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上对“性”难以启齿，乃是由于自宋代以后理学兴起，更加强调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清康熙年间“严绝非圣之书”，虽然整顿了明代以来在民间相当泛滥的黄色淫秽小说与春宫画，但也未让房中术等中国在性知识的正规传播与健康研究得以恢复，一味的禁绝造成近代中国民众仍闻性色变。
《易经》：阴阳交泰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处于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人取《易经》的阴爻、阳爻等阴阳观念，以其中的《咸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加上将《系辞》：“天地絪缦，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等天（阳）地（阴）之气的交感，衍伸至男女的性交上，并出现专门研究两性阴阳炼气与房中术的“房术家”，涉及性卫生和相应的养生学与优生观念。阴阳、乾坤交泰的概念，也被后来的王朝所沿用。例如明代修建皇帝、皇后的寝宫时，取自《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是谓“乾清”、“坤宁”。而在象征帝、后的乾清宫、坤宁宫之间，就有“交泰殿”。由于天、地，乾、坤，阴、阳等属于两两相对的性质，为达到平衡、避免极端，两者必须要相交，且相交之后能够安泰，故名交泰殿。
中国最早性教育記载：东汉《白虎通义》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东汉王朝重新统一中国，在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由朝廷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白虎观会议，汉章帝亲自主持，邀集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在白虎观陈述见解，以弥合今、古文经学之争。会后整理的会议记录由班固（公元32─92年）编辑成为《白虎通义》。特别的是，《白虎通义•辟雍》除了记载贵族子弟十五岁入太学学习经术，还要学习性知识：“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轻慢不严肃）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所谓“阴阳、夫妇变化之事”，即现代所称的性知识，但为了维护父亲在儿子心中威严的形象，性教育不适合父传子，只能由官办学宫来教，这也是中国史上最早实施性教育的正式记录。然而，迄今仍无出土文献说明太学怎么教性教育，故不得而知。
唐代的“性开放”：唐太宗教导房中事
到了社会风气开放的唐代，时人并不那么忌讳谈性，有关房中术的《素女秘道经》、《素女方》、《彭祖养性》、《序房内秘》、《玉房秘诀》、《新撰玉房秘诀》、《房内秘诀》、《养生要集》、《洞玄子》都列入了正史《隋书》、《唐书》中，并论及阴阳天地之道及其对男女双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性交技巧与姿势，女性孕期护理与优生学，还有各种滋阴补阳的药方与食膳。就连做为帝王的唐太宗（626─649年在位）都亲自为妹夫薛万彻（？─653年）讲解房中事。
《新唐书》有载：“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它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佯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由于驸马都督薛万彻缺乏性知识、在性经验上相当愚钝，引得丹阳公主十分不满，几个月不与薛共同生活。唐太宗听闻后特地为薛万彻置办酒席，并召集其他驸马一边喝酒、一边对薛进行“辅导”。待讲完之后，太宗为了鼓励薛，与他打赌后并故意输掉，解下配剑赐之。丹阳公主便兴高采烈地与薛万彻一同回家去了。由此可知，夫妇性生活不和谐，甚至还会惊动皇帝出面调停，以化解家庭不睦。
不过到了宋朝之后，程朱理学大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再一次独尊儒术的结果，就是把与道教、阴阳术数的房中术视作伤风败俗、旁门左道，在社会上群起而攻之，除了导致性学研究渐趋泯灭的悲惨结果，性教育也随之遭到贬斥。加上此时帝王酖于女色，如元顺帝荒于声色，大臣竟相邀宠与效法，追求淫荡的房中术，明朝建立后，更将元亡的原因归咎于帝王纵情声色，从朝廷到士大夫都大肆宣扬去情欲、远声色、“三从四德”与“失节事大”等传统家父长制社会的糟粕，不仅箝制了性学研究的发展，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房中术的误解和歧视，其滥觞余毒迄今未绝。例如现代努力宏扬中华文化的“国学大师”南怀瑾（1918─2012年）部分追随、吹捧他的达官显贵并非真心想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只想学所谓的“金枪不倒”以满足生理欲望，此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应可从宋元以后房中术的发展看出端倪。
“性”的地下化：春宫图与秘戏钱
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在汉代受到极高的推崇，魏晋时期又因玄学大盛的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并称为“三玄”，其中的“阴阳交泰”也成为世人所能坦然接受的观念。加上当时战乱频仍，世族社会为了维持门第不堕与人丁兴旺优势，传宗接代、生殖繁衍成为人们毕生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据统计, 自秦汉至宋代, 如《素女秘道经》、《房内秘诀》、《玉房秘诀》、《洞玄子》等关于房中术的著作共有30多部、390多卷，士人并不那么缺乏性知识。但当理学于宋代兴起，并作为社会主流，唐代之前那样的大方谈性逐渐变成“伤风败俗”，整个社会对性越来越隐晦，但又基于实际需要，性教育只能秘而不宣、暗中进行，以至于出现“春宫图”（又称秘戏图）、“秘戏钱”，女性只能等到出嫁时才由母亲进行性教育。
相较于文字，图画还是更为直观与具体。明代文学家沈德符（1578─1642年）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就有记载描绘性事的“春宫图”由来。书中称：“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西汉广川王刘海阳（公元前64年─公元前50年在位）令画师在房间四壁、天花板上等目所能及之处，画上各种性交图，供其作乐时"欣赏"。《汉书》中的：“坐画屋为男女臝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妺饮，令仰视画”，也证实了沈德符的说法：“春宫图”始于西汉广川王。
古时对“春宫图”的称谓很多，如“嫁妆画”、“秘戏图”等，通常是一卷有8至12张不同性交方式的图画，以木板印制，绘画水平不高，也非出于艺术家之手，民间的乡土气息相当浓厚。当女性出嫁时，通常会放一卷在嫁妆之中，让女儿嫁进夫家门后，于新婚之夜再与丈夫一起研究、观摩，故称为“嫁妆画”。在明、清两代，这类绘画在天津杨柳青（今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苏州桃花坞（今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桃花坞大街及其周边地区）、山东潍坊（今山东省潍坊市）等出产木版年画的地区都非常盛行。除了中国，19世纪的日本也依然还保留着父母在女儿新婚之日送性交姿势图书的风俗。
除了图画的形式，还有以“秘戏钱”进行性启蒙的方法。与“嫁妆画”内容相同，只是载体换成钱币，“秘戏钱”也多由新娘的母亲送给女儿，或藏在洞房枕下，或放入嫁妆之内，作为传授房事之用，让新人“按图索骥”。描绘北宋徽宗年间汴梁城景观的《东京梦华录》有载：“（结婚）前一日，女家先来挂账铺设房卧”，即很有可能会在婚房中放置“秘戏钱”。然而到明清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性禁锢思想居支配地位，并要求社会中下层去情欲、远声色、求贞节，上述物品只能假称是趋吉避凶之用，甚至称其有为木造建筑“避火”的功效，将其的存在合理化，所以又称为“避火图”或“避火钱”。
除了平面的春宫图与浮雕的秘戏钱之外，为了让性事更立体、方便观摩，古人还制作所谓的“压箱底”，即拳头大小的有盖瓷器，外型多为吉祥的水果状，其实内藏一对呈性交姿势的男女，平时以辟邪为由藏于箱底。到了女儿出嫁前夕，母亲就将其取出教学“夫妻之道”。
由于明代出现如正德帝（1505─1521年在位）般荒淫无度的帝王，甚至在皇宫外建了一座“豹房”，并甄选大量美女于其中供其淫乐，代表统治阶层的腐化与纵欲无穷，导致不健康的房中数逐渐泛滥、扩散至民间。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市井文人将严肃、讲求节制的房中术，从医学角度拉低到黄色淫秽小说与春宫画的层次，这也反映了明末沉浸在侈糜淫滥的“亡国感”中无法自拔。明亡后，朝廷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谕：“严绝非圣之书” ，大规模扫除了“淫词”与“书刊”，虽然使明末以来的淫秽歪风得到遏制，但房中术相关书籍也在毁禁之列，尚未回复到健康发展的阶段又遭到新一波的打击，直到新式教育在中国施行前，把性教育视为洪水猛兽、淫秽色情的风气，到现今社会也未得到完全的扭转。
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刻，不少知识分子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并积极引介西方较为“现代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性教育重新迎来了一次发展机遇。清末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1898年）在《仁学》中称：“男女构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点出了“淫”（性）长久以来遭到污名化的现象。然而，“中国医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说，最为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也就“无所谓淫”了。谭嗣同认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学理应与西医结合之后再来解释性，使人人都能以科学方式知晓，也就不会将性与淫秽不堪划上等号。
民国时期为性教育做出的努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的思想界更是进入到空前的自由开放状态，许多知识分子倡导新的性理念，公开探讨性知识以及性爱问题, 主张对青年人进行性教育。周建人（1888─1984年，鲁迅与周作人之弟）等大批学者亲自撰写文章, 就婚姻、家庭、性爱、性心理表现、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道德诸方面系统阐述科学的观点, 为性知识的普及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如《新青年》、《妇女杂志》等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期刊, 均自动加入宣传性知识的行列。
看似开放的环境，其实当时社会上对公开谈性的抵触感仍然很大。192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1888─1970年）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书中收录了7篇真实性经历，是张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中选出的，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舸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又名褚松雪，1896─1993年）《我的性经历》等文，讲述懵懂的性启蒙、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的心情，在情节上则有偷情、偷窥、嫖妓等，相当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的性观念。此书一出，堪称经世骇俗之作，顿时震动了全社会。《性史》出版四个月后，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禁止和没收此书，紧接着，军阀孙传芳视为淫书，也在上海禁了此书。同年8月，向来开放的广州也顶不住压力查禁《性史》，张竞生遭到北大解聘，黯然去职。
尽管当时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却还是公布了新学制（壬戍学制），缩短了学习年限。教育改革风气一开，性教育自然也就提上日程，上海教育家盛朗西（1901─1974年）指出，大学阶段可设性、性教育学、性卫生学等课程；另位教育家邰爽秋（1897─1976年）曾拟订中等学校性教育课程大纲，并发表在《中等学校》1923年第1期上。1923年，《教育杂志》编辑了性教育专号，发表了十余位作者专论性教育的文章，提出了诸如：注重学校性教育的理由、性教育的内容选择、各学龄段科目的安排、途径与方法的运用等问题, 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主张性教育者的普遍观点。待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后，教育部于1929 年发布第728号训令─《学校卫生实施方案》，明文规定将性教育作为一门在学校里实施的正式课程，如规定在广东省三年制师范生的健康教育中，“性教育原理”为7周，每周2个课时。
然而由于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相继爆发，政局不稳、烽火连天，中国人民在三餐难以温饱的情况下，能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自然少之又少，加上战争期间师生为躲避战火而迁徙，课程设计未必能落实。性教育师资培育的速度跟不上实际需要，也就严重限制了青少年性教育的成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结束了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政权鼎革后，新的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状态。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主张，应在中学加一门“节育课”。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卫生科技规划大会上指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年，让他们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并称出在女孩月经之前、男孩首次遗精之前就要把性知识教给他们。周恩来特别强调，普及性卫生知识，不单纯是一种科学教育，而且是破除封建迷信和移风易俗的大事。只是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中学生组成红卫兵“停课闹革命”，方兴未艾的性教育又遭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