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2024年金鸡影展·成都站将要开幕。其中有一部西南地区首映的影片，实为华语影史不朽的存在和永恒的里程碑，而它背后的导演，更是被认为：代表着亚洲电影的艺术最高成就。
这部作品名曰《悲情城市》，导演侯孝贤。本次将展出该片的4K修复版，有别于此前流传的录像版，修复版可以让梁朝伟等演员的神态，纤毫毕现，殊为难得。
此前，已有新闻提及侯孝贤罹患失智症，《刺客聂隐娘》之后，新片遥遥无期。
既然等不来新片，何妨回顾一下这位大师35年前，刻录时代红尘之悲歌，悲悯身世浮沉之创痛的伟大杰作——《悲情城市》。
壹
举凡大作，都会自觉地书写时代之沉疴、历史之嬗变、民族之风云、家族之兴衰。传世经典如《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等莫不如是；电影概莫能外，单以华语电影来说，常年被影迷奉为神作的《霸王别姬》《活着》等，皆是如此。
1989年上映的《悲情城市》，片长157分钟，同别的大作一样，书写了时代、历史、民族、家族，但又不同于《活着》的惨烈，《霸王别姬》的悲壮，它的色调是冷的，距离是远的，时代藏在山河中，历史隐入酒楼上，民族只在语言里，家族——在宏大概念中，它的体积最小，也最接近人本身，便是侯孝贤镜头下的起点和终点。
所谓起点，即是林家四子的命运分流：
老大林文雄，经营饭店面铺，有货船六艘，性颇野，为当地土绅或帮派代表，动辄说脏话，然有情有义，操持整个林家。其子诞日，恰逢日本战败投降，台湾正式光复。
老二林文森被日本人带去吕宋岛，为俘虏为劳工，是生是死，一概不知。这是一个被迫消失的人。
老三林文良，在上海参加革命，后返回台湾，却因严重的战后创伤入院治疗，出院后误入黑道，走私、盗印钞票，后被陷害，因汉奸罪入狱。
老幺林文清，梁朝伟饰演，八岁大病以致耳聋，靠手语和写字与人交流，开一家照相馆，与进步青年吴宽荣相交甚笃，与吴宽荣妹妹宽美心意相通，后卷入“二·二八”群众运动，生死难测。
所谓终点，则是四兄弟的命运协奏曲：
老大中枪身死，老二失踪，老三成了傻子，老幺最终被捕。
首尾之间，填塞的是什么？
侯孝贤用一对临别赠物：日本竹剑和一首诗歌，表现日本女孩对吴宽荣不舍，又不得不舍的爱情；
用樱花总在盛极时离开枝丫和一首沉郁的《流亡三部曲》歌曲，呼应了一代进步青年终死于其报国壮志；
用监狱里的临窗凝望、起身握手、送别队友，写出林文清对大义生死的体认变化；
用一曲江浙“乱弹”（流行于诸暨等地的传统戏剧），展示一个家庭由盛及衰、由兴到颓的哀叹；
用一张饭桌上的主人，从强势粗狂的老大，到文质彬彬的老幺，最后是痴傻残废的老三，仿佛在说，土绅商贾、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于此乱世，皆无路可逃，纵使聋哑，亦难幸免，唯有痴傻，方能苟活。
这曲悲歌，若假手他人执导，至少2000个镜头的体量，可是侯孝贤偏能从千头万绪中，“抽刀断水，取一瓢饮”，只用200来个镜头便谱写完成。
他善用长镜头、固定机位、深焦镜头、大远景等方式，将一个浓烈的故事，变得冷淡至极。
他的台词极少，却句句有国风的慨叹、朴实和某种悲愤，又兼有日本俳句的惘然、哀怨与忧思；
默片式字幕，代替林文清台词，读之像诗
他的场面是静态的，打杀、混乱乃至死亡，多在远处或画外，其比重不及一封信、一棵树、一片山水；
他的声音游于造化而自然，混杂土话、闽南话、上海话、北京话和日语，无比贴近真实，也正是这种复杂又难以为外人道的真实，才构成了悲情的台湾，台湾的悲情。
侯孝贤说，片名中的“城市”，不是故事发生地新北九份，亦非历史事件中心台北，而是整个台湾。他就是以极冷极远的方式，邀请观众的眼睛，化身为一面镜子，去感受一代人的喜乐忧惧，见证台湾静态的飘零与无可奈何的悲欢。
贰
“庙口前的混混”侯孝贤，随父亲从广东迁入台湾，少年时期，打架看电影，读书谈恋爱，后立志进入电影行业。从场记做起，到副导演、编剧，直至成为导演，他用了十年；之后拍出《风柜来的人》等佳作，侯孝贤实可谓“功成名就”也。
时间来到1985年底。朱天文（作家、《悲情城市》编剧之一）说，这一年对侯孝贤来讲，“是黑暗的时代，也是光明的时代。”当时，他的一些作品引发争论，以他和杨德昌等导演为代表的电影“新浪潮”突然萎靡，于是侯孝贤摆荡在“市场考虑”和“创作意图”之间，不知何去何从。
年轻时的侯孝贤和朱天文
有人建议他先选定卡司，再为其想剧本。
他们定下了香港天王周润发和台湾天后杨丽花，期待两人的“化学变化”。杨丽花的剧本名字为阿雪。吴念真写成故事大纲后，香港嘉禾颇有兴趣。一来二去之间，侯孝贤先去拍了《恋恋风尘》，同时着力铺展剧本，1987年底，又决定将其拍成上下两集。
而“阿雪少女时代的家人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便构成《悲情城市》的上集”，朱天文在《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中写道，上集远比下集诱人，遂将其扶正为本片——《悲情城市》。
此时，周润发和杨丽花早已成遥远的记忆，主角换成了阿雪的四叔林文清，并邀请梁朝伟出演。可是梁朝伟不会说台湾方言，普通话也不太好，这令编剧胶着不已。忽然，有一天，侯孝贤说：
“他妈的让阿四哑巴算了。”
是玩笑话！可正是这句玩笑，惊醒了梦中人，他之聋哑，正好平衡掉林老大那边激烈的生意斗争，而且主角恰当的沉默，似乎比说话本身，更能映射出一些特殊情况。
其实按照侯孝贤的创作思路，一般不太会寻找梁朝伟这种专业演员。他过往的拍片历程，总是用身边人、剧组人、本地人、亲戚朋友等非职业演员，有经费限制的原因，也有求天真自然之意。
但非职业演员在摄影机前会紧张，会暴露“不会表演”的事实。所以侯孝贤只能将镜头一退再退，退到中景和远景，以场景氛围来烘托人，而不是让人的表演来带动场景。
侯孝贤曾在采访中说，起初梁朝伟表演太过精确，精确到与他人的“粗糙”格格不入，他不得不要求梁朝伟放粗糙一些。
演员如此，场景亦然，因为没有好莱坞的成熟工业体系，无法复原四十年前的场景和道具，结果只好“用光影的比例设法把那些颓败处遮掉，明暗层次，障眼法造出一种油画的感觉”。
故而，《悲情城市》的最终呈现，可以说是在无奈和自觉、有意和妥协中诞生的。
当然，其自觉，绝非是以历史事件来邀名，其妥协，也并非对政治态度的让步，这些只是电影手法和制片条件的博弈。
事实上，侯孝贤根本无意于借助《悲情城市》去进行什么批判。就像他多次表达对沈从文和《从文自传》的喜爱，“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作者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对于侯孝贤来说，“阳光底下的事”，说到底就是“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而这，比历史和政治，更能抵达永恒，不是吗？
叁
朱天文说，侯孝贤电影流行于欧亚，让那些电影创作者和评论者，发自内心感叹——故事也可以这种讲法的！
“这么简单，居然可以是一部电影！给我们拍的话，还真搞不过这种怪东西！但也太简单了吧。”
《悲情城市》的确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在一个场景里，选择一个位置架设摄影机，让演员各行其是，再剪辑缀连起来，便是一部影片。
这么“简单”，极易吸引后进者闯入电影行业，以相似的方法完成自己的作品；但说到底，这种“简单”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悲情城市》200多个镜头之外，未曾入画却从未离开观众的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身世沉浮、命运哀歌，早已超越了2000个镜头所能蕴含的情感和思想力量。
侯孝贤 图据IC
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寻到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表达，发现自己的力量，再应用侯孝贤的“简单”，那么你确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导演。
1989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时，19岁的贾樟柯在山西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读到这条消息，从此记住了侯孝贤这个名字。
等到真正看过《悲情城市》后，贾樟柯于黄昏时分骑自行车回家，“对《悲情城市》的想象还是挥之不去。那天，在人来车往中看远山静默，心沉下来时竟然有种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间的感觉。”
贾樟柯在书中多处谈及侯孝贤对他的影响
4年后，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也见到了来此讲学的侯孝贤。
“侯导将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贝捐赠给了北京电影学院，这让我一下有了盼头。”贾樟柯从此进入侯孝贤的光影世界，成为其“信徒”，甚至他表示，侯孝贤的电影对他有“救命之恩”。因为侯孝贤的电影，也准确地拍出了贾樟柯山西老家的故事——这种震惊，旋即化为顿悟，“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电影的方法”，贾樟柯带着这种认识，接连拍出《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名作。
不仅贾樟柯如此，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曾说：“自己是个作家，从没想过与电影有何关联，直到看了侯孝贤的电影，受到极大冲击，惊觉‘这个导演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秘密’，自此才开始接触电影。”
李沧东 图据IC
近期正在重映的电影《如父如子》，豆瓣评分8.7分，该片由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执导。是枝裕和，被称为“宇宙第一侯孝贤迷弟”，当他看到侯孝贤的《恋恋风尘》等作品后，便体会到一种莫名的怀念，经常感慨道：“这就是父亲讲过的风景啊。”
他曾经说，是侯孝贤和杨德昌让他有了拍电影的念头。
贾樟柯、李沧东和是枝裕和 图据IC
此外，像香港导演许鞍华从不讳言自己学习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学了十几年；伊朗导演阿巴斯看完《戏梦人生》，惊叹道“岂止好，简直是厉害”；就连世界级导演黑泽明都说，“《戏梦人生》我看了四遍，拍得如此自然，我都没办法做到”。
这就是大师：作品既让自己不朽，还能深刻地影响后起之秀。哪怕《刺客聂隐娘》之后，我们再难看到侯孝贤的电影；他留下的《悲情城市》等旷古绝今的佳作，以及那些闪耀在世界影坛的学徒们的作品，也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
文/李瑞峰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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