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美战略竞争已进入极限竞争阶段，作为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美国动用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多重手段，试图全面阻击我国科技崛起。从打压华为中兴、制裁众多中国企业，把众多中科研机构列入黑名单，推动与中国脱钩、到出台芯片禁令，联合日本、荷兰等西方国家围堵封杀中国芯片产业，等等，种种霸权手段，已超越了全球化时代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常态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已经失效，我们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竞争理论。本文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仅为抛砖引玉。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概要及评价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竞争理论。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被日欧赶超，半导体等其他新兴行业也面临激烈竞争，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举国关注。在此背景下， 1983年里根政府成立了国家竞争力委员会，波特是其中一员，负责产业竞争力研究，1991年提交《国家竞争优势》报告。后来波特教授进一步将国家竞争优势报告发展演绎为系统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并提出了分析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优势产业发展阶段理论和国家产业聚集理论等，从而形成了聚焦国家产业发展的较系统的竞争优势理论。

钻石模型方面，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并不是传统贸易理论所说简单取决于自然资源劳动力、利率、汇率等比较优势因素，更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要素、配套产业、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如下图示：

优势产业发展阶段理论方面，波特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有可能因此走下坡。如下图示，对比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波特的产业发展阶段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阶段可以形成大致对应，可以说其理论具有相当的适用性。

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竞争优势理论与产业区域理论结合，提出了产业集群概念。波特指出，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及配套要素在空间上聚集，可通过产业协同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和创新，形成强劲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已成为国际上优势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特征，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也为我国的产业升级发展带来了启发，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获得了丰富实践。

总结来看，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对二十世纪五十--九十年代期间全球化大发展、大竞争背景下各国产业竞争战略的总结与集大成之作，堪称国家竞争战略的一个巅峰。该理论突破了从单一要素认知国际竞争的传统局限，而采用更加动态和多维的视角，强调国家优势由多个要素相辅相成影响，后进国家可以充分利用产业政策系统培养和发展所需的要素禀赋，形成竞争优势。该理论为新兴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带来了诸多启迪。

但在目前中美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美西方竞争手段日益极端化、极限化的背景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已显示出明显局限性，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竞争优势理论囿于局部产业竞争层面，而目前大国竞争的层次明显属于更高的国家竞争层面，具有远超局部产业层面的系统性和全局性，所采用的手段、所动用的资源已不是产业层面能够涵盖。传统竞争优势理论面对大国竞争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混合性（与政治考量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国家联盟等因素混合）难免捉襟见肘。

其次，政府及其政策的作用被相对忽视和弱化：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是对全球化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的贸易规则下的产业竞争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当时相对稳定的竞争环境下竞争主要聚焦于具体产业，同时波特也延续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学者的思维视角，过于强调企业、市场的作用，而政府及政策的作用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近年来美西方谋求竞争优势的举措，都说明政府及其政策在国家竞争战略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而不是次要辅助作用。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国家整体力量的对决中，政府更是居于核心地位。

再次，市场本身被忽视。作为市场经济的鼻祖，西方经济学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把市场当做空气一样忽视，市场本身解构为一些禀赋要素而忽视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延续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把生产要素和需求作为国家竞争优势建立的重要维度，以此波特也对市场竞争做了诸多精辟论述，但市场本身被需求和生产要素替代；但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国家经济发展中，一个国家的市场本身就是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围绕着市场这一主线做文章，从开放、建立和持续创生新兴市场，国家竞争优势越来越强。

再者，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也强调了产业创新，但竞争优势理论的总体逻辑框架仍然是架构于传统产业框架的竞争，缺乏对超越现有产业框架的颠覆性产业创新的兼容，适应不了目前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形势，因而容易形成“竞争优势陷阱”；后全球化时代，快速迭代的技术创新、颠覆性的产业革命、市场持续的地创生，国家间竞争的差异化，充满异质性和非同构化特点，是国家竞争理论需要兼顾的重要命题。

同时，2022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俄乌冲突爆发和美国针对中国日益极化的大国竞争，多重因素叠加，深刻改变着国际竞争环境，也带来了诸多大国竞争新特点：

全球市场规则体系的失效与重塑：

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展开了层出不穷、无底线的极限制裁和施压；同样，美国对中国科技及芯片产业日益加码的极限围堵，宣扬脱钩断链，都昭示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在打破所曾经宣扬和遵守的全球化时代的WTO规则，抛弃其所宣扬的市场经济信条，其国家信用丧失，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政治化和无规则化。由此全球市场被割裂为碎片化区域市场风险加大。因此，下一步大国竞争，一个重要维度，市场规则重塑及市场体系将可能成为重点。

不仅仅是竞争优势，还有经济安全：

当前，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东西南北世界都在高谈阔论经济安全，美西方阵营的所宣传的经济安全，一半是受中国崛起冲击带来深切感受，另一半则是受美国谣言所蛊惑形成的妄想症；但是，美西方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却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是美元的放水还是加息带来的美元潮汐，还是西方把俄罗斯踢出SWIFT,以及无底线的围剿制裁手段，都令众多国家深感威胁。因此，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经济安全也日益重要，去美元化方兴未艾。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基于经济安全进行经济政策调整，而不再是单纯考虑竞争优势。未来国家间竞争，不仅仅是侧重于建立优势的竞争，还要纳入对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综合考量。

全面混合竞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目前，中美间的大国竞争，已经从原来基于世界贸易规则的寻求产业优势的竞争，演变为动用各类极限手段的国家间生死存亡的国运之争，其强度、烈度都是远超普通的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竞争不仅仅是某一维度的局部产业竞争，不是简单的芯片之争、通信产业之争，也不是人工智能之争，这些具体产业不过是一个个需要攻克的山头，总体的战役是整个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延续与整体优势的攻守之争。当然，中美这种强度的大国竞争，也比普通的中小国家面临的竞争更具有全面性和混合性，而中美竞争涉及举国市场、要素资源、制度与政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竞争，既整合国内企业，也牵涉国际盟友，是扼杀与新生、封堵与突围、阻击与超越的战争式竞争，这也是人类社会目前为止最高强度和最强烈度的全面性混合竞争，显然，这种局面不能简单从产业竞争优势的角度来思考认知。当然，中美大国竞争的全面性系统性经验，对中小国家竞争战略选择也会带来众多启迪。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提出了如下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大国竞争战略模型（姑且叫做金字塔模型），以抛砖引玉，如下图示：

大国竞争战略模型以经济安全（包括供应链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资源）为底座,由有为政府、魅力市场、活力企业、要素资源四个维度的要素构成，形成一体化的合力，开展持久的竞争性创新，从而构建起国家竞争力。

魅力市场：

不同于波特把配套产业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要素，笔者认为，从大国竞争的角度，“市场”是更能匹配大国竞争的更高也更关键的要素。所谓魅力市场，就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外部投资者，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具有巨大魅力的战略性资源及要素禀赋，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有足够魅力，它既可以吸引来大量投资，也可以通过税收及针对性的“市场换技术”等政策，吸引来大量自他资源，促进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同时，对内来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而又充分竞争的活力市场，更容易培养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企业。比如，即使在美西方鼓吹断链脱钩的背景下，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充满创新性竞争的活力，依旧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众多国际巨头来中国投资。笔者认为，国家级的魅力市场一般应包括如下关键魅力要素：市场规模吸引力（消费者数量及潜在规模、市场类别、市场营业规模）；市场要素系统配套程度（人力、知识产权、技术、信息、资本、基础设施等）、市场体系健全度（市场相关法规及配套政策、产业配套及产业集群、供应链等）、市场创生能力（即一个市场不断创造性生长、衍生成长的能力，是市场活力的核心内容）、市场特性吸引力（市场开放程度、消费者需求特性、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控制、影响还是参与，差异很大），当然这些魅力要素不一定都是最系统完善，但一定是不断完善，且充满活力的。总体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具备如下一些特点，它的魅力就会显现：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市场要素全面系统；市场体系日益健全；市场创生能力鲜明突出，能持续孕育创生出新兴产业；能提供公平、稳定的竞争环境；市场壁垒较低，具有相对开放性；富有活力：需求活跃、竞争充分。

同时，魅力市场是存在圈层的，大的范畴包括两大圈层：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是指国内企业能够辐射、覆盖、影响乃至控制的市场。国家竞争力增强，则对国际市场的建设性塑造、影响乃至控制将会加强，促进国外市场演变为对我国企业友善、更具吸引力的魅力市场；同时，这可以是一个双向良性正反馈的过程，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参与，也会促进所在国和地区的市场更加活跃而富有魅力；因此，作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来说，不仅要注重本国市场魅力的建设，也要注意对外部市场的塑造，要注意利用关键技术、标准、规则制订、联盟关系、生产制造能力、关键市场要素的掌控，实现对目标市场的影响和塑造，使之对变得对本国企业更加友善。

有为政府：

政府无疑是国家竞争力建设、国家竞争战略的总体擘画者和积极有为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人。具体来看，政府对本国竞争力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国家总体竞争力规划，把握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历史机遇，明确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愿景、目标与重点产业领域；

第二、建立完善并推动实施保障国家创新性竞争的体制机制及配套政策，以保证整个国内市场具备创新活力；

第三、打造、维护公平的国内竞争环境，防止各行业过度竞争和阻碍竞争力提升的各类垄断；

第四、提供国家竞争力发展的公共产品，构建国家竞争力提升必要的重大基础设施，整合资源打造共性基础技术平台、技术创新体系和网络等；

第五、针对高技术难度、产业链复杂的产业领域，弥补单个企业科研实力、资源投入能力的不足，组织联合攻关，突破产业瓶颈；

第六、通过加强教育、投资，支持知识产权交换分享，促进关键市场要素提升，为市场总体竞争力体质升级提供保障；

第七、强化对关键、重点行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和发展引导，培育新兴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第八、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监督国家竞争力变化及面临的经济安全威胁，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保护受威胁行业及企业的利益。显然，从前面六个方面来看，对于国家竞争力提升，政府大有作为，扮演着重要角色。

活力企业：

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所在。企业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活力细胞，是创新性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只有拥有大批充满创新活力、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国家竞争力才能扎实而强大，这方面政府难以代替企业。具体来看，活力企业基本上可分为四类：

迅猛龙类活力企业，通过创新活力能独撑起一片天，带领国家新兴产业建立群体性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开疆拓土。如我国航空领域的中航商飞、成飞集团，通讯行业的华为、中兴，互联网行业的淘宝、字节跳动等，无人机行业的大疆等，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宁德时代、比亚迪，光伏行业的隆基等等；

第二类活力企业为独角兽，这类企业某一产业领域具备独特创新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虽然其尚未有迅猛龙类企业的强大竞争力，但其在引领行业创新、开拓新兴产业市场方面潜力巨大，是国家竞争力的后浪；

再一类为专精特新灵兽，这类企业不及独角兽有那么明显的独创性和明显的成长性，但依然在某些领域具备独特的技术、工艺、产品等专长，小而精美，具备独特竞争优势，能弥补国家产业链环节的短板，为保障产业整体竞争力添砖加瓦，促进整体市场活力贡献价值。当然一些专精特新新灵兽也有可能成长蜕变为独角兽，而独角兽也有可能成长蜕变为迅猛龙；

第四类为大象型企业，这类企业规模巨大，在国际竞争中不具备突出竞争优势，也不具备鲜明创新活力，但由于其综合实力，在国家竞争力建设中扮演首先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开展适当创新，为国家竞争活力提供助力。对于这一类企业，同样有必要促进其加强创新，或为国家产业创新提供支撑。总体来看，结合我国的经验，作为后发型国家，新兴国家竞争活力的的潮头在于迅猛龙和独角兽。一个国家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弯道超车、换道竞争能力的迅猛龙和独角兽，国家的竞争活力才能得到保障。

要素资源：

毫无疑问，有独特资源优势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容易获得天然优势；笔者很认同波特教授所说，资源不仅仅是静态的，还是不断发掘，动态升值的。一个国家可能依靠静态要素资源获得的一段时期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但只有那些靠不断挖掘资源价值，创造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更能持久地享有优势。正如西亚国家靠石油获得能源优势，而美国靠创新开发页岩油保持能源领域的持续优势，而中国靠在多元新能源领域发力也逐步建立起新的能源优势，显然，独特要素资源优势来源于独特的资源价值创造。而在国际竞争中，动态的无形要素资源：如技能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源、技术、知识、技能、数据、远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的积累增加，而形成增值裂变，打开新的发展洞天。

竞争性创新：

笔者所谓竞争性创新，有三重意涵：首先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有竞争的压力，协力探求创新的出路。企业单打独斗已不能抗衡霸权国家力量的强势打压，强大的政府和市场才能为企业遮风挡雨；同样，魅力市场和活力企业是一个国家面对强势霸权国家的不败底气所在；而关键资源领域的持续优势积累使国家竞争中可打的牌更多，抵抗冲击的竞争力更强。再者，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需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寻求竞争优势的确定性，就是需要在国际竞争中有持续性进行创新突破的决心。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都经历过短期的繁荣，但最终都陷入发展中陷阱。短期（一般来说低于20年）的芸花一现的竞争优势往往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只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才能酿成发展福祉。但是，在技术创新加快、产业革命迭代加速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竞争优势保持的难度加大。因此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有为政府、魅力市场、活力企业、要素资源四个方面持续进行相辅相成的竞争性创新，在国际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保持创新的同频乃至敢于领先性。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需要四种要素在协力创新发展中相辅相成：有为政府不能代替活力企业的能动性，活力企业也不能代替政府政策，市场需要开放的活力，但也不能过度垄断和恶性竞争；要素资源可能带来短期优势，但也可能带来长期诅咒。正如中国发展经验所展示的，只有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各类创新型企业与市场、政府的结合，以及巨大资源潜力的要素价值持续发掘，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竞争性创新的持续力量。有为政府、魅力市场、活力企业、要素资源这四大要素的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才能促进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蜕变升级。笔者之于竞争性创新的更进一层意涵在于，一个国家基于有为政府、魅力市场、活力企业、要素资源的竞争性创新，不能满足于与他国在传统产业竞争、既有市场领域、既有范式中胜出，这样满足于做跟随者的竞争容易陷入竞争陷阱。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更进一步的是需要在国际竞争中通过技术、市场、发展模式等创新探索，为人类经济创新发展出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注重创造价值增量，建立起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先竞争范式，从而建立起我国技术层面、市场层面、产业层面领先的错位竞争优势。显然，目前中国正在抵达了这样一个山坳。

作者：黄蕴州，北大纵横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