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已经开幕，10日晚，导演周浩、范俭、黎小锋作为嘉宾参与主题论坛《画外关系-纪录片导演与拍摄对象的爱恨情仇》。
主持人李姗姗、三位嘉宾以及现场的观众就“与拍摄对象相处之道”、“与拍摄对象的移情”以及“表达方式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经验分享。论坛实录整理如下。
「画外关系-纪录片导演与拍摄对象的爱恨情仇」论坛实录
来源：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论坛
整理：凹凸镜DOC
主持人李姗姗： 与拍摄对象有什么沟通的技巧？有什么故事？
周浩： 你们看到的都是我成功的片子，但其实我拍了很多片子，都是别人拒绝我的，我无法拍下去。所以结论就是去拍那些愿意让你拍的人，并不是我有多高的技巧。
范俭： 周浩说的真是大实话，以前我也觉得好像很多人我都可以去沟通，去拍摄，很自信的认为能跟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去交流去拍摄，但最近我忽然少了很多这种自信。有的人群我也拍不了，虽然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但人家也会拒绝我，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有一些可能确实是拍不了。
主持人李姗姗： 就讲讲拍了的那些。
周浩： 这个很简单，就是别人说可以来拍那你就去拍啊（全场笑）。但是还有一点，其实拍片子永远都是一个如履薄冰的感觉。有很多人问我：你拍到现在是不是特别自信啊？其实没有了，其实越拍心越虚，你每次跟别人打交道，你就生怕下次去的时候别人不让你拍。所以你每次都诚惶诚恐地往前面走，也许能走得稍微远一点，不要那么自信。
拍纪录片B格没那么高了，它并不是一个很玄学或者说很高尚的一个职业，你本身就是有原罪的。你要去拍别人的生活，那你把自己看低一点，所以我的逻辑是凡是别人同意你拍摄，就像你中了六合彩，别人不同意你拍也是种常态。凡是别人接受你拍的，你就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周浩导演 图片来自豆瓣)
黎小锋： 我是有点较真，你不让我拍，我就越想拍。然后我有两个办法，没法拍，没有关系。 如果还有一点希望，那就等着我来“折磨”你，发微信（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考虑的，也许时间久了以后（拍摄对象）就信任了。
范俭： 刚才小锋也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脸皮要特别厚，做这行就是不要怕被拒绝，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分析一下，拒绝到底是不是还有机会，拒绝是否意味着真的拒绝？我还有没有机会？这是属于一个操作层面的事情。
但是我困扰的部分在于，我拍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因为一个工作去跟一个人交往，而且我们的交往一旦开始，就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交往，有时会让我感觉挺累，说句实话，因为拍了这么多天，因为你要投入很多的时间、情感、经历去跟拍对象交往，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好像是因为拍她才开始，所以最近我有的时候会为这种事情而纠结。
黎小锋： 再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悖论，其实一开始答应的特别爽快的，可能后面会有反复，你不要高兴太早。一开始老是有顾虑的，然后他真的信任你以后，也许他可能是一直拍下去的拍摄对象。
（黎小锋导演 图片来自豆瓣)
主持人李姗姗： 这个是说的是怎么开始在拍摄过程中，因为三位导演的片子，其实在策划每个人物的时候，都是和有很多面性的人物，经常是一个很复杂性的，当然都不可能都是正面，有很多其实蛮敏感或者蛮私人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跟拍摄对象，比如说他的一些负面的、私人的东西，你怎么跟他沟通？最后做成这个片子。
比如说像周浩，刚才我们看到的《龙哥》，其实他跟你的关系在拍摄过程中有一步又一步的变化，到后来包括像他跟你借钱这些事情，是怎么处理这样的关系？
周浩： 其实我会蛮珍惜这种关系和别人拒绝我这种状态。因为刚才姗姗（主持人）也说了，实际上去讲一种关系，他其实拒绝我，这个行为本身也是能够客观表现这个人物的状态，所以我会非常珍惜他每次对我的拒绝和他再次接受我的拍摄。我觉得这个干嘛一定要有选择性的掐头掐尾，只拍他接受我采访的一部分。
其实我会非常喜欢他们拒绝我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关系在寻找某种突破。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是有帮助的。所以既然进去了，可能问我说你要做多久的调研才会开拍？我一般情况是只要别人同意我拍了，我会在第一时间就开拍，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我感觉是非常鲜活。其实第一次见面就想问他，对于我来说，我会把这样的话找到。做片子的时候，导演成分是非常重的，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你有的时候你就等待着他来拒绝。
我最近有一个片子，可能我就在等下一个拒绝，他拒绝我的时候片子结束，这也是一种表现方法，既包括好的关系，不好的关系，包括整个爱恨情仇，方方面面其实都是我刻画这个人物的方法，所以我会珍惜我跟他在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发生的一些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我是非常乐见的。
范俭： 其实姗姗刚才提到了另外一个层面问题，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要拍很多的私密的场景、空间、内心世界等等，或者说有些东西你可以把它界定为一种隐私，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东西，其实这是很有趣的话题，对我而言，因为我们拍纪录片是需要往前，不停的往前或者往深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本性，甚至是一种职业的深入骨髓，主要拍照拍的特别内心的私密的隐秘的那些部分，我不是说要拍只拍面对公众的一些公共的，那么我们的纪录片是单刀直入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其实这是对他的（隐私）部分的有一些侵犯，可以说是有一些侵犯。这个里面是有蛮多的一种情感或道德上会面对一些纠结的部分。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每个创作者会有每个人的方法，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而且每个创作者所谓的心硬心软，或者说那些情感部分都在里面了。而对我而言，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心软，有的时候会下不去手。但是我知道我该干嘛，比如说你是处在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和你是他的朋友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不同的一个纠结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你要想拍到好片子，需要拍到那些更为私密的更为深入部分。
(范俭导演 图片来自豆瓣)
黎小锋：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隐私公众化的问题。因为你为什么不能公开？是因为你拍了剪到片子里，然后公开传播的时候（有可能）会对拍摄对象造成伤害。你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你说他要跟你打官司，你能不能应付？或者你受到强烈的道德良心的谴责，你能不能一直安静的过你的后半生？其实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介于周浩和范俭之间，每个人其实他心里有一个底线，我觉得范俭比较低，周浩的比较高。
周浩： 这里面没有一个对错的问题。
黎小锋： 确实就是承受能力问题。而且你要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和借口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范俭： 就跟我自己有关，我记得剪辑师钱孝贞有一次跟我说，当你要做一件道德上很有考量的一个选择，当然指着拍片的时候！无论前后期，你面对镜子看看你自己，你面对镜子问那些问题，你可以这样做吗？你觉得你可以接受。OK，你觉得你面对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就不要做。
黎小锋： 所以其实我在多年前，我们（纪录片导演）有过一次谈话，然后周导演，我忘记了是哪个片子，你怎么能从里面走出来？他说他没事。
然后范导演好像很多东西他没放进去，就过于的爱他的拍摄对象。反正我曾经跟你有过这样的讨论，后来我发现了没有对错，他就是一个导演自己的一种整体呈现，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之后，他觉得是合适的，这个片子它就是没问题。
主持人李姗姗： 其实导演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就影响了整个最后呈现的纪录片，它的叙事、它的结构。因为我平时做一些北欧的纪录片，我跟他们做拍摄的时候，北欧导演是非常注重人权的一个社会，他在中国拍片的话肯定要先问。先签协议，然后在拍的时候他会不断的问被拍摄者，你觉得不舒服了，你要是不舒服可以，或者怎么样，这是一种导演。我不知道你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你们的制作方式是什么样？
范俭： 其实就是关注对方的感受的部分，用什么方法？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会关心拍摄对象的这种，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情商的部分，不是一个智商的层面，我觉得拍纪录片很大程度上至少需要情商比较好的一个人。
而且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说出来，我们也不会直接问，他也不会直接回答，因为我们是这样一种文化，不像欧美，还可以直接说，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感觉，我感觉到他并不希望再被拍，或者我感觉到他还可以接受再拍下去。这是建立在一个感知的能力上，然后我每天其实都在感受对方的情绪，我觉得一定要有很好的感知之下，我才能把拍摄这件事做好。
黎小锋： 其实我有一次我看王兵导演的作品《方秀英》，老太太她马上要死了，然后就在她的床头架了一个机器一直拍摄，但是没看到最后咽气，是濒死的状态，其实是件很恐怖的事。然后，看了以后我深受刺激，我说欧洲人还能接受，我觉得我无法想象，因为我遭遇了跟他一模一样的情形，我的一个忘年交，在此之间他同意我拍摄，但是我知道当他快要死了，他开始往外倒气，就是光出不进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希望我拍摄，他的眼睛都不能动了，但是我知道他不希望，所以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再继续进入拍摄的欲望。
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你在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我不敢接受身边对我的回望，所以我们这个片子最后就没有完成，其实就放弃了。刚才说的底线的问题，周浩老师怎么看？
周浩： 其实刚才你还问的潜意识的，潜在的问题，我们是否跟我们拍摄对象签合同的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大同》以前是没签过合同，但是我并不认为签完合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利用你的素材。所以突然之间有一个采访对象，他不同意拍摄了，难道你还跟他打官司不行？所以说更多的衡量标准，我觉得是一个自己内心的那种平衡。还有很多的社会道义，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来评估你的素材，该用还是不该。所以我并不认为签合同那是导演自我安慰自我的一种方式。我并不认为觉得我签了合同，我会随便拍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别把之前停留在签合同和不签合同。
黎小锋： 合同是保护双方的。法律上保护导演，然后他其实也保护了被拍摄对象，这是一种正面的东西。我从来都是拍的差不多了。我也确定这个人物我会用，然后我再签一份正式的一个授权合同。
主持人李姗姗： 范俭导演拍摇晃人间的时候跟余秀华去怎么签的？
范俭： 上面谈到的问题其实都有涉及，我不会直接问她什么，我们全靠感觉。
事后在上映之前肯定要签的签，余秀华非常信任我，我很感激她，我们把她的个人世界、她的家庭都放在影片里面，并且拿到公众面前去去讨论，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是一种压力，我觉得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当然我刚才也提到了，有的时候我是比较心软的人，所以我在有些地方我不忍心拍她，这也是有的。
你非要拍到，你不要太刺痛她，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难以拿捏的过程。但感觉成片，我和她都还是比较喜欢。
(范俭导演 图片来自豆瓣)
主持人李姗姗： 就我想三位导演的片子，其实在片子里其实你们都有出现。可能有跟拍摄对象的对话，或者是有直接出现，我们能看到这个片子里有导演，而且通过这样来蓄势。当然也有很多片子是就看上去好像没有摄像机，因为那天我看这次纪录片节的《蜂蜜之地》，我也跟周浩来说好像很完美，就像一个剧情片一样，就好像摄像机没有出现，他所有的起承转合都拍到了。周浩导演说，摄像机不存在，也不等于是好的纪录片。对这件事情可能有什么看法？
周浩： 这个事就像表现方法一样的，有人喜欢把自己剔除的干干净净，有人喜欢把它放进来，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矛盾。而且我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片子我是蛮喜欢把自己放进去，比如说像《大同》里面一开始，就在往市长身上加无线麦。 然后片子结束的时候，他（市长）上电梯，他问我，他开车送我去机场。
这条线其实就是影片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条线，这个人他为什么同意你拍摄，其实我认为这条线是很好的，你今天去问我，说他为什么接受拍摄，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其实我想传递给观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让我拍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实我觉得最傻的一句话就是，（对拍摄对象说）你做你的事，假装我不在，这不是骗人吗？
范俭： 特别的认同。我甚至比较反对墙上的苍蝇，它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我觉得在很多时候，真的是你愿意花这么长时间，跟我们交往，我们也花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三、四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它势必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关联和影响，而且他势必要跟你交流，你要跟他交流，觉得这是无法剔除的，而且我觉得很多理念都是建立在创作者与被拍的一种交往的温度，一种不同质感的关系，而产生了不同质量的影像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种关系放出来，让观众能看到，这是很合理的。
黎小锋： 我是在拍纪录片的同时我也在写论文。我研究直接电影。早期的纪录片，我是比较喜欢客观的、旁观的、不干预的一种方式。但是后来到了《昨日狂想曲》的主人公把我得逼出来了，他老想说服我，灌输他那一套学雷锋的理念，有的时候会发生非常激烈的一种碰撞，后来我发现这条线索实在是太强烈了，你把它放里面说的过去，后来我就硬着硬着头皮，因为我非常讨厌我的声音，最后我就把它放到里面去了，
范俭： 为什么你讨厌自己的声音？你的声音很性感（全场笑）。
黎小锋：我没办法之后，我就把这条线索贯穿了，我和主人公的一种对话。然后到我们最新的纪录片，我这里已经走得更远，这里面有我拍的拍摄对象还有拍摄对象拍的我。
主持人李姗姗： 范俭讲到这个温度，反而出现在片子里的时候，看《蜂蜜之地》我时常觉得如果摄像机不存在，但是它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我想可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看法，也很希望今天就是来参加的各位观众，大家有什么想问三位导演，对相关主题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想要分享，想要提问的都可以。
观众1： 刚才就说一个就是说把自己和被拍者之间的一个亲密关系放出来，那放出来会不会就是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观众看到的时候，不单纯的说我看到了这个片子怎么样？反而你自己的感情放进来，会不会说对观众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引导，或者说一个影响？
黎小锋：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美学潮流的变化，直接电影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一种美学潮流，当时这个说法是非常前卫的，非常先锋的。
但是过了60年以后被抛弃了是吧？如果大家认为导演出场，是比较真实的，我个人我还是一直非常喜欢直接电影那种那种非常真实自然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直贯穿在我们今天所有的纪录片学里面，我觉得我们完全没必要否认，就是这种这种场景，他有所传递给我们的感觉那种能量，有些导演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事，有没有说出来，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比如说一个非常标准的，拍直接电影的一个导演，他说我这个里面都是我，但是我确实觉得他很能有隐藏！
范俭： 我觉得你的影片一定是要用你的方式来去影响观众，只是说无非是A方式、B方式、C方式的问题。但是一定是要想用你的态度，情感观点去影响公众的，你加不加你的角色感进去，都会有，他一定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个大问题。只要那是你想表达的。
观众2： 请问三位导演，就是说现在你拍摄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在你目前阶段，让你真正觉得很难突破的？你们在自己做作者的层面上讲述自己，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范俭： 你指的突破是什么？
观众2： 不管是实践上的还是美学上的突破。
周浩： 我可以这样问，其实到现在我是有团队在跟我一起工作的，一般会4、5个人跟我一起工作。但是其实我骨子里面一直梦想的一种状态是，我又能够一个人去拍片子，一个人拍片有个天然的一个缺陷，就是现在机器小了以后，它的画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还有录音问题，现在要求自对自己有要求，就不可能像以前那么low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幻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而且在我的身体还足够还好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一个人去拍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技术不太会成为我跟别人交往的一个障碍，我一定要4、5个人跟我拍，我才能拍出高质量片子出来。
我现在特别渴望，比如说我能够有一套非常我现在不知道无法想象的，比如说录音的方式，我一个人能够去完成一部作品，我觉得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我现在最想达到的这种状态。
范俭： 谢谢你提问，其实我觉得创作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很多创作上的问题，对我而言，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已经学会了一套很熟练的方法来做纪录片，但是我可能会被这些方法给局限住。但是我想我想换另一种方法，或者换没有用过的我不会的一些方法，实际上这对我而言是蛮大的挑战。
所以对我而言，这个是电影方法如何去有一些突破的问题。就好比说我在10来年前还有个叫《的哥》的片子，其实我一直私下里我很喜爱那个片子。那里面就是一个很散漫，有没有什么方法的一个散文的奇怪怪的一个片子。《的哥》之后，很多片子其实都是人物驱动类型的，大差不差的方法做下来。所以我很想再重新找到2007年我拍《的哥》那种散漫的、无拘束的、自由的、一种所谓的没方法的方法。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回去了，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需要去突破的事情。
黎小锋： 做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要克服的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每次拿一个片子出来的时候，都会跟前面有点不一样。然后有些人质疑我说你是不是为了新而新？我说不是这样的。是我觉得我这个片子要是没有跟其它片子不一样的话，我不应该拿出来。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不满，是吧？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快要被那种习惯的东西所扼杀了。然后这是我很困惑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自己？
观众3： 刚才三位导演讲了与拍摄对象签合同的，我想知道法律上面这个规定是怎么做的，实际操作上一般就会怎么做？
范俭： 是否据我所知的所谓法律上规定是在大众传播、公共播放之前，目前主要是大众传媒去播放电视台网络平台播放之前，必须得有这样一个对方允许你拍到的他的这些内容在大众的传媒去发行和播放，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法律上的要求。但是对于电影节的其实我不知道法律上没有。
周浩： 因为最近我们在申请龙标，申请龙标里面就有一个要求，你的主要人物必须有授权书，有身份证的复印件，在法律上它是有这样的要求。
范俭： 院线放映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平台的一部分，肯定需要这个东西。
观众3： 那么像我们现在这样去拍一个人物的话，要不要什么龙标什么的？
黎小锋： 可以不用龙标，我现在没有一部片子有龙标。
范俭： 能不要就不要了。
黎小锋： 授权还是需要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的纪录片《昨日狂想曲》的老刘，他很麻烦，所以我让他给我签了三份合同，他给我授过三次权，他自己都忘了，所以我们家里现在收藏着三份授权书，这片子出来以后就老刘对我有所不满，觉得有损他的光荣形象。 每次老刘不满的声音传来，我就会深情的想到还有三张他的授权书。
观众4： 导演您好，我想问两个关于拍摄对象的问题。第一个，您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怎么样把跟被拍摄者朋友的关系和工作的关系区分得清楚一点。比如说就像周浩导演拍《大同》的话，如果市长说了一些不太恰当，甚至政治不太对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作为朋友的话，你可能会想去提醒他，这个话不太好，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工作的话，你可能觉得这是我想要的部分，那么我就想知道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然后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对象对你有好感，她如果喜欢你怎么办？
周浩： 第一个问题，《大同》能够呈现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我经过很多选择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首先你问我说我跟他是不是朋友，就像很多人问我说一个龙哥是不是朋友？我觉得干嘛要定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朋友或非朋友。我跟耿市长的关系就是一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时间说好了说我来拍你好不好？这是我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不会简单的去定义它是不是朋友。其实我所理解采访关系是要亲近，但是又不会过分亲近。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去拍它，是因为我们俩想共同完成一部片子，这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目的。基于这么一种共同的认识，他这么一种交集导致于我们去拍，所以我不会简单的去定义说他是朋友还是不是朋友，而且我也不一定会去提醒他说这个该说，不该说，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我跟他共同拉扯出来的。
(周浩导演 图片来自豆瓣)
我是这么理解的，而且其实拉扯的时候，有时候好像边界朝我这边靠了一下，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中间线在哪里？我们双方都在试探，底线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而且我自己做这边做现在其实我是蛮喜欢这种感觉，我想去探究一下人和人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一直觉得做纪录片就是在探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把我所经历的一段人生故事，通过影像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换、介绍。本质上是这样的。
黎小锋： 我补充一句，我上次在南京我碰到余秀华了，但是对我有点反感，我说，我是范俭的朋友，在拍摄的时候范俭有没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然后她就嘎嘎地笑说，范俭是个好人。
范俭： 我觉得一个很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拍的时候就所谓移情的问题，我在很多年前就发现过这个问题，跟余秀华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会拍摄的时候，会发生拍摄对象拍者之间的移情，但这个移情我发现会对拍摄造成很糟糕的结果，我是一个导演，我不太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之前有过相关的技术拍摄的经验，所以在余秀华的拍摄上，其实我非常注重关系的所谓的尺度。有的时候可能看上去好像是某种移情，但实际上一是我们在拍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就是说无论是她还是我，其实我认为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的感情。
因为首先我开始是我老婆在一起拍，其实其实在片子里和片子以外，余秀华也多次表达出了好像是跟我关系很近，如果真的了解她的话，她但凡去说出来的，其实都并非他真正的那种情感。她的真情感往往是不拍的时候，跟我喝着酒，去跟我讲，她的那份真情感到底是谁？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片子往往看的只是一部分生活的事实或者真相，还有另外一部分其实是看不到的，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以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比较防范移情的发生。
黎小锋： 其实是这样的，我也不太温柔，我也不是很帅，我没这个问题。
观众4： 老师，您的声音太美了。
黎小锋： 谢谢。当时我的学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在大学教书，我教纪录片课，然后学生特听我的，因为我曾经说过，拍摄和被摄者之间不能发生感情，我的学生都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她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她爱上他，拍着拍着就很痛苦，自己的爱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我是导演，导演跟我的这些对象谈恋爱的，所以他痛苦了几个月，她后来才说不能告诉你。然后我开始反思自己了，你看你在课堂上胡说八道，破坏人家，多么奇妙的爱情，然后我跟她说，我说其实也没关系，你们俩的感情都在里面，后来真放进去了，然后还做了她的毕业作品，挺好看挺好的。所以就是说没有一个颠覆不破的一个定理。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转变。
主持人李姗姗： 我还想问一下周浩导演，就是您的片子好像没有什么是哪个片子是女性做主要人物，除了《棉花》，这是为什么？
周浩： 并不是我刻意不拍女性。真是要让我拍进来的话，我会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不拍呢？当别人真是有这种东西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把它拍在片子里，我并不会拒绝。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只要在我面前出现，以后，我会全方位的去观察。前段时间去哪有个活动，有一个小女生，她拍了一条片子，然后说拍摄对象在镜头面前特别注重，他一下来以后就对我动手动脚，我该怎么办？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两面性，他装的里面装出来的，为什么你不拍很多？女生问，我拍这个人老在我面前演戏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因为他演的戏就是有所期待的心而已。你期待他按照你的方式去，结果他按照他的方式，你已经受不了。我觉得有时候你退一点，看看到底什么区别，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一定要接受或者不接受，觉得这是一个观察人的非常好的窗口，你要很好地利用窗口期。
主持人李姗姗： 最后一个问题。
观众5： 我有两个问题，然后是给三位嘉宾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做独立纪录片是一个很自由的方式，但是最近有一部综艺叫做《奇遇人生》，然后他是赵琦的团队参与的就是做纪录片。然后我的问题现在以上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抖音、快手等等。三位导演有没有想要尝试着去用其他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纪实理念带到其它形式的作品当中，因为综艺也能让你也能即使你的话能说得不多，但是你在里面也能用一种很少话的方式去展现自己的技术理念，让嘉宾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社会。我觉得可能即使综艺也能展现出一些技术理念这个部分。
第二个问题，我作为观众，我会很着迷影像传递出的那种模糊的、多样的人物、饱满的气质，但是这种开放性同时也需要导演在表达上，在处理线索上、在剪辑和选材上，然后更精确的判断。那么我会比较好奇，在这种精准的抉择和最后模糊的或者是很意象的呈现，导演是怎么去平衡这样子的问题。
周浩： 今天我去了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还谈到赵琦《奇遇人生》，我觉得还挺好的，他做这种尝试。我跟他交流的时候说，他干嘛非说自己是纪录片，这不重要。他在做一种综艺节目，他在用他熟悉的方式来传播一些理念，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并不是说你做了纪录片，你B格就高了。因此就又怎么着了，我觉得不重要，其实赵琦现在就在用他的方法，他最熟练的方法，又能够寻找到资本帮助去传播他自己对世界的一些认识，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对于我而言，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欲望，因为在做纪录片时候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我对我新的片子，每次都给我新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还会做一段时间，目前按照现在的方式去做，基于表现手法，我相信我自己不会拒绝，包括你说现在像快手像vlog这种东西，它有这么大的传播力度，我觉得最近也有朋友跟我谈，你是否想做短视频，我并不会拒绝。我想就像我当年我选择纪录片一样，我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我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好的表达方式。
有一天我找到一个我认为比纪录片更能够表达我们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定会改弦更张的，我并不是一个一定要坚持所谓的纪录片。
主持人李姗姗： 可以试试做直播（全场大笑）。
范俭： 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拍纪录片很大程度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不能够简单的去界定的哪些部分会更有趣，或者说你会带着很多的探究，而并非你已经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要去把它去执行。这是探索未知的一个过程，如果是越不确定越模糊，我觉得越是好事，或者说越未知的东西，我觉得会是纪录片拍摄是最大的乐趣。
在后期我觉得如果是欧美的，尤其美国的纪录片会显得非常的各种的确定、确定、加确定，什么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直接的，但是我尤其做了久了，我慢慢的觉得我还是要用中国人或者东方人的方法来去讲一个影片，我不会让所有的东西都那么的清晰、具体和明确，实际上中国或者说东方的哲学有很多事，不尽之意在言外的，不需要那么的直截了当，浅显的去讲一个故事。
黎小锋： 其实我觉得他的话说，其实确定和明确、精准，也知道观众在哪里会哭会笑，就跟着你。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要警惕，我努力观众去做，为市场去做，这挺危险。我觉得还是无论到任何时候还是要坚持有一个自己做，特别是在目前这么一个非常商业化的语境里面，年轻一代你不为了自己的作品，你不去做文体上的语言上的一种创新开创，那要年轻人干什么是吧？
主持人李姗姗： 最后我还是希望各位老师讲一下，现在自己正在拍摄项目。
周浩： 我再说一个，其实我好几个题目都在做，有的题目我已经拍完了，没法剪出来。
有的在拍摄期间，有的在它发展，然后明年会上院线的一个片子是讲psd创伤应激障碍，拍很多片子的时候，我们也能活下来，所以有时候你是接一些定制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特别幸运，在做定制的时候，我把它做出了另外一个味道出来。那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这样的去拓展自己的领地，特别坚守自己的人，我觉得它注定会成大师，比如说像王兵这样的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我还活在世俗中，我就会做这样的选择。
范俭： 我在做的长片是《爱过》，在拍摄地震题材纪录片《活着》时候，我拍了很多失独家庭，非常艰难的生下来一个孩子，生下来的孩子并不是他们期待的，因为他们在地震失去的是女儿，生下来了儿子。这儿子长大了，现在大概有七、八岁，家庭跟父母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所以我在拍第二部叫《爱过》。关于汶川大地震，我有三部曲的计划，等到这个孩子在长大到十七八岁以后还计划拍第三部的需要。
黎小锋： 我这次其实是来参加提案会的，我一个提案叫《蝴蝶宝贝》，是一种遗传造成的基因造成的，然后终生不愈的可能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一种病。我想表现这个人在一种生命的绝境，怎么去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这次有好几个决策人要我的片花，但是我对能到投资的事不抱希望（全场笑）。反正我自己没人做投资，我也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