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媒体与往事，大家与回忆，文字里的新闻岁月，新闻里的实践方法，荣耀往昔，启迪当下。澎湃评论部出品。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和我的学生们（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进修教师）办了25年的读书会。
我1982年秋留校任教，1986年评上副教授，第二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开门弟子就是孙玮，她现在已经是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的领军人物了。那时，高校考研读博的人极少，到1995年我指导博士生时，10年间我名下的研究生、博士生总共只有5名。因为学生少，我可以一对一指导。有感于当时学生阅读量不足，我带教学生就是狠抓读书，开出书单，两个星期读完一本，而且必须写出读书笔记。孙玮至今还常说起我对她的严厉训斥。那时我指定她读第一本书——李普曼的《舆论学》。但两星期过去，书还是没读完。我当时就黑了脸，把书重重摔在她面前，大声斥责：“两个星期一本书都读不完，你在干什么？（你）这样的学习态度，怎么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你父母？”她差点哭出来，但还是忍住了，向我检讨。后来她坦陈，当时确实没心思读书，就是到各家剧院、电影院看演出，看电影，有时一天两场、三场电影。但从自我斥责她以后，她只好硬着头皮读书。渐渐地，她喜欢上读书，开始时漫无目的地读，慢慢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城市传播。她和黄旦老师组成的城市传播团队，极大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在全国独步一时。读书成了她最大爱好。
然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后，随着大专院校快速增加，大学扩招，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奇缺，读研考博大学生猛增。当时，全国博士点才3个，我们新闻学院能带博士生的教师才六七名，我带教的博士生逐年增加，2001年我名下的博士生多达8名，我哪里承受得了？但校研究生院要求，不带不行。以后虽然数量降了，但因一届三年，我带教的硕博士总在20名左右。更让我头疼的是，研究生毕业要求至少在C刊发表一篇论文，博士生要2篇C刊论文或一篇权威期刊论文。学生们几乎天天找上门和我讨论，实际上向我讨要毕业论文和学术论文题目，可我哪有这么多题目？一对一的辅导模式已无法应对，我只得把大家召集起来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一星期一次，这就是读书会的由来。
李良荣
名为读书会，但前15年，我们不读书，而是七嘴八舌地讨论。过去我开书单给学生一本一本地读，后来我醒悟：我开出来的书单都是我读过的、我喜欢的书，学生们读同样的书，形成基本相同的知识结构，研究相同的专业方向，这就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我们的“三观”应该一致，同时要鼓励学生多元的、个性化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书必须读，任由学生兴趣自选。书必须多读，但更重要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归纳概括的能力。这样，学生毕业以后就能独立发展。
我们的读书会基本上选在星期一晚上7:30-10:00左右。读书会前半小时就是交流：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文章。好看的书，有启发的文章推荐给大家，然后开始讨论。讨论的主题由我定，读书会前几天通知大家或者读书会当天就决定下一次读书会主题，让大家准备。我们读书会讨论过的主题十分广泛，但决不是杂乱无章。我们读书会有章有规，每次秋季开学，第一次读书会就是迎新会，我明确宣布读书会的两条纪律：第一，不得在读书会或任何公开场合吹捧自己的导师，贬损其他教师，你们可以说我李良荣不好不足，但绝不允许说任何一名其他教师的坏话；第二，不得向我告状，说同学的坏话坏事，有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不会调解你们的矛盾。这是铁规，违反者，逐出师门。读书会的规章，我这样宣布：硕士、博士都是知识分子，自由是知识分子永恒的灵魂，批判是知识分子永恒的责任。我们开读书会，是寻找探索真的、新的、有价值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独立思考。我自己不会做思想奴才，也拒绝培养思想奴才，讨论会上不要害怕自己想法幼稚、奇葩，只要经过认真思考的独立见解，都可以提出来。我允许大家有奇谈怪论，但我不愿听到正确的废话；允许大家胡说八道，但不愿听到人云亦云的大话；我不想听大家引经据典，某某说，某某道，我只想听你怎么说。
复旦校园
25年的读书会，我们讨论了太多的主题。现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大类。一是分析国内外重大事件，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举办奥运会，等等。光美国“911”事件我们就讨论了五六次，集中点就是该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二是社会上尤其网络上各种新主张、新思潮、像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网络社会、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技术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等。三是新闻业界、学界的新现象、新动向、新概念，尤其是2010年以后网络上的各种舆论风暴，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
虽然我带的学生都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但我们读书会真正讨论本专业的问题并不多，更多的是讨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也有经济学的内容。其中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讨论得最多。这与我的经历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校党委书记林克组建了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由10来名青年教师组成，除了我在新闻传播学专业外，其余都来自文、史、哲、经、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到90年代，又以该研究中心为基础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在这样多学科的复合型研究团队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太多太多的知识和各种独到见解，“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绝非妄言。许多我久思不解的问题，他们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说透了，常常有茅塞顿开的快感。为此，我坚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无论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新闻实务，或其他各类工作，没有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都不会有大出息。
为了让我的学生了解各学科的精髓，我就把当年“社会与当代研究中心”的老友请到我们读书会上“唱堂会”。历史系的姜义华老师讲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化，哲学系谢遐龄老师讲儒家学史，杨心宇老师讲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关系，伍柏麟老师讲市场经济，俞忠英老师讲经济学术史，等等。这一批教授在复旦大学乃至全国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者。其中印象最深的哲学王子王德峰老师到我们读书会上讲康德的《理性批判》《实践批判》，连讲两个晚上。他们讲的话题不同，但却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一口气讲两个半小时。我和我的学生一样，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记笔记，提问题。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都深感文史哲博大精深。
因为没有思想包袱，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的读书会讨论总是很热闹。新同学刚进来有点拘谨，几次读书会后都放开了。读书会热火朝天，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常有的事。我印象很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全国风起云涌地组建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读书会上引起观点鲜明对立的两种意见，一方认为集团化是解决中国传媒业“小、散、乱”走向集约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则认为由行政手段强行兼并的“拉郎配”，反而让传媒业失去活力，在内部纷争不已。争论了近两个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读书会快结束时，双方都突然静下来，齐刷刷看着我，似乎要我作结论，我就说了一句话：“今天读书会到此结束，下次再讨论。”大家都呆了，一名学生问：“老师你怎么不作结论？”我回答：“大家从不同视角看传媒集团化，显示集团化的利弊得失，我们读书会要的就是这样的争论。这次没有发言的同学，下次要先讲”。
而让我记忆犹新的面红耳赤争论是在我和芮必峰之间爆发的。芮必峰读我博士时已是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早已业有所成，读博时已50岁，是我年龄最大的博士生，他说读博是了却多年夙愿。我俩80年代中期就认识，我视我俩亦师亦友，但他执子弟礼，对我恭敬有加，然而在学术上却是寸步不让。那次争论是关于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我基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新闻职业理论是新闻从业者遵循社会分工需要而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基于社会学的场域理论，认为新闻职业理念是捍卫新闻工作人员专业运作的一种权利。我俩从办公室一对一地讨论，到读书会上你来我往的争论，甚至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上当着众人面的对辩，双方都坚持己见。他甚至无奈地问我：“你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我的论文怎么写啊？”我回答他：“按照你的观点写。”芮必峰写出的毕业论文初稿让我审阅，我很不满意。我在初稿封面上写了一段话：“你写论文似乎想说服坐在你对面不同意你观点的人，缺乏足够的自信。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要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我电话请他过来，告诉他：“你写论文不是要说服我，一句老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抬头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拿回去修改。最终，他的毕业论文无论盲审、明评以及博士论文答辩会，都得到很高的评价，还抽出其中章节在各大刊物上发表，我都认真读过。可惜，我还坚持己见，他没能说服我。
25年的读书会周而复始，年年必须做的一场重头戏是所有学生聚在一起，讨论下一年毕业研究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从论文的选题到论文开题报告到最后论文预答辩，在送交学院之前必须在读书会上讨论、通过。读书会不通过，我不签字。这是举全体学生之力帮每一位毕业生过最后一关。我定的论文选题标准就是提出问题：真的、新的、有意义的问题；论文通过的标准就是有独到的见解。所以，每次论文审核会总是热闹非凡，讨论会上没有新老、长幼之分，大家七嘴八舌出主题，争论不休成常态。经读书会讨论，选题能一次性通过的不到50%，预答辩一次性通过的更少，几乎都要去修改。毕业论文对每个学生都是巨大压力。读书会上，几乎每位即将毕业的学生都愁容满面，但读书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提供文献资料，会让他们信心满满。记得有名研究生读到《纽约时报》上一整版社评，检讨该报纸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前一口咬定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鼓动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误导民众。他认为这样百年大报能坦陈自己错误，很值得研究。但在选题会上，他愁眉苦脸地报告，这论文没法写，因为美国对外发动战争前，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古巴，等等，《纽约时报》都狂热煽动战争，战败后又向公众作检讨，一而再、再而三重犯这种错误，第二次海湾战争只不过是故伎重演。这立即引发一场热烈讨论，大家都说，这是全新的发现，比原来题目更有意义。他豁然开朗了，定了论文新标题《“失语”与“失忆”——美国媒体的战争报道分析》，极受答辩委员会老师的好评。
我们的读书会真正读书是最后10年。那是很功利的：为了编写教材。当时教育部重新编发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目录，新增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但缺少这方面合适的教材。2010年，我和高教出版社编辑武黎商量，定下一本《网络与新媒体概论》教材。但我没多大信心能写好这本书，因为缺乏这方面知识储备。为此，我和学生们决心恶补。我一口开出20来本著作一起读。每次读书会由一名学生主讲一本书，书的作者、成书背景、学术影响、主要内容和观点、难点、疑惑点。读完这批书，才稍稍有了底气，参与读书有20多名学生，最后参与撰写的有13名。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9月，整整一年时间，读书、讨论、写作、修改，最后在2014年4月上正式出版。我在《网络与新媒体概论》（李良荣主编，童希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后记里陈述了这一过程：
“酝酿本教材已有数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武黎和我在2010年夏就商量这本书的编写，但迟迟未能落笔，不是因为太忙或太懒，而是没有能力把握。传媒界有个说法，20岁左右的青年人是新媒体的“原住民”，40岁左右的中年人是新媒体的“移民”，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新媒体的“难民”。我属于“难民”之列，要了解、理解并适应、运用新媒体是很艰难的一件事。2010年以后，我参与并负责教育部一次关于网络舆论的攻关项目，花大力气恶补网络与新媒体的知识，才对本教材的编写有了思路。
本教材从2012年10月份启动，由我拟定本教材的写作大纲，包括本书的基本思想、各个章节以及每个章节的基本观点。经过数次的讨论、修改，2012年12月中确定大纲。我和我指导的全体在读博士生、硕士生组成编写团队，分头撰写。
2013年4月底各人交出初稿，经过集体逐章讨论，6月上旬交出二稿；再次集体讨论，7月初交出三稿。”
该书出版后，我又如法炮制，组织我的学生连续编写《网络空间概论》（李良荣，方师师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互联网新闻制作》（李良荣，钟怡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了3本书是具体成果，但我更看重这几届学生都扎扎实实读了几十本书，通过对写作大纲一次次讨论，对稿件一次次修改，学生的知识积累、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提升，毕业以后无论去实务岗位还是去高校任教，都有足够自信。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一届学生走，新一届学生来了。我们读书会一届又一届坚持着。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来看望我。我常常会问他们：“读研（读博）什么是你印象最深的？”
每名来访学生有几个答案，读书会却是共同的选项。“为什么呢？”我会追问。那就有不同的回答，“读书会上的讨论让我们把各门学科基本理论打通了。”“基本学会用各个学科基本知识去分析问题。”“我学会怎么去抓问题。”“我真正明白了归纳、概括的方法。”
我们的读书会给了学生很多，但给了我更多。10年前，我已是快进入70岁的老人行列了，还重新开始学习网络和新媒体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实实在在是“七十岁学吹打”。但近10年却是我学术成果最多的10年，4本教材，2本专著，50篇左右C刊论文，10来项大数据调查项目。无论读书会还是日常交流，学生们给我太多的技能、知识、启迪、灵感。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教学相长”，如果“教学相长”是师生互教互学，那我是认可的。我和学生名义上是师生，但实际上是平等交流，我诚心诚意向他们学习。我搞不清的概念，想不明白的问题，连网络用语都请大家帮我答疑。我写学术论文提出任何新的想法，事先都征询他们。我最后一篇论文《论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双重属性》（刊《新闻大学》，2021年10月）构思前，把基本观点告诉孙玮，征询她观点能否成立，我和孙玮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玮答我：“这个观点很新颖，我认为可以成立。”
我说：“你说可以成立，我就放心了。”
“李老师，你实在太谦虚，学生不好意思。”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谦虚过，但不懂就是不懂，没把握就是没把握，我讨教你们，只希望能赶上时代，不要太落后。”
2019年以后，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不再招收研究生，学生逐年减少，而且因为疫情，无法再办读书会。然而读书会上我和同学们无拘无束，纵论天下风云，漫语古往今来的场景时时在我心头激荡，就像《兰亭序》里所言：“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而让我欣慰的，我一批毕业后在各大学任教的学生们许多已评上高级职称，他们带教研究生后都纷纷办起了读书会，办得有声有色。
读书会，有知的快乐，有观点碰撞的火花，有思想自由驰骋的酣畅。
读书会，我们的快乐大本营。（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