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和一群女人。
文/吴鹤鸣
编辑/郑亚文
自从潘玉珍做的东西被外国人看上，她每年都会去一次美国，上国际的T台秀，不是因为她走台专业，而是那一身精美绝伦的苗绣。
最多的时候，潘玉珍负债40万元。而每次走出国门再归来，她都能带回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这些美元被中介扣除一部分，再分到绣娘手上，剩下的就没多少了。
她的女儿张艳梅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经过两次矫正手术之后，只能通过拐杖辅助行走。18岁开始，她便走出贵州台江的大山，带着6个绣娘跟着母亲到北京学习做生意。
潘玉珍
张艳梅
2010年，张艳梅和母亲回到台江，带着自家的两个姐妹，租了个两百平的院子，取名“仰黎坊”，一大家子人都在帮忙。
在这间院子里，诞生过很多件精美绝伦的盛装和鼓藏衣，售价少则五六万元，多则数十万元。母女两人一边收绣娘的绣片，找了十多个残疾人种蓝草取蓝靛，卖蓝靛泥，做银饰——染、织、绣一体，一边对传统的产品进行升级改造。
为了拓宽客户群体，前些年，张艳梅在“淘宝手艺人”项目和小二的帮助下，开起淘宝店，定时做淘宝直播，“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苗绣的精致”。
码头大家族
潘玉珍的娘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潘玉珍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往上数有3个哥哥和2个姐姐，潘玉珍作为老幺，“最受宠”。
潘家在解放前做的是船运生意。“当时有五个做渡码（码头）生意的家族”，泾渭分明，也不分高低。潘家掌管清水江岩河乌江段的枫乡码头，潘玉珍的父亲则是家族的实际掌舵人，在台江一带是出了名的人物，“早年一问‘金公’（音译）就知道”。
潘家的生意做得很大，家境殷实，潘玉珍的父亲只娶了一个老婆，这是苗族的规矩——一辈子不娶二女，不嫁二夫。每天潘家开饭都是一口锅，几十号人一起围着吃，几个分支都“不分家”。跟着潘家做生意的船夫、工人有五六百号人，家丁产业兴旺，一时无两。
虽然家里条件不错，但依着苗家的规矩，潘玉珍只带着一件苗族盛装嫁衣出嫁，家里的产业都留给了其他的叔伯兄弟。
几十年后，潘玉珍却成了潘家几亲兄妹里唯一还在做生意的人。
潘玉珍的手巧，是这一带手工活最精湛的绣娘之一。苗族女孩从七八岁开始，就会跟着母亲学习针线活。也许是酒席对歌的时候看对了眼，也许是姊妹节（苗族的“情人节”，姑娘会在这一天把“姊妹饭”送给心爱的人吃，也是当地的情人节）时的表白动了心，苗家姑娘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就会想着心上人，开始缝制自己的盛装嫁衣。
穿盛装的苗族少女
做苗族嫁衣很讲究，只能每年开春的时候起针，因为做嫁衣的线，“都是蚕丝线，很珍贵”，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要耗时5—6年才能缝制完成。又依着各个支系的不同，纹饰多样，有蝴蝶、鸟羽、牛角、涡妥蚊等等。他们相信自己是蚩尤部落中“羽族”的后裔，嫁衣极富美感，同时也沿袭历代苗族服饰的特质，再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了变化。
戴在手上、头上和嵌在衣服上的银饰多达四十多种，苗族人独爱银，不接受其他材质的配饰。抽银线、打银器都是力气活，所以多是男子完成。做工同样细致繁复，即便是最好的银匠，至少也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一套盛装嫁衣。
苗女的银饰几乎满身佩戴，脖子上戴2—3根银环，每根重好几斤，重大节日时，身上戴二十斤的银饰都是常事。一套银饰的材料费超过十万元，算上工费价格高昂。
每个苗族的小女孩都会期待自己穿盛装的那一天，“第一分钟很兴奋，第二分钟就开始喊苦，太重了”。
但这是大部分苗族姑娘一生只会穿一次的盛装，就算穿上之后无法坐下，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没办法低头，这样的美丽还是让她们向往，正脊昂首，叮当有声的随身配乐，配着肤雪凝脂，妖娆山间。
依照苗家的规矩，潘玉珍的盛装嫁衣，最终需要回归到兄弟家，她自己什么都不会剩下。但哥哥宠爱自己的妹妹，她一直保留着这件最珍贵的嫁衣。
我的父亲母亲
十几岁时，潘玉珍是文工团里最美的姑娘。一次晚会上，她遇到了大她13岁的张文轮，两人一见钟情。
1933年出生的张文轮，是抗美援朝归来的英雄。他16岁当兵，作为铁道兵奔赴朝鲜，归来时戴着突击队的勋章，正好20岁。看老照片里张文轮的长相，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小鲜肉”长相，斯文周正。
张文轮一眼看上了潘玉珍，美女也爱上了抗美援朝归来的英雄。穿上盛装出嫁，潘玉珍非常高兴。
潘玉珍依旧精神矍铄
张文轮做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最早的月薪只有6—7元，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30元。但两人相依扶持，潘玉珍从没有选择离开。直到现在潘玉珍还会盯着张文轮看得出神，她会对张艳梅说：“你们三姐妹里，就你的眼睛和鼻子最像你爸。”张文轮去世之后，她从没有对几个女儿说想丈夫，很多思念都埋在心底，“这是那个时代的爱情吧”。
1977年，张艳梅作为家里的老二出生。3岁那年，她发了一次高烧，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又打错了疫苗”，最终导致她患上骨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潘玉珍背着张艳梅四处寻医问药，县城里的医生说“这里治不好，得去北京看看”。
在县城里，母女俩住在张艳梅的舅舅家，那时舅舅已经是跑运的船长，张艳梅的印象里“舅舅家里装修很豪华”。合照里，舅舅还穿着大皮鞋。
穿盛装的苗族少女
张艳梅记得，她和母亲从舅舅家出来上了船，母亲把一包糖狠狠甩进江里，糖用一块蓝染布包着，顺着乌江很快消失在视线里。母亲一脸的气愤，带着沮丧，“因为舅妈说：‘这女儿治不好的，别治了’。”
那时张艳梅年纪小，但很多事情她都记得，每次再讲起时，人家都会说：“你妈就是没给你吃‘寡淡’（音译，当地的方言，意为汉语里的孟婆汤），这些不好的事情会记这么牢。”
也许因为曾经有个孩子夭折，所以潘玉珍竭尽全力养活每一个孩子。为了进京，潘玉珍卖掉她唯一的嫁妆，那套盛装嫁衣，换了不到100元，带着张艳梅和刚出生8个月大的三女儿牡丹，一路乘船转车来到北京。
张艳梅的表舅，也就是潘玉珍的表哥在北京石景山当兵，能带家属进部队，他立刻把张艳梅带进301医院救治，但她那时已经没有了膝跳反射，“医生也无能为力”。
小张艳梅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未来，她经常扶着板凳在宿舍楼门前，趴在板凳上，看着远处的四九城发呆。
祖孙三代
三个月后，母女三人回到台江，她和丈夫一直没有放弃张艳梅的治疗，只要有路过的苗医都会上前问药，张艳梅的童年充斥着各种草药味。
10岁那年，张艳梅第二次矫正手术失败，张文轮找到附近最好的木匠，给张艳梅打了一副拐杖，“一根通体红色的拐杖，油亮油亮的”。父亲希望张艳梅能“自己走路”，“爸爸说，他不会放弃我”。所以直到18岁，张艳梅才吃到第一口牛肉。
上高中前，张艳梅一直是班级里的第一名，还跳过级，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她性格非常开朗，人缘好，总有小伙伴背着她回家。初中时，她已经成了学校的拉拉队长，到了高中又兼任团支部副书记和校文联主席。
高考前，因为生物老师对她很关爱，张艳梅想考园林专业，却因为残疾受限而放弃，以她的成绩，进入大专院校深造是没有问题的。那是她唯一一次对身患残疾产生了一丝怨恨。
读书不成，张艳梅带着6个绣娘，投奔在北京潘家园开店的母亲。
母女北漂
张文轮一直是乡村教师，潘玉珍则在民贸公司上班，四处跑销售卖苗绣。她的苗绣产品大体分两种：一种是成衣，有定制的盛装、鼓藏衣、常服；一种是衣服上的绣片。
1985年后，国内民营经济繁荣，潘玉珍注册了个体户，开始开店。市场没开放时，她的客户多是高校里研究服饰的教授、老师。
她常年要一个人挑着扁担，坐火车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奔波，雇佣的固定绣娘从开始的五六名发展到后来的二三十名。孤身上路的潘玉珍从来没出过事，“可能是因为每次出发前都会祈福”。
张文轮要上课，“算不清账”，三姐妹里只有张艳梅负责在家帮母亲统计绣娘们的工时、计件，结算大家的工资。没事她就趴在门口看着奶奶和绣娘们做绣片，自己跟着学习苗绣，跟着染布的师傅学习“养缸”。
1999年，张艳梅前往北京投奔母亲。那时，潘玉珍已经在北京潘家园支了一个摊位，负责管理苗绣区域的日常事务，市场管理人员有事就会找她，“那片区域我妈说得上话，算是最早一批卖苗绣的摊主”。下午五六点出摊，凌晨天蒙蒙亮时收摊回家，类似“鬼市”，最多的时候，苗绣区域有100多人在经营。父亲一直没弄明白，“什么买卖是半夜才开的”。
也是在张艳梅到北京的那两年，潘玉珍丢过一次货。她回到苗寨参加姊妹节活动，活动过后却丢失了大部分的成衣和银饰，价值四十万元。而那时候，她每年的净收入只有几万元。
张艳梅是母亲丢货之后六七年才知道的。有一次收货，乡里的人告诉张艳梅，对母亲好点，这些年她一个人承受了很多。
货丢了，潘玉珍没有生气，只说了一句，“都是自己人，就当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但她自己却默默承受债务好几年。好在绣娘们没有催货款，这笔债一直到2006年前后才全部还清。
经过潘玉珍介绍，刚到北京的张艳梅在一个马来西亚老板开的外贸公司上班，负责管理绣娘，全国各地跑销售，跑各类的展览会，月工资750元，父亲张文轮的月工资才600元。
有一次，张艳梅到上海出差，一个设计师问她“这是什么染料，什么材质”，她一句都答不上来，被问得满脸通红，“别人那么喜欢家乡的东西，我却一无所知”。
在北京，张艳梅在一个面料师的工作室里看到，各类的面料按产地一一排列分类。看到“贵州黔东南”时，她发现别人将苗绣从纹饰、面料手感，染料等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吃透苗绣。
张艳梅会将在北京接触到前沿的设计，融入到自家的产品里，做出更为创新的设计，也让苗绣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健步
2003年，张艳梅和丈夫蒲宏飞相识。蒲宏飞是湖南人，也是军人出身，见过一次张艳梅之后，便一直在台江等她，平时在张家帮着张文轮干家务，张文轮看了很是喜爱。
当时追求张艳梅的人很多，“做生意的，开车的都有”。张父嘴上说你想找什么样的都可以，“只要对你好就行”。但是张艳梅带回家的男生，都被张父以各种理由反对，唯有同是军人出身的蒲宏飞，张父越看越喜欢，对张艳梅说：“人家等了你一年，快回来结婚。”
也许是被蒲宏飞的执着打动，2004年，两人结婚，很快有了大女儿。蒲宏飞来到张家之后就一直跟着雷山麻料银匠村师傅黄光文学习制作银饰，黄文光在张家做了多年的货。
同年，张文轮去世。张父一直宠爱张艳梅，很多时候没有限定女儿应该怎么活，而是鼓励她走出大山，让她自由生长。母女两人很少在张父身边，很多事只有他自己知道。
部分绣片产品
经过几年的打拼，张艳梅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手艺人和生意人。她的生意包括高端的成衣定制，也有高校的绣片采购，每年都有几十万元的营收。
一件成衣少则五六万元，多则五六十万元，成衣的制作周期至少8个月，但销路并不差。国内有一位著名的舞蹈家，连续多年都会向张艳梅采购成衣。曾经有一位上海的富商向张艳梅采购盛装，想给女儿做收藏品。这些都让张艳梅知道，苗绣已经走出大山，被更多人喜欢。
潘玉珍则被国外的设计师相中。她经常带着苗绣走出国门，走上国际T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设计师面前，展示苗绣的精湛。
潘玉珍走到哪儿，都会戴着那对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大耳环，她总是全场最特别的模特。她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次归来，都带回数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订单。但这些营收多数要分给绣娘们，还有20%要分给中介，“后来中介费越来越高”，疫情过后，也就断了出国的路。
2010年，大女儿6岁，没法在北京上学，张艳梅夫妇从北京二环的出租屋回到台江，继续苗绣的生意。有蒲宏飞的帮助，张艳梅可以带更多的货，参加各地的展会。
回到台江时，他们已经多了诸如绣片画、围巾、帽子等更轻量化，也更贴近现代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每年定制的盛装、鼓藏衣（苗族鼓藏节祭祀用的服饰）也能卖出十多件，但家里已经不再养固定的绣娘和缝纫工，而是分派到各个村寨，以计件的方式结算，这也让更多的绣娘有了额外的收入。
苗族女孩
大姐和三妹也在家里帮忙，张艳梅和母亲负责产品和销售，大姐协助销售，三妹负责宴会洽谈的接洽，丈夫蒲宏飞管着后勤。开饭时，一大家子就在院子里围着圆桌，虽然没有当初外公家的家丁兴旺，但也互相勉力支持。
没过几年，张艳梅被评为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为了承担起教学妇女和残疾人染、绣的工作，她特地考了个高级工证，“没这个教不了”。这些年，周边的小村寨迁移，很多村寨里的人来到县城，张艳梅会把一些货分给他们做，解决上千人的就业问题。
2019年，张艳梅在一个村寨里开了40亩地种植蓝草，提取蓝靛制成蓝靛泥。村里因为近亲结婚，残疾人的比例很高，所以张艳梅会雇佣他们种植蓝草。除了她自己用，也会出售，她的双手从来都是沾满染料，直到每天睡前才会清洗。
“市场上的蓝靛泥卖10元一斤，我们的优质蓝靛泥最高能卖40元一斤，今年行情稍差，只能做到17元一斤。”采购蓝靛泥的多是高校，作为染织研究使用，每年能有十多万元的采购量。
淘宝直播大山里的T台秀
这些年，机绣制品慢慢多了起来。如果只分析网上的图片，很难看出其中的差异，上手之后才能感受其中的区别。疫情过后，张艳梅的营业额近乎腰斩。2022年，在“淘宝手艺人”和小二湘南的帮助下，她重新开起淘宝店，做了淘宝直播，用视频直播的方式，让观众更直观的看到精湛的苗绣艺术，搭配更适合线上销售的绣片画和扎染蓝布的笔记本。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张艳梅在附近的红阳寨直播了一场苗族盛装秀，集齐了周边9大支系的苗族服装。大山里用作祭祀的木桥上，各支系的母女代表或是穿着盛装，或着祭祀服，或是便装，慢慢走过，旭日和风，扎染飘带应和着长长的芦笙随风而动，人和环境最终交融在一起，不分彼此。这时候，应和了潘玉珍当初的那句，“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
记者手记
在看盛装秀时，总会想到苗寨的各类传说，蚩尤、蝴蝶妈妈……服装上的纹饰各从其类，具象和抽象穿梭其间。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传统的喜爱并不在于“装”，也并非惊异于古人的智慧和审美。有时候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让人欲罢不能，扎染布匹打开之后的变化，或是蜡染布褪去蜡壳才显示的层次分明的图案，或是各类纹饰讲述的故事和文化。这也是各个高校研究苗绣来确定古代服饰，甚至古代历史的根据。
不是喜欢传统的就是高级，说看不懂的人就是肤浅，传统文化不应该成为“分审美阶级的工具”，而是找到喜欢它的人，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梵高、毕加索。
当地有一个老记者，发间已见苍白，跟张艳梅老师的故事已经多年。他说他感佩张老师的毅力，常年依靠拐杖行走的人，却能帮助那么多的人。
我不知道张艳梅是不是跟她的母亲潘玉珍一样，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因为背负太多人的生存，就将很多苦楚和心酸都埋藏在心里，只把笑容展现给周围的人。当看到这样的故事时，别人也会变得勇敢起来。她说她的初中老师曾经当着全班的面，给她写了一副字，大意是“人虽跛足，但只要努力，就能赶上健步之人”。张艳梅记了几十年。
其实我觉得老师错了，第一次用拐杖的张艳梅，花了半个小时才走完别人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
但张艳梅从来都是健步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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