻辑上看起来很通透，但是公众要是基于建议去实践，多数时候却没那么容易。因此公众的反感情绪主要是觉得专家的建议不接地气，以至于在互动的过程中，连专家的善意和理性也会选择性的无视。

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所提到的：“今天，在实践事务领域，受过训练的智力已被认为是无比重要的力量。而过往对智识和正规训练的玩笑，以及通常带有善意的嘲弄，都转变为了对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的恶意怨恨。”

这个现象的产生，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解释是：“曾经，由于不需要知识分子（专家和教授），故而他（她）们受到了温和的嘲讽；但现在，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激烈的怨恨，反倒是因为太需要他（她）们了。”但是这里的需要是：公众需要知识分子（专家和教授）接地气。可问题是，知识分子（专家和教授）却想（只能）跟公众讲道理。如此之下，只能是各说各话。

所以回到人们在专家建议的话题下进行怨恨表达，到专门建立“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话题，只能说这是专家和公众的互动分歧发酵到顶峰，但依然很难给出谁对谁错的绝对论断。普遍来讲，公众认为，唯有直接投身于生活的实际业务，才能带来实惠的有用性，而与之相反，理智的追求和文化的探讨会被认为不接地气（不食人间烟火、不阳刚、不实践）。

循此我们会发现，在建议和被建议的互动中，本身不在于建议和反感的合理与否，而在于双方在互动上都是基于自己的偏狭在直面对方，而就对方的善意和理性、对方的困境和处境、往往并不会进行细微地审度。

这就使得双方的互动从对话开始就是艰涩的，更别说进行有来有回的多轮互动实践。所以很多时候，反感情绪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专家说了什么，而是专家还没有说什么时，有些公众就已经开骂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专家确实很“砖家”、有些教授确实很“叫兽”。

可问题是，就算“砖家”和“叫兽”的建议不中听，但是建议毕竟是建议，觉得建议合理就听，不合理就不听，这本身也是可以的。最怕的是，有些人没等专家和教授说话，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她）们是“砖家”和“叫兽”，以至于建议还没出来，情绪就已经冲顶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