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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衰退，洪水和地震接踵而至，千百万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国民党南京政府无法坐视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也不能容忍他们构想的“第二政府”动摇自己的权力。战火一起，绵延千里，数千万人流离于荒野。

此时刚刚建立两年多的红军，却在过去一年里常常登上中国内地报刊版面的“头条”。“著名赤匪朱德手下兵马甚多，不少农民甚至国民党士兵投奔朱德，普通百姓喜欢他，只有富人碰到他要倒霉。”“几个月不见踪影的贺龙出现在他的家乡湖南省边界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袭击富豪，势力正在扩大。”“如不奋起将其消灭，中国之未来必属赤匪无疑。”国民党更加疯狂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红色区域不断被反革命力量“进剿”“会剿”“围剿”。

此时，对于红军最可怕的不是物质上的贫瘠，而是精神上的被动。毛泽东同志后来讲：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队伍内部的质疑和不自信的声音也在动摇着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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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元旦，一封特殊的“贺年信”来到了毛泽东手中。信中主张大敌当前，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

这不是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弥漫悲观的情绪。“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不时出现。

3年前，南昌起义军走到天心圩，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中只剩下陈毅1人，部队处在随时可能瓦解的境地。开国中将赖毅后来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公开的事情，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消沉的情绪分裂着这支尚未洗去旧军队习气的队伍。此时，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三湾改编”，毛泽东站在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讲话：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他还强调指出：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赣南三整”，朱德站到南昌起义军前，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比作“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他以如炬的目光平息了队伍中的喧闹，斩钉截铁地讲：“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

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最为要紧处那惊心动魄的转折。

当这封元旦来信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离开城市到农村搞武装革命是否行得通？”摆到共产党人的面前时，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又一次向它的初心和信仰回望，希望拨开思维的迷雾，锚定一个正确的历史方向。

当真理掌握在这群坚定的人手中时，所绽放的光焰必定能照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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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元旦前，这支队伍经历的蜕变就已经开始了。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中，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为新型人民军队寻找一个正确的起点。

“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召开前，红四军打下长汀，利用缴获赶制了4000套军装，红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服装。毋庸置疑，比统一服装更困难的是统一思想。有人想“走州过府”劫富济贫，有人想打进城里大吃大喝，有人想打回老家娶个老婆分块地……古田会议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但思想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支军队的质变还需要一记重锤。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5天后，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成为点亮红军思想火种的人。

他要对这支队伍说一些重要的话，解答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何在。“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这无疑是决定“中国之未来”的历史性时刻。

历史的天空，响起思想的惊雷。红军的蜕变正如新生地火从严丝合缝的、旧的地壳摩擦里迸发。旧的魂魄不在了，新的思想开始主宰。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他讲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一记惊天动地的重锤落了下来，锻打出一块坚强的钢铁。

4

胜利总是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那群人，他们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仍不失革命者的坚定和浪漫。

毛泽东以诗人般的豪迈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描绘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胜利会来，但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些为了胜利而奋斗的人，是在黑暗中高举火炬给后来者引路的人。

这一年，25岁的左权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回国。行军和战事间隙，他曾给母亲去信。信末写道：“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这一年，红军打响水南战斗。23岁的粟裕率部参战。战火硝烟中，几块炸弹弹片击中粟裕的头部。因医疗条件所限，弹片无法取出，体内带着弹片的他重返战场。54年后，粟裕大将走完了戎马倥偬的一生，在筛选火化骨灰时，竟发现三块残碎的弹片……

这一年，25岁的陈毅安告别已怀有身孕的妻子，在长沙战役中不幸牺牲。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封他写给爱人的信：“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在这群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身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呼之欲出的光明。这种光明足以让敌人畏惧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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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井冈山革命遗址，墙上一张张肖像照下是简单的生平介绍。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成了很多烈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元旦。

井冈山斗争时期，4.8万多名烈士长眠于此，只有15744人留下姓名。他们没见过今天的盛世，却带着对共产主义的笃信凝固在黑白照片里。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星火的力量一旦汇聚，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1930年12月30日，冷雨霏霏。在一个叫龙冈的山谷中，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山林。突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组织突围的国民党军撞到了一面铜墙铁壁。眼见大势已去，张辉瓒急忙找来一件士兵上衣，丢下师部人员和卫兵，由轿夫抬着朝一座小山逃去。

此次战斗，红军歼敌9000余人，张辉瓒被活捉。几天之内，红军两战两捷，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

1931年早春，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支从里到外崭新的军队，被唤起的千百万工农群众挥动红旗，已有遍染山河之势。他挥笔写下感怀之作：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