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子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文化史、官僚制度史。

嘉靖时人郑晓将明代政令文书的体式归纳为诏、诰、制、敕、册文、谕、书、符、令与檄，[1]这只是较为粗疏的划分。以敕为例，又可具体分为授官时“详载职守，申以勉词”的敕、“褒奖责让”的敕谕及以四六体写成的封赠敕命，其间异同，学者已有辨析。[2]除此之外，敕尚有一种特殊的变体形式即手敕。手敕在明代中枢政务运作中颇为常见，但与敕、敕谕或敕书均有不同，研究者较少措意，本文兹就其制作、用途与性质略作考释。

一 名义、制作与形制

与手敕相近的文书体式，尚有手诏与手谕，不过三者似无明确的界线，明人已多有互用。嘉靖二十一年（1542），世宗传谕都察院指斥夏言、责言官未能纠弹，《实录》记为“上手谕都察院”[3]。按谕旨文末云“此谕俾中外知之”，格式与敕谕以“故谕”结尾不同，但万历时人转录此事，则皆作“上手敕谕都察院”[4]，说明敕与谕的分别似并不严格。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神宗召还告假回籍的阁臣王锡爵，王自述称“本年九月内特奉手敕，差行人何崇业催臣入阁”[5]，不过申时行两年后为王锡爵所作的寿序中称“归无何，而上手诏趣还”，又在王去世后序其奏议云“余谢病归，上手诏趣公还政府”[6]。王锡爵于奏疏内称“手敕”，则此为正式名称。但申时行久为首辅，精熟于文书体例，两处称“手诏”的文字写成相隔近二十年，断非误记，可知在阁臣看来，手诏与手敕具有相近的功用。

有学者认为，手敕、手诏等均出自皇帝御笔。[7]从史料中透露的零散消息来看，这一说法并不尽然。较早的事例可以举出太祖于吴元年（1367）十一月颁予朱升的免朝谒手诏，朱氏后人录之于《朱枫林集》卷首，与之并列的尚有“御翰”“御洒”二目，内收太祖御笔书信及题字，此种编排方式正说明手诏并非御笔。[8]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世宗“手谕礼部尚书夏言”，命其拟定殿名。据夏言覆奏之疏，仅称“伏蒙圣谕”，未明言为御笔，则此手谕很可能亦非世宗亲书。[9]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赐张居正酒饌用度，据《起居注》与《实录》，这一诏令是以“上手诏谕所司”的形式发下，而张居正谢恩疏仅称接获“该内府各衙门传奉圣旨”[10]，亦不言奉有御笔。

相较于手诏或手谕，手敕与御笔的关系更浅，这尤体现于手敕的制作过程。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围困北京，阁臣陈循为虚张军势，“多译写达汉字手敕黄票，密遣夜不收散俵虏营”[11]，黄票当即专用以书写诏令的黄笺，此种兼书汉、蒙文字的手敕应出自内阁的制作。弘治十三年（1500），孝宗与李东阳商定提督团营人选，“即令撰手敕稿”，李东阳“录稿以进”，“上亲书手敕成，付司礼监官”，随后由司礼监捧出至左顺门外交兵部尚书。[12]武宗时，阁臣蒋冕在奏疏中申明内阁代言之职，“手敕旨意，撰拟进呈，然后行之于外，此祖宗旧制”[13]。万历十五年（1587），神宗召见阁臣，议及修省与蠲免、赈灾事，申时行称“容臣等撰拟手敕，上请圣裁施行”，退后即拟手敕二道，分敕吏部、都察院与户部，二敕文《起居注》系于该日之末，应是经神宗首肯后颁降。[14]十六年（1588）十二月，阁臣王家屏服阙，神宗即命内阁“撰拟手敕来行”，阁臣旋即拟上，当日呈览发出。[15]阁臣“撰拟手敕”，正说明手敕只是一种文书形式，在名义上作为皇帝意志的直接反映，但与是否出自御笔无关。

那么手敕何以冠以“手”字？此点或可由其形制上索解。叶盛《水东日记》记云：

又尝见正统中手折印本敕谕，盖“广运之宝”。朝觐敕谕，亦手折印本，盖“敬天勤民之宝”，敕则盖“广运之宝”。敕今皆谓敕书，盖“手敕”耳。[16]

按此条文末云“前年议事”时曾以印玺掌故询问“赵尚书荣、杨侍郎鼎”，考二人仕履，赵于天顺元年（1457）始迁尚书，杨于景泰五年（1454）迁侍郎，则此条大致当作于景泰、天顺之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流行的敕谕形制皆为“手折印本”，所谓手折大抵即是幅面较小的折本，这可与叶盛作于成化四年（1468）的一篇跋文相互发明：

若吏部升官手敕，亦识“广运之宝”，制俱小，不封止用纸围外，或署上字，则上所亲授。洪武中，有敕、符、手诏，今所见惟此，尊称之者通曰敕书云。[17]

所谓“吏部升官手敕”，应是颁与吏部、用以特简任官的手敕，叶盛称其制小、不封，相当简易，正与前举同样钤盖“广运之宝”的“手折印本”形制相合。此种幅面较小的敕书甚至可以追溯至明初。清初人顾复曾获见明太祖“折帖手敕”，“将六十言，面书一密字”[18]。现存的两份明仁宗御笔手敕，纵26.5厘米、横14.8厘米，尺幅均远小于现存明代敕谕原件。[19]皇帝亲授者标明“上”字，则亲授者恐属少数，亲授又不等同于亲书，恰可说明手敕非尽御笔。而在明人的记述中，由皇帝亲撰亲书的手敕，往往被强调为“御笔手敕”[20]，这一点与宋代手诏与御笔手诏的区分十分相近。[21]质言之，“手敕”之名应与“手折”的文书形制有关，而非手书之意。

明仁宗御笔手敕（据《明代宫廷书画珍赏》）

二 行用范围与格式

明初特别是太祖时期，皇帝直接参与政令文书的制作，或御笔亲书，或口授而由侍从文臣代笔。但随着词臣视草与内阁代言制度的完备，诏令文书的制作在明代中后期已高度程式化，手敕亦不能免。除御笔手敕外，常规手敕大致由阁臣撰拟或径出内降。阁臣撰拟已如前述，此类大多是对部院或外官政务的指示，阁臣与皇帝议定方案后奉旨撰拟。内降文书虽被士大夫抨击为“非制”，但事实上是明代诏令重要的下达渠道。如阁臣任用、赏赐等涉及内阁的手敕，少数由内阁拟定，如前举神宗召还王家屏事，此外则直接由内官及其门客草拟，如优奖张居正的手敕，世传即出自司礼监冯保的“司房”徐爵之笔。[22]内降诏令因其来源之不透明，亦缺乏制度约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杨廷和云：

既而藉没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敕。诸司礼令散本官持来阁中示予辈，谓是钱宁所为，其中有此敕出自内意，阁下不知之语。[23]

内廷侧近者如内官、佞幸等，即可利用内降诏令假托帝命。不过相较于传奉圣旨等一般性的内降谕旨，内降手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到文官机构特别是内阁的制衡。万历十三年（1585）五月，文书官发下恩赏阁臣之“墨书敕稿”，并传口谕“着中书官便写手敕来行”[24]。敕稿很可能出自司礼监或文书房内官，阁臣并不与闻，仅需发交中书舍人缮写即可颁行，但此手敕从写定到发出必须有内阁的参与。皇帝虽然可通过手敕针对具体政务向部院直接传达旨意，但须以内阁的配合为前提，仅依靠宦官机构无法完成手敕的制作与颁降。

明代诏令文书体式与前代不同者之一，即是敕、谕合一，兼具戒敕与谕告之用。[25]归结言之，手敕的功用有三。首先是官员任用，主要体现为阁臣的任用。嘉靖初杨一清追述旧制称“我先朝内阁之臣迁除，皆从手敕中降，其间多系内阁揭帖疏名上请简用，成化以前皆然，往往命下而人未及知，正合古者命相之意”[26]。弘治以降，阁臣人选虽多由会推提名，但以手敕简用的传统仍得以延续。以嘉靖朝为例，贾詠于嘉靖三年（1524）八月“奉手敕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六年（1527）三月翟銮入阁、十年（1531）九月李时入阁、四十五年（1566）三月郭朴入阁皆出于手敕。[27]手敕任用在名义上等同于皇帝特简，吏部尚书的任用亦可通过手敕。[28]但除此二者外，皇帝可利用手敕直接任命其属意之亲信，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会推的繁琐程序。弘治十三年（1500）顾溥提督团营、正德十五年（1520）都御史陈金掌院事，均系用手敕传宣于兵部、吏部。[29]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忬巡抚大同，亦由世宗手敕吏部，“盖异数也” [30]。必须指出的是，手敕并非最终的任官依据，任命大多以敕吏部的形式发下，意在知会吏部，由吏部再行申领敕书，名义上似与吏部升官手敕相类。嘉靖四十三年（1564），世宗手敕阁臣徐阶、袁炜同进建极殿大学士，二人通过吏部咨奉方得知这一任命，正由于此。[31]

优奖是手敕较为常见的功用，如赏赐、存问、考满晋秩或加宫傅衔，主要针对高阶文官或勋戚，可视作敕谕的特殊形式，相关事例在《实录》中所在皆是，不备举。此外，手敕亦可用于针对特定事务的谕示。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南巡承天前夕，先向留守阁臣顾鼎臣颁赐敕谕，宣示政务奏报行在的方案，复召见顾于平台，授予手敕，解释此行“非漫游也”，并嘱顾“朝夕慎恭、辅赞储政”[32]，手敕在此被作为敕谕的补充，且较之程式化的敕谕更具君臣私人交流的意味。嘉靖二十一年（1542）讽科道纠劾夏言、三十一年（1552）命礼部于大祀时敬慎从事，皆用手敕传宣。[33]

最后需要略作说明的是手敕的格式。明代敕书、敕谕的书写均需遵从严格的体式限制，而二者的区别之一即是敕书以“故敕”结尾，敕谕以“故谕”结尾。[34]不过手敕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可见的手敕文字多散见于奏议引用，此外惟《万历起居注》收录较为完整全面。后者共辑录手敕16道，起万历元年（1573），讫万历三十三年（1605）。其中有4道系为阁臣加衔或赏赐敕谕吏部，均以“如敕奉行”结尾，此外12道有4道以“故谕”结尾、1道以“故敕”结尾，其余则并无明确结尾。[35]如同为赏赐阁臣事，万历元年（1573）六月十六日、七年（1579）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手敕皆用“故谕”，二年（1574）十一月十三日则用“故敕”，而九年（1581）十一月二十一日、十年（1582）六年十八日两道手敕均无结尾。[36]或可推测，直接颁降部院的手敕体例较为固定，而颁降阁臣的手敕则相对不拘于此格式，其行用亦较为灵活。

随着明代中央文书行政体制的成熟，御笔文书在政务运作中的作用已相当有限。崇祯朝以前，御笔的行用主要集中在御札或御帖，此类文书不能下之部院，只可作为皇帝与阁臣交流的专有渠道。手敕形式简便，具有部分的行政效力，在特定事务上可以直接传宣帝命于诸司，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宸断的体现。相较于屡为士大夫诟病的内批、中旨，手敕具有更多的合法性，仅有少数手敕出自御笔，此外大多为文官与内官系统合作的产物，从起草、缮写到颁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内阁参与。就此意义而言，手敕仍是制度化的政令文书，受到常规的政务运作机制的制约，无法构成超越于内阁等中间机构、直接沟通皇帝与外廷诸司的政令传递渠道。

注释

[1] （明）郑晓：《今言》卷4，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页。

[2] 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故宫学刊》第十四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182页；梁艳萍：《明代以“敕”为名的诏令文书辨析》，《档案学研究》2020年第1期。

[3] 《明世宗实录》卷263，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5217页。

[4] （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55，《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250页；（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85《职官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7页。

[5] 南炳文等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册，第1063页。

[6] （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15《寿少保王公六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6页；卷9《王文肃公疏草序》，第193页。

[7] 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122页。

[8] （明）朱升：《朱枫林集》卷1《诏》《御翰》《御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第287-288页。

[9] 《明世宗实录》卷178，嘉靖十四年八月丙申，第3829页；（明）夏言：《桂洲先生奏议》卷14《谢赐拟端凝懋勤殿名银两表里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0册，第495页。

[10]《辑校万历起居注》，第1册，第185页；《明神宗实录》卷69，万历五年十一月己未，“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1491页；（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1《谢内府供给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页。

[11] （明）陈循：《芳洲文集》附陈以跃《为祖少保公陈情追谥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346页。

[12] （明）李东阳：《燕对录》，十三年六月，《李东阳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85页。

[13] 《明武宗实录》卷164，正德十三年七月甲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3177页。

[14] 《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第2册，第664-665页。

[15] 《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日，第2册，第729页。

[16]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7《制敕符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17] （明）叶盛：《泾东小稿》卷9《恭题家藏敕书外封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329册，第115页。

[18] （清）顾复：《平生壮观》卷5《明·太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19] 仁宗御笔手敕图版见傅红展主编：《明代宫廷书画珍赏》，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今存明代敕谕尺幅多在纵40厘米以上，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明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9页。

[20]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0《谢赐金厢花犀束带表》（嘉靖十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第466页；（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0《考满谢手敕加恩疏》，第508页。

[21]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177页。

[2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禁卫·儒臣校尉》，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册，第539页。

[23] （明）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32-833页。

[24] 《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三年五月初十日，第1册，第529-530页。

[25] 万明：《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心的初步考察》，《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8页。

[26] （明）杨一清：《阁谕录》卷4《论明典章奏议》，《杨一清集》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08页。

[27] （明）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15李濂《文靖贾公詠行状》，《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明文书局1992年版，第538页；同卷许成名《石门翟公銮行状》，第545页；同书卷16赵永《文康李公时行状》，第559页；（明）郭朴：《郭文简公文集》卷6附录陈于陛《东野郭公墓志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

[28] （明）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6《赞治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第12-13页。

[29] （明）李东阳：《燕对录》，十三年六月，第385页；《国朝献徵录》卷54蒋冕《西轩陈公金神道碑》，《明代传记丛刊》第111册，第632页。

[30] （明）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58李攀龙《传》，《明代传记丛刊》第111册，第752页。

[31] （明）徐阶：《世经堂集》卷9《辞加建极殿大学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第524页。

[32] 《明世宗实录》卷221，嘉靖十八年二月甲寅，第4596页。

[33] 二十一年事见前引。三十一年事见《明世宗实录》卷391，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壬寅，第6874页。

[34] 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故宫学刊》第十四辑，第182页。

[35] 《辑校万历起居注》，第24、75、142、168、179-180、220、279、296-297、353、372、678、690、695、1193、1355、2275页。

[36] 分见《辑校万历起居注》，第24、279、75、353、372页。

原刊《历史档案》2021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马子木先生授权发布！

编辑：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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