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麻绳，做布鞋。

□红雪

转过年，姐姐就要出嫁了。送公粮的车队已经返回了生产队大院，马儿们进了棚，抢在槽头，啃着谷草，打着响鼻，踢踏着地板，像在跳踢踏舞。它们劳累了一春一夏一秋，也和北方的农人一样，开始了冬季漫长的猫冬。

大雪深深地覆盖着村庄，柴禾垛上，房顶上，堆积着厚厚的雪，向上拔高的炊烟，缓缓指向迷迷茫茫的天空。到处是这无限的白，到处是这凛冽的北风。

姐姐在做着出嫁前的准备。一铺老火炕成了她和村里年龄相仿的姐妹们的活动空间。姐妹们都是来帮着姐姐做针线活的，更是在交流各自的手艺，比试着心智与财富。而她们的财富无非是绣花针、竹织针、棉围脖、发绫子、布口袋、嘎拉哈……

鞋样是从祖母那传下来的，传给母亲，又传给了姐姐。鞋样夹在一本《大众电影》的旧杂志里，封面是个大美人，朴素地笑着；有的放在被垛的被子夹层里，或是炕席下，被压得板板整整。爷爷的脚，父亲的脚，哥哥的脚……大小不一，还有高腰，矮腰，在一辈一辈的传递过程中，鞋样被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更新。

一双千层底布鞋做下来，需要十天左右时间，有二十几道工序。

外面的大雪没完没了，正是北方人猫冬时节。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家里人，每天晚上的主要活计是扒麻杆，就是把麻杆上的皮儿扒下来，用波浪锤子纺成粗细不一的绳，叫纳鞋底绳；秋天打的袼褙，还贴在老宅子的前墙上，经过秋阳、秋风洗礼，已经干透，姐姐用时就从墙上揭下来，按着鞋样，比划着、测量着，哪块能做鞋底，哪块能做鞋帮，然后开始下料，绝不浪费一块袼褙。接下来就日夜不停的呲呲地纳鞋底。家家户户在这个时候，小油灯旁几乎都在进行着这样节奏单一的劳动。十八九岁的女孩都会这些活计，都暗中比试着谁的活儿干得细，谁纳的鞋底花样多，谁做得快，谁做得多。如果谁家的女孩不会做针线活，是会被村里人耻笑的，甚至会寻不到一个好婆家。

砸五眼、上鞋帮，也有很多讲究，砸几个五眼，用什么面料，选择什么颜色，女孩们都要商量半天。鞋帮上到鞋底后，一双鞋才算完成。鞋虽然做完了，可不能急着去穿，只有等到春节时，妈妈才从紫漆柜里拿出千层底，分发给家人。这时大人小孩们的脚上和身上，一起焕然一新。过年了，365天的辛劳，就盼着这一天。这一天人们突然变得大方起来，吃大碗肉、喝大碗酒，张灯结彩渲染飞雪临门，春风复苏的喜悦。

姐姐一共做了20双鞋，这是她两年的果实。她给母亲、父亲、弟弟妹妹各做两双，一双棉的，一双夹的，还有她未来公婆的、丈夫的，甚至还有她的小姑子、小叔子的。

姐姐出嫁那天，正是腊月二十，西北风打着呼号，天异常地冷。送亲的人们分坐在四辆大马车上，向二十里外的姐夫家奔跑。姐姐怕我冷，紧紧地搂着我，还不时捂捂我冻得猫咬似疼的耳朵。我发现姐姐哭了，“二弟，好好上学，姐姐盼你有出息。我不在家了，要听妈的话，帮妈干点活。”姐姐小声嘱咐我。我回头一看，姐姐的眼睛哭红，也好像肿了，她舍不得离开家，更不知道未来的新家，对她意味着什么。在送亲车启动那一刻，母亲也流了泪，她也不知道20岁嫁人的女儿，是否要走她一样的路——这是一条东北女人相夫教子、劳累奔波、吃苦耐劳的路。

平时少有笑面的父亲，那天喝多了。他笑呵呵地招呼着坐堂亲，陪他们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烧酒。可我看到，父亲的眼圈红了，送亲车走出好远，他还站在村口瞭望。

姐姐一针一线做的千层底，整整装了半柜子。做为娘家亲，我们受到主宾的待遇。坐完了席，大伙就坐着车往回返，唯独姐姐留在了那个更遥远的小山村里了。

我扯着姐姐的手，莫名其妙地哭了。穿着姐姐做的千层底，我走过了人生的沟沟坎坎，走到今天，我依然不能忘记姐姐那份牵挂。她熟悉土地及我们的脚，胜过熟悉她自己，年年都会收到她从深山的小村里寄来的土布鞋，穿上它既合脚，又大方，一种温暖油然而生，仿佛姐姐就在我的身边，或是坐在炕上裁剪着，一针一线地缝纫着。这亲情，这离绪，这思念，让我的双眼片刻就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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