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目前，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发掘出重要文物500余件。特别巨大的黄金面具和众多罕见的青铜器的出土，让三星堆文化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同时，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争论焦点：与众不同的三星堆文化来自西方还是中原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给世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形状奇特，样式兼具狂放夸张又不失细腻写实的青铜面具、雕像。
之前两个祭祀坑中，考古工作者共发掘出土了500余件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和青铜人头像。这些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包括青铜纵目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黄金权杖在内的在其他遗迹中从未见过，如此风格独特具有鲜明色彩的青铜器。
有学者指出，这些造型，与古代两河、埃及文明中诸多元素可能有亲缘关系。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经了解的商代及以前的中华文明中，并无类似风格的文物。
三星堆黄金权杖
然而，专家指出，两河流域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王冠、冠带等成系统的王权标识；三星堆出土的金冠带、金面罩也指向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体现了王权的符号化，其泥芯（考古学者估计其木芯早已腐朽，被泥土置换）包裹金箔的金杖也常见于埃及、西亚。最典型的是现藏于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授予权杖的雕像
同样，也有人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与苏美尔考古发现的吉尔伽美什国王向生命神树祈祷的石雕上的生命神树有亲缘关系，尤其是它们的树枝都呈现向下弯曲的特征。
三星堆神树
苏美尔生命神树
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与古埃及壁画中代表太阳的符号颇为吻合
三星堆出土青铜太阳形器
古埃及壁画中的太阳标志
三星堆出土青铜纵目人像
专家还指出，三星堆铜像中，对眼睛的特别夸大同样见于两河流域的造像：人脸上有比例夸张的巨大眼眶，眼眸处漆黑，还可能用湛蓝夺目的青金石镶嵌。更有专家认为，这与最早出现在西亚的眼睛偶像有关。
考古学界也不讳言三星堆文化与西亚古文明之间有关系。1989年就有论文指出三星堆文明“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 ①。更有学术观点认为，青铜雕像与黄金权杖“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有可能来自华南濮越系，也可能来自西北的氐羌系，甚至可能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②
正是由于这些出土文物如此风格特异，却与西亚、埃及古文明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看法不胫而走——一些论者将三星堆文明视为“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证据，认为三星堆文明来自西亚、埃及。有一位作家苏三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力证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来华沿途加入的伊朗人和印度人。
然而，持文明西来论者将目光集中在这几件风格特异的文物上，却忽视了大量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常见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与中原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尊。
三星堆龙虎尊
月儿河龙虎尊
三星堆出土玉琮与良渚文化玉琮：
三星堆玉琮
故宫博物院藏良渚玉琮
高度的一致性使得有学者断言“现在我觉得，至少青铜文明能看得出来，它受中原的影响，文化的主体肯定是属于中国的。我认为它是受夏商文明的强烈影响，算一个亚文明，不管它的青铜器、玉器，甚至陶器，都能够看出它跟中原有关，也有一些本地的因素。” ③
但这一特异性与一致性混杂的状况，让考古学界内部也各执己见。
也有学者针锋相对指出，“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陶器形制，但二里头陶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陶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青铜器形制，但二里头青铜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 ④
扑朔迷离的年代判定刺激了各种争议观点的传播
考古学界本身就已经各执一词，而一个意外，让这种分歧在学术圈边缘发酵出更多诡异的说法。
当1986年三星堆器物坑被发现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很快联合接连在1987年《文物》第10期和1989年《文物》第五期上分别发表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发掘简报。此后，研究者都是以这两个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简报和某些展览图录公布的材料作为唯一的信息源，来探讨这两个器物坑及其出土器物反映的问题。
然而，详细而权威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直到十年后的1999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十年里，只依靠着有限的简报材料和展览图片，不同的考古学者提出了分歧极大的诸多见解。
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风格特异的青铜群像出土的器物坑，究竟是哪个年代的。
这10年中，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从最早相当于商代中期的殷墟一期（约3400年前），商中后期（约3200年前），商末周初（约3000年前），西周后期（约2800年前），到最迟的春秋中期（约2600年前），差距高达800年。
而如此大的差距，也随之酝酿出了一个“阴谋论”。
那就是，有人认为，为了打击“文明西来”论，考古学界故意隐瞒或篡改器物坑的碳14测定结果。要将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拉到商末周初甚至更后，人为拖后4、500年，从而将三星堆高水平的青铜器制造年代推后，从而掩盖三星堆青铜器制造水平高于同时期中原的“事实”，从而掩盖了“文明西来论”的证据。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从已有公开的资料，三星堆碳14测试数据，包括器物坑的碳14测试数据早已公开。
“三星堆器物坑的14C年代测量标本目前经过测试的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2）的测定年代为前3500年±295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520—前1470年；另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3）的测定年代为前3430年±90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前1430年。这两个数据的年代范围都要比我们根据考古交叉断代的结论要略早。” ⑤
“三星堆这两座器物坑的年代应当位于三星堆遗址分期的第二期末，或二、三期之间（如按照四期说的分期，就是第三期末或三、四期之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三星堆遗址的全部数据都偏早，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471—前1260之间。17个14C测年数据，其数量已经不少，应当能够基本说明该遗址的年代范围问题。三星堆遗址存在时期地层内采集的最晚炭标本的测年数据的年代下限也不晚于公元前1260年，属于三星堆遗址的最重要的遗存——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其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⑥
这里碳14测年数据，树轮校正后数据，以及学者根据这些数据给出的年代下限公元前1260年（约3260年前）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然而，在这10年间产生的种种歧见以及随之而来诞生的“阴谋论”，早已不胫而走。而真正科学的数据，却知者寥寥了。
而具2021年3月23日的最新报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⑦
K4祭祀坑碳14测年新闻截图
三星堆青铜器奇异的同位素特征引出考古学公案
上一节我们提到的“阴谋论”，还牵涉到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证据。“阴谋论”声称“三星堆青铜器和殷商早期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含有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而现今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铅矿，”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年代和烧埋年代当然不可能晚至商末周初，你们肯定造假了。而这一论调顺势声称，含有高辐射成因铅的铜料只能来自非洲，正是通过三星堆传入中原，并指此为文明西来的坚实证据。
商代青铜器中的高辐射成因铅同位素来源，这是考古学史上一桩有趣的公案，但上述这个描述里，却半真半假。
这个公案，来自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他在研究殷墟妇好墓青铜器时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含有一种在地球化学中极其罕见的铅，即“高放射成因铅”。他对比了当时已发表所有矿山的铅同位素数据，发现仅有云南东北部永善金沙等矿山铅同位素数据与之相符，于是他提出商代青铜器矿料来自云南东北部金沙江沿岸，即著名的“西南说”。⑧
金正耀教授
随后，金正耀教授先后完成了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新干大洋州、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汉中、天马-曲村等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测定工作，发现高放射成因铅资源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下层青铜器开始使用，到商代中期殷墟一二期达到使用高峰，殷墟三期开始减少，商代晚期的殷墟四期比例更低，到西周时期基本绝迹。
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在90年代以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的来源又出现了“长江中下游说”、“中条山说”、“秦岭说”、“湖南说”、“多产地说”甚至“非洲说”。这就是“阴谋论”提出非洲才有高放射成因铅矿的来源。
然而，1993年和1994年，金正耀教授在公布新干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研究结果时指出，考古材料中所见的特殊铅数据有着相同的大约为24.5亿年的等时年龄关系，而目前已知的地球上的高放射成因铅矿床一般都形成于16亿年之后⑨。也就是说，当时已知所有高放射成因铅矿床都不符合商代青铜器原料的特性，无论“西南说”也好，“非洲说”也罢，都无法成立。
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阴谋论”在两个地方撒了谎，第一，商代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确实都有使用高放射成因铅矿的特性，但高峰恰好是和三星堆一号器物坑碳14测定数据同时的商代中期而非商代早期。第二，并非只有非洲才有高放射成因铅矿，中国本土也有。并且，非洲高放射成因铅矿并非三星堆和商代青铜器的铜料来源。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的学术动态栏目披露，2017年金正耀教授在检测一批南阳出土古代文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批出土铅锭与殷墟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信号完全一致。他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调查，发现十多处古矿洞，采集到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均为高放射成因铅铅矿，而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一致，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和铅同位素示踪的方法确定矿山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
金正耀教授终于可以确定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矿来源于中原的豫西地区，历史的谜团解开。⑩
而采用同样原料的三星堆青铜器，无论其青铜技术和艺术风格从哪里来，其青铜原料东来也可以确定了。
古人就与世界充分交流 三星堆的争论当做如是观
从上述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充分掌握现有信息，不极端地看问题，我们就会承认，三星堆文明不是单纯的一元文明。对它形成影响的，甚至不止包括中原文化，西亚、埃及文化。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特殊的环纹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与云南省历年来发现的环纹货贝相同。中原乃至东海并不出产这种有凹槽的齿贝，这种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水域。
三星堆出土海贝
同样，也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很可能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
三星堆出土象牙
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与南亚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联通四川和南亚，直到西亚，有一条古老的通道，被称为“古身毒道”。身毒就是古代印度的别称。由于蜀地产丝绸，对外输出的主要产品也是丝绸，因此身毒道又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南方丝绸之路。巴蜀文化中心段渝教授认为“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蜀身毒道开通可追溯至商代。”而三星堆的时间大概就在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200年，恰好属于夏商时期。所以，大致和商同期的三星堆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蜀身毒道和西亚进行了商贸往来。西亚和南亚的货物和文化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四川乃至中原，而中原和四川的特产、文化，也随着这条道路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产生了影响。
青铜神树究竟源自于苏美尔的生命之树还是《山海经》中的长于“世界中心”的“建木”（《淮南子·墬形训》:建木在都广（即都广之野，今天的成都双流一带），众帝所自上下），纵目铜像是眼睛偶像的体现还是蜀地蚕文化的演变，这些具体的内容都可以交给专业的学者继续研究。
三星堆的争论实际体现了这样三种观点的碰撞：一种认为，三星堆是华夏文明单纯独自演化出的一个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一个纯粹的分支；与它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体现出的两河、埃及文化特征说明这个文明是西方的两河、埃及文明跋山涉水来到蜀中；站在两者中间的观点则是，三星堆文化呈现的特质，显然跟中原文明，两河、埃及文明都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说他只来源于于中原文明，也不能说它是两河、埃及文明西来，它的存在至少能够佐证华夏文明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南亚文明……的交流远比我们想的早得多，也深刻得多。
究竟哪个更靠近事实，读者心里应该也有分辨了。
诚如研究上古两河文明的王献华教授所说：
“你真的可以把我们过往的世界分成一块一块地去讲述，去斩钉截铁地判断什么东西是从甲方传播到乙方，或者谁从谁那学习吗？这个前提可能本身就有问题。曾经的旧大陆，曾经的地球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曾经共同的祖先同样是一个共享的世界，他们之间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