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乡、会试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主要由两位主考官出题。因策问考察时务之特点，使其在受须依经按传、不得讥讽时政等诸多拟题规定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考官尤其是主考官个人意志的影响，体现主考官的政治意图、思想动向。虽然，明中后期，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考官阅卷存在重经义轻策论、试录依墨作程甚至代作程文等诸多问题，但科场策问仍然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士子是否把握考官策问意图，策答所体现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与考官相左，对其最终录取情况也有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科举；策问；主考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科举考试用书与思想文化互动关系研究”（21BZS009）

张献忠，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

张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191）

洪武十七年颁《科举程式》，考试内容乡、会试相同，首场试四书义三道，五经经义四道，二场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内帘官，即考官与同考官，负责出题、阅卷与录取。相对于首场的八股文考试与二场的公文写作，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以经史疑难、选官用人、纲纪风俗、文风士习、刑罚律令、御边抗虏等时务问之[①]，更能考察士子对时事的洞察力以及治国理政的能力。“时文不足以知人，必三场策对乃见经济”[[1]]^{（附卷《论科场取士》，P95a）}，由此可见，时人已认识到策场对选拔经世之才的重要性。策问主要由两位主考官所拟，谈论策题亦离不开对主考官的考察。本文拟结合对明代策场案例的分析，探究科场策问与主考官之间的关系。

一、科场策问拟题及其规定

明制，乡、会试在外提调、监视者称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者称之“内帘官”，因至公堂后进有门，加帘以隔之，故称之。[[2]]^{（卷七十《选举二》，P1695）}内帘官负责拟题、阅卷与录取，会试主考官由礼部奏请，于内阁大学士、学士等官及詹事府、各坊、司经局官内选之，后改由中央派遣，以翰林官为主，宣德后即以殿阁大学士充之。乡试主考官南北直隶多由礼部指派翰林官及春坊官，其余各省由地方自行选教谕担任，后改由京官任之。[②]关于考官对于第三场五道策问拟题的分工与顺序，史料中未见明确记载，在《明熹宗实录》中载有“至于正、副考官作文亦有次第，二、三场文字正考官论，副考官表，正考官策三问为第一、第三、第五，副考官策二问为第二、第四，凡录皆然，相沿已久”^{[[3]]（卷五六，天启五年二月庚辰，P2541-2542）}，结合前后文内容，此处之“考官作文”应是所呈试录中考官代作之“程文”。至于策问题目是否通常与程策相对应，不能一概而论。如弘治六年（1493）会试主考官李东阳所拟为该科第一、二、五问^{[[4]]（卷三十八《会试策问三道》，P414-416）[[5]]（P8a-15a）}，嘉靖二年（1523）会试主考官蒋冕所拟为该科第一、二、四问^{[[6]]（卷二十七《会试策问》，P277-279）}[[7]]^{（《嘉靖二年会试录》，P60-63）}，万历三十二年（1604）会试主考官朱赓所拟策问为该科第一、三、五问^{[[8]]（卷五《甲辰会试策问三道》，P275-288）[[9]]（卷二十二《万历甲辰会试》，P1a-35a）}，而万历二十六年（1598）会试主考官沈一贯拟该科第一、二、五问^{[[10]]（卷十三《会试策问三道》，P203-204）[9]（卷十七《万历戊戌会试》，P1a-25a）}，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主考官叶向高亦拟该科第一、二、五问^{[[11]]（卷八《癸丑会试策三道》，P38-48）[9]（卷二十六《万历癸丑会试》，P77a-99a）}。另外，弘治十二年（1499）会试第三道策问题目可以确定是副主考官程敏政所出。^{[[12]]（上篇卷二，P6a）}综合以上说明，明代会试五道策问题目，一般由主考官负责三道，副主考官负责两道，但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乡试大体亦如此，如正德五年应天府乡试，蒋冕任主考官，第三场第一、二、四篇策问即其所拟。^{[6]（卷二十七《应天府乡试策问》，P276-277）}[[13]]^{（《正德五年应天府乡试录》，P1154-1156）}策问主要考察士子经史知识以及时务之学，虽不似头场必须从四书五经内拟题，但考官所拟策问亦受颇多规定的约束，比如禁止割裂经典、参以己意、预构题目，须于敕撰书内拟题一道，以及所问经、史须含蓄其意，但不得讥讽朝政等。

明初，科举考试形式承袭元代，乡、会试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一道，洪武十七年改定为五道。策题起初主要以经史疑难及国家大事言之问之，其后始有出于经史之外并及琐屑隐僻。于是，明廷多次强调，考官所出题目须依经按传，禁止割裂经典、摘裂牵缀。天顺三年（1459），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言：“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典雅……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虽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时认题与考官相左即被黜去。”^{[[14]]（卷七十一《科举·出題禁割裂》，P206）}嘉靖十二年（1533），礼部定《题行乡试条约》中有：“试官所出三场题目，提调、监试官俱不许干预，其题目务要依经按传，不许偏生小说、意外凿空、摘裂牵缀、有失本旨，及问非所当问，干犯回避字样。”^{[4](卷七十一《科举·题行乡试条约》，P207)}为防止士子窥探考官之意从而阿谀附和，又规定考官不许预构策题，并不得以己意立说。嘉靖十年（1531），浙江巡按御史李佶言各省乡试外帘官干预出题，秘结生徒，以致科举不公之弊，后礼部奏准：“监临并外帘官不得干预，主考官务同分考官从公揭书出题，三场策题亦不许主考官预构，以防奸弊，以后会试俱遵照。”^{[4](卷七十一《科举·监临不与内帘事》，P198)}

明代皇帝认为，古帝王治天下，必有典谟训诰，即经世之典以立纲常。为了宣扬忠君行孝的教化思想，劝诫世人知忠孝、辨善恶，明代诸帝下令编纂面向社会各群体的教化、劝诫类书籍，并令科举考试于内出题。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九月，诏礼部：“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判语参试之。”^{[[15]](卷二一二，洪武二十年九月乙酉，P3141)}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为善阴骘》书成，命赐诸王、群臣及国子监、天下学校，又命礼部“自今科举取士，准《大诰》例，于内出题”。^{[[16]]（卷二一〇，永乐十七年三月丁巳，P2128-2129）}此外，明太祖敕撰《祖训》《大明集礼》《昭鉴录》《彰善瘅恶录》等，成祖敕撰《孝顺事实》、宣宗敕撰《历代臣鉴》《外戚事鉴》、英宗敕撰《五伦书》等书常出现于明中后期乡、会试策问中。就现存历科《会试录》中查得，自宣德五年（1430）始，及后历科策题第一问都会于敕撰书内拟题，乡试亦大抵如是。所以，明代士子在科举备考之时，敕撰类书应该是其必读之书。明文学家陆深在四川做官时，就于家书中嘱托儿子陆楫：“寄回《逆臣录》一部，《彰善瘅恶录》一部，可看其大纲，科场中首一问策要问此两书也，知之知之。”^{[[17]]（卷九十六《四川家书七首》，P625）}至于将此类书引入科场策问的目的，一方面是借由教育的普及与科举的发达所带来阅读人口的增加，使这类书籍所承载的礼法、伦理思想得以逐渐渗透到民间社会，以起到教化的作用。[③]明人霍韬曾上奏曰：“今若立法行天下，学校考校生员，俱先黙写《大诰》律令或《大明集礼》等书内一条，或拟作一欵，或拟策题错为问目，则人无不读诰律者矣。”^{[[18]]（卷一八六《霍文敏公文集二·裨治疏》，P1903）}另一方面，此类书有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④]，符合经史时务策以经史、时务拟题的初衷与原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二月，朱元璋命国子监祭酒胡季安与翰林院学士刘三吾议定“科举、岁贡程式”，后礼部颁行天下学校，其中规定凡出策题，“或经或史，所问之意须要含蓄，不必明显其事，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19]]（卷一《事纪一》，P117）}。如弘治十二年（1499）会试策题第三问中“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刘敬修《退斋记》，考官程敏政依例含蓄问之，但当时士子多不通晓，不详其意，这也是程敏政被质疑鬻题原由之所在。另外，策问以时务问之，指陈社会弊病本是正常，但却不得借以讥讽朝政。如嘉靖十六年（1537），世宗以应天府所进呈之试录“考官既不填名，策题又以国家祀戎大事为问，所对语多讥讪”，主考江汝璧、欧阳衢，提调孙懋、监视何宏等官俱下诏狱，所取生儒俱不许会试。^{[[20]]（卷二〇四，嘉靖十六年九月癸卯，P4271-4272）}嘉靖二十四年（1545），山东乡试策题第五问边防策略，“以策问内含讥讪”，考试、监临等官俱下狱治罪。^{[[21]]（卷六十五《御使叶经传》，P2881）}天启元年（1621），检讨缪昌期主湖广乡试，“策问中引赵高、仇士良云云，遂犯时忌”^{[[22]]（卷三，P47a）}，遭贬官。天启四年（1624），“湖广、江西、山东、福建策问内措语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诋毁朝政，讥刺朕躬，逞诡谲之词”^{[[23]]（卷二，P2a-2b）}，各乡试主考被贬三秩调外，并被削籍。诸如此类案例主要出现在明中后期内阁倾轧、宦官当权、政治腐败之时。由此看来，在科举时代，担任主考官肩负着为朝廷选拔贤才之重任，本应是无上光荣、令人艳羡之事，但有时稍有不慎，就会遭人以试题讥讽朝政之由弹劾，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同时，因科举考试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策问亦会成为主考官表达自己对于具体经史、时务问题看法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工具。

二、策问常常体现考官个人意志

科场策问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结合的特点，客观性是就其具体的经史问题而言，比如某历史典故所指何人、某一制度的历代沿革等，士子明白对答即可；主观性则体现在其问策于士的目的，士子就具体问题阐发、献策，可各抒己见，没有标准答案。另外，在策问中，考官对于所涉现象、人物、事件的态度用词上，或褒或贬，往往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时政之大且要者何其多，缘何某科以某些主题发问，其与拟题考官平日所关注之事不无关联。由此，科场策问虽然是考官代表朝廷就经史时务考察士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朝廷的旨意，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拟题考官个人因素的影响，体现出考官的个人意志。

1.策问体现主考官的政治意图

内帘出题，多有因触犯时忌而获罪者。所以，依常理来看，考官拟题迎合上意总归无错，甚至会为自身谋得迁转机会。于是科场策问中，为迎合上意，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者并不少见。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李玑、严讷主会试，该科三场第一问：

《礼》有之“惟圣人为能饗帝”，“饗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昔闻其语矣，今睹其隆矣。嘉靖辛卯至日，我皇上奉燔圜丘，匝月而甘露零于皇考之玄宫。夫露而甘瑞矣，应郊而零益瑞矣。零不于其他，而于皇考棲神之地，益瑞矣。洪惟皇考躬睿哲之德，契于穆之载。上帝眷顾，而上圣笃生。庆所丕钟，瑞从发焉，亦固其理欤。盖皇考昔亦尝咏甘露，序曰：“祯祥者，福之兆。彼甘露，虽天之和气凝结而成实，所以兆乎国家之福也，乃今福国家明徵矣。”皇考之前知，何其神欤？非以至诚之故欤？……^{[7]（《嘉靖三十八年会试录》，P431）}

明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帝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其即位伊始至嘉靖三年(1524)，围绕着“继统”与“继嗣”进行的“大礼议”之争，以嘉靖帝施加皇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或贬官，而张璁等“议礼派”新贵上位。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嘉靖帝追尊其生父朱佑杬为睿宗献皇帝，称皇考，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上述策问所引为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天降甘露于显陵事，嘉靖亲制《钦天记颂以彰玄泽》文以志其事。次年，因制《钦天记颂》赐之勋辅、讲学等诸臣。策问所出应为《钦天记颂》，该策问用词可谓“谄媚”，拟题考官借此歌颂献皇帝之功德，迎合嘉靖好祥瑞之意不言而喻。该科主考李玑次年即以吏部侍郎升南京礼部尚书^{[20]（卷四八七，嘉靖三十九年八月丁巳，P8113）}，副主考官严讷，本因善撰青词而深得嘉靖喜欢，超擢翰林学士，主该科会试后一年即免廷推，以太仆寺少卿升礼部左侍郎^{[20]（卷四九三，嘉靖四十年二月甲寅，P8193）}，又迁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所以，该科会试第一道策问无论出于哪一位考官之手，都极有可能是其借主会试之机迎合上意，并以此邀宠。

其实，在明清乡、会试策问中，将道学所关注的对于“心性的道德养成”与“帝王神圣性”联系在一起[⑤]十分常见，借以有效地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与儒学道统相联系，皇帝不仅是政治的领袖，亦是道统的传承者。如嘉靖七年（1528）山东乡试录第一道策问有“心学发于尧、舜之授受……汉唐宋之兴，去古渐远，心学不明其间，英君谊辟，亦固有得其近似者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继神圣能自得师，心学之传远接尧、舜……”^{[13]（《嘉靖七年山东乡试录》，P2089）}，该策问将明太祖朱元璋“神圣化”，其学问直接远承尧、舜；又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会试第一道策问有“我皇考睿宗皇帝盛德如周文王，我皇上严父之孝，比诸武王，备美极盛，越二千年而再见者也”^{[7]（《嘉靖二十六年会试录》，P235）}，将嘉靖帝及生父献皇帝比作周武、文王。明中叶以后，科场中类似歌颂帝王功业的策问与士子文章不胜枚举，到了清代，“已然变成了对皇帝在文教方面威信的一首赞歌”^{[[24]]（P70）}。

虽然一些考官在出题时逢迎上意，但也有考官借策问拟题之机讥刺时弊。如张治，正德十五年(1520)庚辰科进士，次年选庶吉士，授编修。嘉靖二十八年(1549)，“帝以严嵩独相久，诏廷推堪任者”，张治遂以礼部尚书入阁。“当是时，嵩得君专柄事取¨断，视同列蔑如，治悒悒不自得。而帝又专事焚修，臣咸直西苑撰青词，治欲谏不敢，不谏则违己志，愁思抑郁，遂病。”^{[[25]]（卷二六六《张治传》，P531-532）}张治虚怀高朗，临事果断，秉直不挠，晚年虽得嘉靖皇帝倚重，但是时严嵩独揽大权，结党营私，败坏朝纲，张治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抑郁而终。张治曾六次主试科场，末次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会试，张治在三场第一问即以“权臣重臣”发问[[26]]^{（卷四，P39b）}：

自古明君必得良辅以兴治理，贤臣必托显任以致事功，此其相求之志，交勤与上下。往记所载非少矣，何后代相成之效卒鲜获与？意者，人之材术各异，而心之邪正难辨邪……古今言臣之品，无出孟氏之论。后世乃又有为重臣权臣之说者，其所列述，不知于一书之义有相发明否与？诸士抱器业以求施用，其必熟于人臣事君之道……[7]（《嘉靖二十九年会试录》，P285）

后在其所撰程文中，张治又慨然写道：“夫权臣所为，重臣之所深疾；重臣所取，权臣之所不顾也。故权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无也。”其“权臣”矛头直指严嵩，意指因严嵩“得国之柄，致己之威”，“以好善之名，行诬善之实”，“蔽君以行私”，而自己“以敬正事”、“以道责难”、“徇君以行义”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也表示自己对于严嵩行为之深恶痛绝。

明天启年间，魏忠贤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深得熹宗宠信，他排除异己，专权乱政。天启四年（1624），“山东、江西、浙江、湖广、福建考官皆以策问讥刺魏忠贤”[[27]]（卷五十一《熹宗纪二》，P10b）。顾锡畴对阉党行径深恶痛绝，时主福建乡试，策问首题以“人之贵贱”为问，且说：“色授气使者为甚贱，不可昵。”其所作程策又有：“朱紫杂沓于貂珰，金组艴奕于妇寺。”[[28]]（卷十二《顾锡畴传》，P323）其讥讽宦官之意可见一斑，顾锡畴因此得罪魏忠贤，被指为东林党，降调后削籍回乡。方逢年以编修典试湖广，发策有“巨珰大蠹”之语，乃讥讽宦官为国家祸害之意，并且说“宇内岂无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觅皋、夔、稷、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2]（卷二百五十三《方逢年传》，P6545）。魏忠贤见之大怒，方逢年亦被降调削籍。山东、江西、浙江等乡试策问中亦有讥刺阉党之词，考官山东给事中熊奋渭、主事李继贞，江西检讨丁干学、给事中郝土膏，浙江编修陈子壮“并贬三秩调外，已并削其籍”。[27]（卷五十一《熹宗纪二》，P10b）虽然，在与阉党的斗争中，顾锡畴等人完败，但他们借科场策问之机讥讽时弊，展现了士大夫刚正不阿、家国天下的气节与胸怀，也给予士子正确的引导。

策问以经史入题，问策时政。因此，从策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观拟题人平日所关注的内容及对时事动态的把握。如王维桢，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博学多才，以博学强识著称，在当时的文人中有一定的名气，曾多次担任考官，号称得士多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会试，三场第五问以“国势”问策于士。明人瞿景淳在为王维桢所作行状中有：“庚戌会试复为同考官，公发策询士，略曰：‘今大同边垣既以底绩，而蓟州一路顾有遗谋。自今作之西接宣府，东抵山海为边千二百里，使干济之臣戮力经营，患可少止。’是年秋，虏果自蓟州入，天子采群臣议，特设总督大臣一人使专备辽蓟，其议盖自公发之。”[[29]]（卷十四《南京国子监祭酒槐野王公行状》，P638）由此可知，庚戌策场御虏之问或出自王维桢。《明史·王维桢传》评其“自负经世才，职文墨，不得少效于世”[2]（卷二百八十六《王维桢传》，P7348）。王维桢虽然职掌文墨，但他关心边防兵备之事，熟知各地关隘要塞，不看地图就能历历指陈。其志在经世，无奈长期供奉翰林，不得其志，策场一问，世人方知其经世抱负。

2.策问体现主考官的思想倾向

除了历代典制、政治得失的时务外，谈经论道的义理之学也是策问重要的考察方面。在考生对策中，考官不仅可以观察到士子的思想动态，也可以了解到当世之道德风俗。但同时，其经义策问也可能体现出拟题考官的思想倾向[⑥]。纵观明代思想变迁的历史，由明前期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到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并与其相颉颃，跻身主流意识形态场域，科场无疑成为重要的见证。

朱、陆异同的论辩自南宋末延续至元、明两代，演化出宋明理学阵营中“理学”与“心学”两大流派。元代，程朱理学成为官学，明初承继元代，朱学一统天下，但陆学衰而不亡，仍有学者致力于融通朱、陆。明太祖、成祖时期，规定科举考试首场的经义“专以程朱传注为主”[[30]]（卷三《经三》，P1a），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但同时这也抑制了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大部分士子不再钻研经书之微言大义，而是成为只知记诵程朱传注的“章句之儒”。程朱理学因此逐渐失去了教化人心的作用，成为干禄之徒的晋身之阶。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援引陆学所长以救朱学之弊的努力，陆学的流布即是在和会朱、陆的形式下进行的。

明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会试，由并称为“神童”，在文学上齐名的李东阳、程敏政任主考官。试后，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31]]（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丁巳，P2592）此事累及程敏政仕途，敏政出狱后四日，即愤恚发痈而卒；祸及“江南才子”唐寅，其被罢黜为吏，归家后夫妻失和，不得已靠卖字画为生。另外，“阳明心学”开创者王守仁为该科贡士第二名，后殿试赐二甲进士第七人。因此，弘治己未会试在当时已震动朝野，更是受到后来学者的关注。

从时人的记述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华昶的弹劾夸大其词，但亦非空穴来风。程敏政遭受非议的关键就在于其所拟该科会试策题第三问，“己未春，程敏政与李西涯同主考礼闱，其第三问策题程所出，以‘四子造诣’为问，许鲁斋一段出刘静修《退斋记》，士子多不通晓，程得一卷，甚异之，将以为魁，而京城内外盛传其人先得题意乃程有所私焉。”[12]（上篇卷二，P6a）那么，不妨看看这桩“鬻题”公案的“导火索”：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7]（《弘治十二年会试录》，P571）

策问中所称“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的四位前贤分别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儒刘因《退斋记》中因“文正（许衡）自请罢中书政事教国子”[[32]]（卷九十《鲁斋学案·附录》，P10a）而讥诮许衡之语：“世有挟老子之术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节量天下之休戚，而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夺之，是乃以术欺世，而即以术自免。”[32]（卷九十一《静修学案》，P3b-4a）程敏政发策以“前贤造诣”为问，意在“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策问本身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就在于其出处过于偏僻，甚少考生知晓。即使博学如清儒全祖望，初读刘因《退斋记》，亦不知其“挟老子之术以往者”所指何人。后读杨俊民所作《祠记》有语：“文正得时行道，大阐文风，众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术也’”，才怀疑《退斋记》乃“静修讥鲁斋而作也”，但未敢质言之。直到看到道园（虞集）为安敬仲《默庵集》所作之序才确定无疑。[32]（卷九十《鲁斋学案·附录》，P9b）那么，考官程敏政为什么会关注到如此生僻的论作，并将之拟入策问中“为难”众人呢？

程敏政于弘治二年（1489）作成《道一编》，提出了朱、陆学说“早异晚同”的观点。其“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33]]（卷十六《道一编目录后记》，P283）的“道一”之论就是“对陆九渊‘道外无事，心外无道’及‘心即理’之说的翻版和化用，字里行间俨然已具‘心’与‘良知’的初始意蕴”。[[34]]在南宋以降不曾间断的朱、陆之辨中有承前启后之功，特别是对其门生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兴起有重大影响。陈建在《学蔀通辨》中辨驳其学说之时，也侧面描述了程敏政“考合朱、陆”的影响力：“篁墩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后学无不宗信也。于是，修《徽州志》者称篁墩文学而能考合朱、陆，为称首矣。按闽台者称，《道一编》有功于朱陆，为之翻刻以广传矣。近年，各省试录每有策问朱、陆者，皆全据《道一编》以答矣。”[[35]]（前编卷下，P641）所以，正因为其“会同朱、陆”的思想倾向，他才会在策问中提出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四位理学大家“其造诣之地乃不一如此”，即大家思想来源不同，但殊途同归，同为理学，也才可能关注、研读到有同样倾向的元儒刘因、许衡的思想与论著[⑦]，并借主持会试之机与诸士子通过策问的形式进行探讨交流。

明代中期，理学的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朱子学日趋僵化，其“内在道德理性与现实感性之间的冲突更加暴露”[[36]]（P30），从而诱发了心学思潮的兴起。陈献章在陆九渊心学之本体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体观，他认为“道体现于心”，其思想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德年间，阳明心学兴起，并伴随着王阳明的讲学活动迅速传播，从游者甚众，至嘉靖年间，不仅很多普通士人为王阳明的良知学所折服，就连徐阶、李春芳、耿定向等朝廷重臣也都成为阳明心学的信徒，借由文人和士大夫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阳明心学开始向科举渗透[[37]]，由此影响了当时的文风士习。明嘉靖初年，阳明学之影响力已不容小觑，一些固守程朱的士大夫为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展开了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如嘉靖元年（1521）十月，给事中章侨上疏曰：“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20]（卷十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P569）再如嘉靖二年（1523）会试，第二篇策问矛头直指阳明心学：

《宋史》取周、程、张、朱诸大儒言行，述为列传，而以《道学》名焉。盖前无此例，而创为之，以崇正学也。大儒在当时，挺然以道学自任，而未尝辄以道学自名，流俗乃从而名之，又因而诋之，后又以伪学目之。时君不察，顾严为禁焉，何也？……

程子亲授《太极图》于周子，而朱子释之，义理精微，殆无余蕴。金溪于此乃不能无疑焉，何欤？易简支离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欤？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宗正学而不惑于异说，求仰副我皇上一道德以同风俗之盛意，是所望于尔诸生也。幸尽言之，无隐。[7]（《嘉靖二年会试录》，P61）

此策问言辞甚烈，“其意阴辟守仁”[[38]]（卷八十五《儒林传下》，P17b），斥阳明学为“伪学”、“异说”，旨在引导士子辟王崇朱。此策问为该科主考官蒋冕所拟，蒋冕出身书香门第，曾师从理学名臣丘濬。在嘉靖初的议礼之争中，蒋冕是坚定的“维礼派”，因此令嘉靖帝大为不悦，嘉靖三年（1524）二月，杨廷和罢归之后，蒋冕升至首辅，但仅两月余即致仕，嘉靖七年又被革职。在礼仪之争中，年轻的议礼派官员以新兴学说阳明心学为逻辑支撑点，将王阳明的“先王制礼，皆因人情”作为追尊嘉靖生父为皇考的理论依据。[[39]]因此，“固守程朱的蒋冕自然对阳明学说不以为然，所以在“议礼”的风口浪尖上，蒋冕利用主会试之机赫然于策问题目中贬斥阳明之学为“异说”。

由上可见，主考官在拟题时，一方面会将时下焦点问题或隐或显地带入策问中，另一方面也会融入考官自己的思想。因此，士子在对策之时能否清晰地呼应时政、敏锐地察觉考官意图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自己见解与考官之意相悖时，是迎合考官还是直抒己见也是士子在答题之时要面临的关键抉择。

三、策场表现与士子录取之关系

对于明代乡、会试三场文，万历元年（1573）规定：“查果三场俱优者，即置之高选。后场优异，而初场纯疵相半者，酌量收录；若初场虽善，而后场空踈者，不得一概中式。”[[40]]（卷七十七《礼部·科举通例》，P399）万历十三年（1585）奏准，试录所甄录士子之文“其后场果有学问诙博，即前场稍未纯，亦许甄录”。[40]（卷七十七《礼部·科举通例》，P400）从官方规定来看，明代考官阅卷与甄录程文应遵循“三场皆可”的原则，甚至士子后场之文优于初场，录取胜算才更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顾炎武反思明代科举取士之弊有言：“国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41]]（卷十六《三场》，P944）明人顾应祥亦曾云：“今之司文衡者，止阅初场七篇，而于论、策则略而弗视。间有长于论、策者，则又以其初场欠醇，置而不取。”[[42]]（卷十一《论杂二》，P500）明中后期考官阅卷重经义轻策论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阅卷时间仓促、评卷标准把握难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⑧]。今人在论及明代科举考试时，也不可避免地受顾炎武等人言论影响，忽视策、论之于科举的价值与意义，甚至还有一些学者仅将明清科举等同于八股取士。那么，考官是否真的仅阅首场卷？士子策场的表现与最终录取究竟有无关系？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为释疑，笔者通过对《会试录 [⑨]中所甄录程策的作者的最终录取名次与习经情况比对，制成表格如下，以直观辨析明代不同时期士子会试第三场优劣对于其最终录取排名的重要性。

明代会试程策文作者的科举名次与习经情况表

自上表可以看出，成化以前，试录中所甄录程策文作者最终名次与习经情况并没有明显规律，自正统四年会试始，开始表现出甄录前十名考生对策文的倾向，甚至只录前五名，如天顺四年及天顺七年会试，直至成化十一年会试，此模式基本确定下来。《弘治十八年会试录》开始甄录“五经魁”[11]策文各一，此后例外如嘉靖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八年，有一程策作者非经魁，但亦是五经考生各一。值得一提的是，此与丘濬对于明代试录所刻程文由“士子亲笔”过渡到“考官代作”的时间判断相吻合。弘治初，丘濬指陈科举弊病时曾提出：“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43]]（卷九《治国平天下之要·正百官·清入仕之途》，P132）终明一代，因为士子的科场策文质量实难以为程式，[12]所以虽然明廷不断强调试录所录策文宜用士子原文，不得由考官代作，[13]但依然是“弗能从也”[10]（卷四《会试录序》，P77）。嘉靖年间，夏言认为试录用士子本文而非考官自作，出现“各省试录文理纰缪，体裁庞杂”的问题，建议“士子可录之文，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范”[20]（卷一三四，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P3178）；崇祯元年正月，礼部言以往试录依墨作程是为防触忌，并奏请“仍令主司掺觚，以式多士”[[44]]（卷五，崇祯元年正月丙戌，P231）。由此说明，明中后期试录程文由考官代作一直争议不断，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概而言之，有时程策是由考官“依墨作程”或直接“代而作之”。那么，仅从程策文作者的最终排名去直接判断士子策场优劣与最终录取名次的关系或考官对于策场阅卷的重视程度，是欠妥当的。所以，对于艾尔曼所论述的，因为“乡试、会试中最优的答卷经常是当科前5名考生所写”，进而断定“虽然策问没那么重要，但是明代考官还是认真对待这部分答卷的”，“考官们会评阅所有的文章之后再确定最终的名次”这一点，[25]（P437）笔者不敢苟同。正因为试录中的程策通常署名该科前5名考生，恰恰说明了大部分时候考官对于第三场考卷的不认真与不重视。明初，考官阅卷“非三场匀称者不取”[43]（卷九《治国平天下之要·正百官·清入仕之途》，P131）。如《宣德五年会试录》刊刻程文12篇，分别是《四书》义2篇，《五经》义各1篇，论、表各1篇，策3篇。其中，程策的作者吴节与方熙分别是第二、五名，都是该科之经魁，所作经义文章亦被选作程文。而程策的另一作者林补，会试排第42名，习《书》，在本经为《书》的考生中仅排第14名；[14]《宣德八年会试录》不仅收录会元刘哲的经义文章，其2篇策文也被刊录，而程策的其他三位作者最终名次都是二十名开外。这说明明初，考官阅卷确实会兼顾三场，首场不突出但第三场策文优秀亦会被选作程文，名列前茅者尤其会元与经魁，初场与后场须俱优才行。同时，考官考量最终名次除三场兼顾的原则外，首场优秀者的优势还是要大于后场优秀者。据《明熹宗实录》中当朝大学士顾秉谦之语：“从来进呈录文，皆考官自作，即间有拣用士子者，亦十不存一二，录成，特取士子中前列者，刻名其止，历科皆然”[3]（卷五六，天启五年二月庚辰，P2541），结合上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至少从弘治以后，进呈试录中所刻5篇程策大多由考官代作，至少是考官“依墨作程”。所以，从这一点还是证实了第一场经义考试成绩对于考生最终录取名次的至关重要性。

但士子策场的表现当真对录取没有影响吗？明人涂山论及明代科场取士，认为策试才能真正识人，但考官对于谈古博今的策文“一切置之弗阅，初场取之，即策空谈亦中，初场不中，即策锦绣无睱阅矣，虽魁元亦多不答策问目之详……”[1]（附卷《论科场取士》，P95a）。这种说法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不可偏信。在上表中，可见完整程策的会试录39科，其中35科试录刊录会元的策文，或许考官不会遍阅全部士子的第三场文，但对于名列前茅者，尤其五经魁首，在决定其最终名次时，策论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而这个时候对于士子来说也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如嘉靖十七年（1537），顾鼎臣、张邦奇主会试，茅坤策试南宫，“适经房李公学诗首录予卷，荐之顾文康（鼎臣）暨张文定公（邦奇），张文定亦大喜，而顾文康读所答策问曰‘正德以前贿赂之风止行于中官，而近年以来则交乎缙绅矣’，怒曰：‘狂生！’姑置之。文定争甚力，仅置之第十三”[[45]]（卷三十二《杂著·读贺道星危言引》，P5a）。万历五年（1577），袁黄会试本取该房首卷却因“五策不合式而下第”，盖因其不知主考张四维与“俺答封贡”功臣王崇古之间的舅甥关系而“深辟和议之非”触怒考官，其余对策亦与考官出题之意旨相悖。[15]在朱国祯《涌幢小品》中还有一例：

但调元，江右人，有高才，乡举游琼州，遇王某、李某讲天文，奇之，谓为异人，尽得其说。癸丑会试策第三问偶及天文条对，甚悉，谓前代及昭代诸名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场佳甚，主试叶师相取为会元，定已七日矣，阅至此篇，大惊，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笔之试卷。遂致斥落，然则此生琼州之游岂非寻业对自阨其进乎？故天下奇异之事，奇异之人，在见者择而用之，不可胡行乱说也！[[46]]（卷十五《王李二生》，P128）

以上三例皆是士子因首场优秀被置之高选，但因第三场策对不合考官意而名落孙山或影响最终名次。这再一次印证了对于头场名列前茅者尤其经魁的策文，考官还是要批阅的，尤其是对策中所反映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有无偏差，往往会成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言及于此，对于明代士子策场优劣与最终录取的关系、程文是否由考官代作的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嘉靖十一年会试录》，五篇程策文作者虽为五经考生各一，但前四篇为经魁之策文，第五篇程策文作者蒋信会试最终排名第97，在习《书》考生中排名第26[16]，或许能说明蒋信此篇策文的优秀，非考官代作而署名之。此外，还要根据考官的个人情况去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比如《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刊刻士子程策5篇，分别为会元王鏊2篇，第二、三、四名各1篇，表面看与上文论述情况相符。但该科主考官为徐溥和丘濬，丘濬曾对考官代作程文一事提出过激烈批评，认为其“非设科之本意”，他主张“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笔削可也”[43]（卷九《治国平天下之要·正百官·清入仕之途》，P132）。所以，如果丘濬本人言行一致，那么该科会试的阅卷与试录选评甄录程文的情况就或许会有不同。会元王鏊的一、二场文，第二、三、四名的首场文也被选作程文，在程策的考官批语中多次出现“此卷五策”云云之语，而且有些批语相对较长，比较详细，[17]由此可推断该科考官阅卷比较认真，而且贯彻了兼重三场的原则，或许程文亦非完全由考官代作。

四、余论

有明一代，科举考试是官吏选拔的重要途径，而官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和国家治理能力，这就要求士子除了熟读经书外，还要通晓时务。乡、会试第三场的五篇经史时务策，就是旨在引导士子从经史中汲取智慧，关注时事，通达时务，从而将具有治国理政能力的经世之才选拔到官僚队伍中。

在科举考试中，考官特别是主考官代表着朝廷的意志，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五篇策问的拟题基本上是由两位主考官主导，一方面他们代表朝廷就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军国大事问计于士子，借此考察士子的政治素养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另一方面，考官虽然代表着朝廷意志，但是他们对于时务，对于军国大政也会有着自己的倾向性认识，这就使策问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考官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的烙印。

很多考官确实不负朝廷所望，他们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注重对士子时务的考察。特别是在政治日趋腐败、内忧外患频的明中后期，有些考官不惧得罪权臣权阉，借策问讥讽时弊，抨击权奸，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勇于肩负责任和道义的政治参与和表达。但也有一些考官不能秉持儒者操守，借策问迎合甚至谄媚帝王或权臣，大多数士子对策中亦充斥着对帝王的歌功颂德，或对当权者的迎合，他们在对策时会竭力揣摩考官策问意图，从而也就很难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加之，随着首场经义在拟题与阅卷中的分量逐渐上升，士子对策答卷的质量逐渐下降，甚至出现士子对策字数还不及考官策问字数多的情况。为防触忌，考官不得已在上呈御览的试录中刻录自己代作的程文。所以，多种原因导致“主司所重惟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47]]（卷三十三《拟辠言》，P486），以至于今人对于策论的关注亦远不及经义时文。

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考官的策问与士子的策答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生产”，艾尔曼在研究明清策问时也表示，策试不像第一、二场考试，考官只是从经典中挑选出引文让士子据其作文，与考生的对策越来越短相反，考官的策问题目却日益见长。策问给了乡、会试主考官们在科举中“直抒胸臆、以相对较长的篇幅表达自己对经学、史学和实务问题看法的机会”，并允许考官引导考生去关注很多不同的议题方向，因此它们能够“传达出很多科举考官的思想重心，乃至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25]（P455）因此，科场策问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与主考官之间的关系亦值得关注。

另外，考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掌握着拟题与录取的大权，更在于其对于一时文风士习的影响。北宋神宗时，殿试始试以策，[43]（卷九《治国平天下之要·正百官·清入仕之途》，P128）时苏轼就因“举人试策多阿谀”认识到策试以及考官所拟策问之于科场文风的影响：“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48]]（卷一百十三《上神宗缴进拟殿试策》，P404）丘濬对于苏轼之言亦颇有感悟：“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43]（卷九《治国平天下之要·正百官·清入仕之途》，P128）明初王直称永乐十九年（1421），“杨文贞公（杨士奇）司会试文衡，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曾鹤龄，诸作多梓行之，至今评程文者以是科为最。”[[49]]（卷一四《试录程序文字》，P1013）正统四年（1439）会试，王直任主考官，在试录程文中，将第二名张穆《兵马策》原卷起语“兵所以卫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马所以资兵也，非马无以足夫兵之用”改为“兵以卫民，非兵无以安民生；马以资兵，非马无以足兵用”，两句减去八个字，“自是举子以造语简严典重为尚”。[49]（卷一四《试录程序文字》，P1013）由此可见，明代主考官不仅担负着拟题的职责，而且在策问与评选程文中会输出自己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引导士子关注时务与实学，可谓文风士习的风向标。

综上，明代中后期的科举考试，由于各种原因，第三场的经史时务策虽然不及首场经义重要，但亦非可有可无。而且由于策问关乎时政，有时甚至会成为士子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策问亦由此成为考官问题意识和政见诉求的表达。

注释：

①　“三场策问，先是以经史疑难及国家之大者言之，其后始有出于经史之外并及琐屑隐僻。”参见（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四《程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0页）。

②　各省乡试主考官的选任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有教官与京官反复的阶段。明代乡、会试考官的选任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206,304-356页）。

③　 参见周中梁《明代敕撰教化书籍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8-19页）。

④　吴振清等认为，这类书的编辑，有针对性施教、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借以谋求长治久安等特点。参见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⑤　参见[美]艾尔曼著，高远致、夏丽丽译《晚明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第69页）。

⑥　美国学者艾尔曼亦提过该问题，只是并未作进一步研究，他说策问不似一、二场只是从经典中挑选出引文，而“允许考官引导考生去关注很多不同的议题方向，因此它们能够传达出许多科举考官的思想重心，乃至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参见《晚明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第455页）。

⑦　关于刘因、许衡“和会朱陆”的思想可参见张良才《和会朱陆：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陈高华《陆学在元代》（《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黄聪《元代和会朱陆思想研究——以许衡、吴澄、刘因为例》（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相关论著。

⑧　关于考官阅卷偏重首场的原因，参见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377-388页），以及[日]鹤成久章《明代会试判卷标准靠》（《考试研究》2010年第1期）等相关论著。

⑨　按《皇明贡举考》卷一《举人程文》，“录文自（洪武）二十一年始”，故未列《洪武四年会试录》。表格中所列仅为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其余51科会试录。《建文二年会试录》仅录程策文2篇，《宣德五年会试录》仅录程策文3篇。自宣德八年始，试录皆录程策文5篇，表中未列出是因试录底本有缺或字迹模糊难辨。

⑩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文本所见，《万历二十九年会试录》《万历四十七年会试录》与万历十四年及以前会试录体例不同，改变序-考官名单-三场题目-中式举人名单-程文-后序的范式，为序-考官名单-中式举人名单（不含考生名次与身份）-试题程文（程文无考生姓名与考官批语）-后序，所以该两科程策文作者无从得知。

11　明代每科乡、会试前五名必须分别是五经的“经魁”。

12　据丘濬所言：“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蹟，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丘濬《大学衍义补》，第131页）；嘉靖初，夏言也曾说：“应试之士于风檐寸晷之余，欲实录其文可为后学矜式者，盖已绝无，间有之，是取什一于千百也。”（夏言《南宫奏稿》卷一《正文体重程序简考官以收真才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第421页）。

13　如嘉靖六年九月，礼部奏准“乡、会试录，宜取生儒原卷，稍增损一二字，不必尽出己笔”（《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嘉靖六年九月戊戌”条，第1785页）；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奏准“程文宜照乡试例，删润原卷不宜尽掩初意”（《明神宗实录》卷一七〇，“万历十四年正月壬戌”条，第3084页）；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礼部奏准“刊刻程文，凡乡、会试录，前场文字多用士子原卷，量加修饰，至策题深奥，士子条答或有未畅，止许补足题意，不许全卷另作”（《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第4541页）；万历二十年正月，礼部奏准“程录悉用士子原文”（《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四，“万历二十年正月丙子”条，第4550页）；万历三十年六月，礼部奏准“程式止润饰墨卷之优者，试官不得自创”（《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三，“万历三十年六月壬辰”条，第6990页）。

14　参见《宣德五年会试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上册，第16-29页）。

15　参见张献忠：《晚明科举与思想、时政之关系考察》（《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16　详见《嘉靖十一年会试录》（《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下册，第141-185页）。

17　详见《成化十一年会试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第417-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