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宇青 朱琳琳

【导读】近期，随着云南昆明孙小果案、江西九江90后挂职副县长等事件的发酵，“官二代”问题再次引发公共讨论。本文作者认为，失足“官二代”现象主要表现为公共领域的“子承父业”型、经济领域的“以权谋私”型、社会领域的“花花公子”型等三种类型。失足“官二代”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已演化为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要治理这一问题，除了疏通社会流动的渠道，以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来保障对平民精英的有效吸纳外，还要持续整顿吏治，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文章原载《探索与争鸣》，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当下中国，诸如“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实，“二代”现象并不是当下才冒出来、为今天所独有的特殊社会现象。只要人类存在，就要繁衍生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二代”现象。正因为它是一种再正常不过、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也就通常不会对“二代”给予太多的关注。即使在谈到“二代”现象时，也并不一定具有贬义的内涵。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会在当下中国成为一个广受关注、颇具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呢？对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危害作出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官二代”现象之种种表现

从字面上看，所谓“官二代”，主要是指官员的后代。当然，这里的“二”并非确指，即可以是儿辈，也可能是孙辈。同时，“官二代”的外延又是极具弹性的，它不仅包括直系亲属，而且还可能包括旁系亲属（有一个当官的亲戚，往往会成为一些人炫耀的资本，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员亲戚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因而主动攀附官员也就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谓“官二代”现象，则是指在官员的亲属（主要是直系亲属） 中存在的，通过官员的权力和人际关系，不经由公开、公正的渠道攫取资源和特权的现象。可见，“官二代”和“官二代”现象两个概念是存在差别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概念被混用，这是需要注意的。

综观当下中国存在的“官二代”现象，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一是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子承父业”型“官二代”。

这不仅包括党政部门里的“官二代”，也包括事业单位里的“官二代”，因为在中国，事业单位通常也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其中的工作人员也属于“干部”编制。应当说，这一类型的“官二代”是当下中国最为典型、也最为集中的“二代”现象。在目前就业形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在党政部门谋得一个职位，“挤进体制内”，对于很多人（尤其是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关系的大学生） 来说，常常是最佳的选择和出路。据报道，201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 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因此，人们戏称目前的公务员考试为“第一考”。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到最后常常是要靠“关系”说了算。在一些党政部门的官员选拔、人员录用过程中，甚至引入了世袭的因素。像现在许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中曝出的“萝卜招聘”，为本地本单位领导的子女“量身定做”了不可思议的招聘条件，甚至有的地方公开规定只招本地干部子女；一些地方提拔重用的党政领导干部，很多也是官员之后。因此，在社会上流传着“拼爹”的说法。这就是说，有一个好爸爸，比什么都管用。

二是存在于经济领域的“以权谋私”型“官二代”。

这一类型的“官二代”通常是打着旗号，利用其背景的权力及其权力构建起来的关系网络，从事着经商、承揽工程、倒卖指标等活动，并常常置法纪规章于不顾，甚至干一些违法勾当、组织黑社会团伙等，而大发横财、危害社会。在今天的中国，体制内的行政资源常常成为一些人交换体制外市场资源的筹码，权力变现的戏码在当前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时常显现，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事件背后都有权力与利益勾肩搭背的内幕。

三是存在于社会领域的“花花公子”型“官二代”。

这一类型的“官二代”通常是无固定工作或尚未工作的官员后代，依仗权势，无所事事地混迹于社会，甚至出没于黑社会组织之中，而胡作非为。他们在乎的是仗着权势来“玩”，因此人们戏称他们为当代“高衙内”。当然，“花花公子”型“官二代”的问题，虽然出在“二代”身上，但问题的根子还在其背景身上。一些官员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摆着官架子，显着官威风，甚至说着假大空的话，干着见不得人的事，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官二代”们耳濡目染，也多会养成飞扬跋扈的秉性。“炫父”可谓是社会领域中“花花公子”型“官二代”的重要特征，“我爸是李刚”就是典型。

总之，不论哪种类型的“官二代”，其背后都有权力的支撑，也正是因为有了权力的支撑，他们才成为了“官二代”。当然，并不是说官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而是说官员们把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和资源当作了私人的东西，而这恰恰成为了“官二代”的前提条件。也因此，人们对“官二代”现象的不满，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官二代”，更重要的是其背景，是掌握着公共权力资源的官员的不正当作为。

▍“官二代”现象成为当下突出问题的原因

“官二代”现象并不是今天所独有的特殊社会现象，但为什么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会在当下成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凸显出来，并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对“官二代”现象的理解。作为当下中国的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官二代”现象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和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性趋势。

（一）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

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因而社会流动的空间不大、机会不多。但是，由于在当时的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安排之下，中国没有出现贫富的分化，大家处于共同的贫穷状态，“官二代”也就不成为问题。例如，在当时普遍存在着“接班”现象（也称为“顶替”），人们并不认为它有多大的不公平，反而把“接班”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制度性安排，也没有因此而生什么怨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接班”并不会带来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机会，并不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也不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大大增加，而且人们对社会流动的预期也因推行改革而大幅提高。虽然在改革之初，仍然存在着“接班”现象，但人们还是对“接班”现象没有怨言。这是因为即使人们在公共领域没有上升的空间，但在其他领域却有获得发展的巨大可能，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较大，这时人们的心态也是平和的。因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一个人在公共领域得不到满足所存在的缺憾。

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评价并不仅仅限于在公共领域的成就，而是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实现自己的价值，都能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这同样能够把人们对“官二代”现象的不满挡在门外，因此，“官二代”在此时仍然不是大问题。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格局的相对固定化，社会流动的空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出现了逐步减少的趋势。固然，这种状况和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存在一定的关联，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因而使得就业呈现出紧张的态势。

以大学生为例，在过去，如果能够上大学，就意味着拿到了“铁饭碗”，它也会让人真正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内涵和意义；而现在，很多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没有权势可以依赖的“民二代”大学生来说，无论他们作出何种努力，都无法改变他们被体制排斥的命运，甚至有的“民二代”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即使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幸跻身于“体制内”，成为普通公务员，但他们得到晋升的机会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然而，在这样一种生存和就业压力空前严峻的情况之下，那些“官二代”大学生们在找工作时，却能够左右逢源、顺风顺水、一路绿灯，甚至还有工作主动送上门来。例如，在2010 年11 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票据管理所为某副市长女儿“量身定做”招聘条件的事实，就典型地反映了权力、资本对于“官二代”大学生的眷顾。

从这类不公平竞争的事例中可以看出，那些有“靠山”的“官二代”们能够在激烈的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在职位晋升时可以稳操胜券，总之，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是“被安排”好的，是确定的和高度可预测的，他们在当前这样一个岗位稀缺、生存压力巨大的社会环境中，充满着安全感，体验着幸福感；而那些“民二代”们只能为了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而东奔西走，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体验的人情冷暖不知道要多少倍于“官二代”们，他们不可预测的前途和命运使他们心中充满着焦虑和不安，他们也难以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和幸福。

“官二代”和“民二代”在当下不同的境遇——“官二代”们常常能够获得比其他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而“民二代”们不论如何努力，只能停留在固有的较低层次的岗位上，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就会给人一种“宿命”的感觉和认识：官与民的二分被固定化了、制度化了，或者说，社会结构已板块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不禁会问：难道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

同时还应看到，当下的中国毕竟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而改革开放仍然给人们以许多希望和较高的预期，正是因为人们还存有希望和预期，所以，人们自然不愿也不会向似乎“注定”的命运低头，人们才会对违背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尤其是起点平等或机会平等的“官二代”现象产生强烈的不满和非议。此时，“官二代”现象也就自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了。

（二）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性

所谓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性，是指掌握着公共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系统不对外部开放，而是陷入了一种自我服务的内部循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性主要表现为：本来，掌握着公共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系统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取向的，但是，由于公共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官僚系统的公共价值发生了扭曲，权力的公共性降格为私人性的物品，官员也把权力为公共服务变成了为个人服务，从而使得官僚系统俨然形成了一个带有世袭色彩、具有封闭特征的特殊利益团体。

例如，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 年选拔正科级干部时，最后确定的12 名乡长，大都是官员之后。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个帖子即指出：难以了解这些当选的乡镇长是否真的德才兼备，但如此集中地任用当地“官员”亲属，未免让人感觉“官”也在继承。中共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则反驳说：“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当然不能这么说，在理论上，应该是包括“官二代”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做官，官员们举贤也可以不避亲，但是，周辉同志却忘记了问题的另一面：普通老百姓的后代为什么和权力无缘。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官或民的“二代”何者能够做官，而在于选拔任用干部时掌握着权力的官员的“作为”。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和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是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的。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本身就反映了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而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则势必造成社会流动的空间被压缩。因此，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导致人们对“官二代”现象不满和非议，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性则使得“官二代”现象凸显，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官本位传统的影响等。本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官民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官并没有高于民的特权，民也不因为没有掌握公共权力和资源就地位低下。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官还要讨好民众，这是因为民众掌握着官的前途和命运，官便不敢胡乱作为。因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包括“官二代”在内的“二代”问题也就不成为什么问题了，充其量它只是一个代际问题。而在当下中国，由于国家并未因改革开放的推进而退缩，公共权力仍然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从而使得本已因改革开放而一度得到发育的社会再度萎缩，官本位的幽暗意识得以再度复活，“到体制内去”就几乎成为所有年轻人的理想。然而，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和官僚系统自我封闭性的趋势日益严重，使得许多“民二代”的理想幻灭，“到体制内去”似乎成了“官二代”的特权。

▍“官二代”现象的危害与治理

“官二代”现象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变态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如果长此以往而不加治理，那么，改革开放就难以深化。鉴于学界对于“官二代”现象造成的危害与治理多有阐述，笔者在此只想从如下三个角度谈谈自己简单的看法，以作补充。

首先，就“官二代”现象对于“官二代”本身的影响来说，由于他们可以依赖背景而安排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样就很容易养成“官二代”的懒惰心理、依赖心理，进而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那么，“官不过三代”在这种情况下也将是成立的。

其次，就“官二代”现象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一方面，“官二代”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社会竞争的链条，社会将会因此而失去生机和活力。当竞争遭遇到“量身定做”的招聘、晋升等情况时，竞争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样的竞争也就不能称为竞争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当今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健康的“混”的文化和犬儒主义习气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官二代”现象意味着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板块化，这将使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失去有机联系的纽带，失去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共识基础，而这又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再次，就“官二代”现象对于公共领域的影响来说，“官二代”现象侵蚀着权力的合法性。由于“官二代”现象的存在，阻断了平民百姓上升的空间，他们由此而生发出一种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最终导致官民关系的恶化。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弦更张，将会进一步威胁政治发展的进程，威胁政权的稳定。

至于如何治理“官二代”现象，除了学界多有论述的疏通社会流动的渠道，以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来保障对平民精英的有效吸纳，增强官僚系统的新陈代谢之外，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整顿吏治，防止公共权力私有化现象的出现。尽管整顿吏治也是为了官员选拔制度的有效性，但这才是治理“官二代”现象的核心之所在。毕竟，制度还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如果官员不正，那么他们在执行制度的时候也就很难保证“制度正确”了。古人云：“明主治吏不治民”。这句话用在“官二代”的治理问题上应是十分贴切的，因为导致“官二代”现象出现的核心症结就是某些官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