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种植耕栽、畜养群畜和积藏金银钱宝”这三方面，略说一二：

现在有一些寺院在搞种植业，耕种田地，栽培苗稼，对外吹嘘，寺院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耕种几千亩山林或几千亩田。依律而言，出家僧尼不掘地坏生；比丘的本业是应当勤修道业，于世间资生之事，不生贪着；若不为众，私自种植田园，内妨行业，是为不净。如果我们没有供养来源，不是为自己种田这只能说一种迫不得已的方便。史称有“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之法。马祖道一禅师亲身推行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这只能是方便之法。但由于国情和社会环境的原故，社会人士讥嫌出家人不事生产、空耗民财，甚至讥嫌出家人好逸恶劳、避懒偷安，在情势所逼之下，这项禅林“家规”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应当算是不得已而为之吧！诚如弘一大师《南山律苑文集·问答十章》所说：“人问寿昌禅师（1547-1618）云：佛制比丘不得掘地、损伤草木，今何自耕自种？答云：我辈只是悟得佛心，堪传佛意，指示当机，令识心性耳。若以正法格之，仅可称剃发居士，何敢当比丘之名耶！又问：设令今时有能如法行持比丘事者，师将何以视之？答云：设使果有此人，当敬如佛，待以师礼。我辈非不为也，实未能也！”

无可否认，“会昌法难”之后，佛教各宗在复兴中，唯有禅宗异军突起，不仅率先复兴，还迅速得到崛起。这是得力于“农禅并举”或“农禅合一”的体制确立，禅宗的经济发展模式替代了原有寺院经济模式。禅林经济的独立自主性满足了会昌法难之后的时代发展需要。

唐武宗灭法运动之后，一部分僧人逃避在山林中，注重自身的修道，远离繁华的城镇，在衣食没人供养之下，也就只能自力更生，开垦荒田种地。为了自养与修道，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勉强说是一种方便；因为这是戒律与经典明令禁制的事。比丘不得掘地，这在佛教律典中有明文规定，如《四分比丘戒本》说：“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宜过分提倡和公开鼓励了。

在印度出家人是脱产的专业的宗教人士，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一切所需皆由信众供养。我们在学习《四分律戒相表记》时，都已经讲了，这是佛陀禁令不行的事。出家者本业是以修道为本，如果整天在田园耕作，则与农夫没有区别了！道宣律祖说佛陀制定比丘不掘地的更深层意义是，“若佛不制此二戒（掘地、坏生）者，国王大臣役使比丘；由佛制故，王臣息心，不复役使，得令静缘修道、发智断惑，是名‘大护’。”可见，佛陀不让比丘种田，避免各种徭役的役使，妨废专心修道。进一步来说，如果比丘可以种田的话，国王与大臣皆也可征僧尼的徭役（一般有力役、军役和杂役等），以及各种赋税了。如今台湾法律还规定对僧人征兵役之说。那么出家僧人又怎么专心静缘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