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不论海峡这边还是那边，说起薛岳的出身，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薛岳保定军校六期步科肄业。我本人也从很早就接受了这一说法。因为这一说法太久远、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编定的《陆海空军任官名簿》中，薛岳的出身一栏，就白纸黑字地填写着保定军校六期步科。之后，在1942年、1947年的类似表册中，也依然重复着这样的纪录。历史档案里如此记载，被人看成铁证是不过分的。民国七十七年，一部据说是根据采访薛岳而写成、写成后又经过薛岳亲自审定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在台湾出版，该书中也言之凿凿地写明薛与张发奎等一同入读保定军校。薛本人没有回忆录或自传存世，而这本书，“虽属多人执笔记述之史料丛书，实际上已具备薛将军口述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既然是薛将军亲口说出，以薛岳在人们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谁也不会怀疑其会编造虚假出身，这便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其保定肄业的认定。再到后来，大陆有一个叫王心刚的，写了一部《薛岳传》，其中写道，因为张发奎没能入读保定军校，让已经入读保定军校的薛岳对这位结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动感人的描写，岂不更加证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过也有过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协编辑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书出版，书中收集有特别宝贵的民国十一年编录的《保定军校同学录》的完整资料。然而在这本同学录中，却找不到薛岳的名字。这不能不让人对薛岳的保定出身产生怀疑。但不久之后，一个新的解释出现了，即薛岳是保定军校肄业而不是毕业，所以军校同学录中没有收集。为什么有这一说法，是因为有早在旧中国便已在各种军官簿册中出现的薛岳“保定军校肄业”的记载。肄业吗，按今天习惯的用法，就是学而未毕业的意思吗。于是，关于薛岳的传记中便又出现了这样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陆校尚未毕业，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而在《薛岳传》中，更有生动的描述：“不少同学都为之感到可惜，劝他毕业后再说。薛岳豪气地说，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辽阔的华北大地无法留住薛岳对南方的热烈向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这样合理的解释，又有如此具体而生动的记述，薛岳保定军校肄业一说有惊而无险，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但读过《张发奎口述自传》后，却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该书中，有多处证明薛岳在这期间不在保定的记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必须去找工作。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焑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我去肇庆办事处。”这个时间，是在张发奎未能去保定军校六期求学后不久，也就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入学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这个时间，是1917年，此时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学年的修业。
其三，“邓铿号召在水泥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因为我要照顾嘉斌【张弟】的学业。薛岳去了，”这是1918年的事，当时的保定六期，已进入第二学年。这年底，经过两个学年的学习，保定六期便毕业了。
如果张的回忆属实，那么就等于说，在保定六期肄业的两年时间内，薛岳一直都在广东，而没有在保定。
有人说张发奎的回忆录掺杂了个人情感，我对此不想评论。但我认为，全书中，张对薛的评价是比较高的，是褒多于贬的。而对于薛从陆军小学到参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狱、到投身粤军这一时期的记述，更绝无半点贬意。还有一点，即张在当时打死也不会想到薛读没读过保定日后会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隐讳什么或暴露什么的故意。从细节上看，张所述与薛这一时期的共同经历全都不是惊人之举，有些风俗琐碎只属于那个年代，并非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因而单就这一段的忆述来看，不象是有意的贴金亦或贬损，不象张年老记忆模糊后产生的错误，也不象没有那个年代生活经历的执笔者妄加的臆造。
尽管如此，张所记的这些，也还仅仅是孤证，在没有得到其他的印证前，还只能作为参考，但至少让我们对薛岳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几分怀疑。
实际上，若想证明某某是某一学校毕业，要紧的是要其拿出曾经就读于该校的证据。同样的道理，要想证明薛岳真的进入过保定军校，最铁的依据，就目前能够找到的史料来看，当然是《保定军校同学录》，但可惜的是，在这本由陆军总长和保定军校校长分别作序，其权威几乎类同钦定的同学录中，却找不到薛岳的名字。
没有这最铁的，那就转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学或教官给予旁证，也行。也就是说，假如薛岳真的也象陈铭枢、季方那样未学完便离开保定军校，只要有当事人的记述，哪怕只有一个当事人这样说，也算。但同样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这样的说法。不仅没有这样的旁证，而且，和后来薛岳传记的编撰者众口一词说其是保定六期肄业的情况相反，那么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岳帐下的将领，却全无这样的说法。特别是刘茂恩、何柱国、樊松甫、李洁之等在回忆录中，都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长串一长串的保定同学，其中许多人的显赫程度连薛岳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却都没有说到薛岳的名字。
这就更加令人置疑。结合张发奎的回忆，一个无形的链条正在串接起来，它越来越紧地缠绕着我们，强迫着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做出这样的置疑，即薛岳极有可能并非长期传说的那样曾经在保定军校肄业。
带着这份置疑，再将《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与《张发奎口述自传》对比印证，这个疑点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强烈，强烈到基本可以将原有的结论完全推翻。
《张》与《薛》两书，都有为人所诟病之处，但两书中记述薛岳于1914年被法租界逮捕，却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证。至于出狱的时间，《张》书中记载是1916年，具体哪一月哪一天没有详述；《薛》书中则记载为第一次出狱是1916年9月，后又再次被捕入狱，于1917年初方才重获自由。两书所记只是一粗一细的区别，并不发生矛盾。
如果薛岳入狱和出狱的时间真如两书所记，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薛岳并不象有些传记所说的那样，是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因为武昌预校只办两期便停办，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开学，1916年毕业，这期间内，薛岳一直在坐牢，他没有时间入读第二陆军预备学校。
没能入读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就不具备升入保定军校的资格。既然连入学资格都不符合，又谈何肄业呢？
说到这有必要说说保定军校的入学资格。保定军校自1912年开办，至1923年停办，前后共办九期，由于主要受军事教育思想不断改变的影响，这九期的入学资格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两期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保定六期的入学资格规定为第一陆军预备学校第三期毕业生（郝梦龄、刘培绪、高汝桐、李文田、上官云相等）、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毕业生（余汉谋、樊松甫、黄琪翔、叶挺、刘家琪等）和模范团第二期学兵（赵博生、刘茂恩等），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就无法升入保定军校，绝无例外。
也许有人会说，腐朽而没落的北洋政府所办的保定军校有那么严格吗？要是国民党或孙中山为薛打了招呼，也不行吗？要明了这个问题，需要对北洋时期军事制度史和军事教育史有个了解才行，特别是需要对保定军校有较深的了解才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我只能说个结论，即这样的情况如果出在各省办的讲武堂，也许能行；如果出在各杂牌军系办的军官学校，也许能行；如果出在黄埔军校，也许能行；但这样的情况出在保定军校，不行。绝对不行。薛岳既然没有陆军预备学校的经历，他纵有天大的本事、有天大的后台，也是绝对无法跨入军校大门的。再说了，以当年的情况，孙中山或国民党会不会单独为了这个刚刚出山的老虎伃给保定军校打招呼？老虎伃又会不会象今天的人们这样特别地看重保定这个招牌而非要凭关系挤进去？我看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