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威
兰州古称金城，西汉昭帝元年（公元前86年）在今兰州始置金城县，属天水郡，翌年置金城郡。东汉末年，分金城郡置西平郡，金城郡治由允吾（今永靖县西北）迁至榆中（今榆中县城西）。隋文帝三年（公元583年）改金城郡为兰州，兰州之名始闻于世。明惠帝元年（公元1399年），明肃王朱瑛由于“甘、肃兵变不常”，局面复杂，难以控制，甘州寒冷而多风沙，江南官兵不服水土等原因，朱瑛请求移藩兰州获准，从甘州（今张掖市）迁至兰州并在原兰州府衙扩展建设肃王府，此后历代肃王在兰州袭封240余年，直到明朝灭亡，共袭封九世十一王。肃王的东迁移藩和肃王府的建设可以说是兰州振兴的起点，对兰州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
一、控厄东西，身居要道，纵览明代兰州定位
明代北部边防有“九边”的说法，从东往西一字排开分别是：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这里所说的“甘肃”，即明肃王驻番地。作为明代“九边”最靠近西北的军事重镇，兰州凭借着兰州卫、庄浪卫（今永登县）的防御功能屹立在西北戍防线上，战略地位由此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明代的兰州卫、庄浪卫控制着通往西域的大道，是明代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通道，肃王之所以移藩兰州，这与兰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直接的关系。
明代西北边防从宁夏向西延至嘉峪关分别由甘肃镇与固原镇担任防御。而甘肃镇最东端的卫所正是庄浪卫，与之交接的是固原镇的兰州卫。从祁连山东段的乌鞘岭到宁夏，中间有大、小松山(今天祝、永登、古浪、景泰等地)。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西可走河西，东可抵达兰州，南则能去青海，北则连通宁夏河套一带。弘治十八年，沙井驿夜不收（古代军队中的哨探，因彻夜在外侦察，故称夜不收）畅陈良报告：发现50余骑鞑靼作尖兵，从锁罕秃往下吊行走窥探，而鞑靼大队人马潜伏后山，伺机而动出没为患。同年，鞑靼首领小十王派奸细侦察肃王府双井儿牧场牛马、新修马营所养马匹，以待秋高马肥之时，率众抢掠。三边总制杨一清将此情报告知沙井驿等处，并在《为存留守城官军以防虏患事》奏称：兰州城“内有宗室，外多商贩，人烟辏集，畜产蕃盛，比之他处不同。相离鞑靼出没之地，止隔黄河一水”。作为边防重镇的兰州地区，虽然仅仅是两个毗邻的县(州)级行政区域，却有兰州卫、庄浪卫、甘州中护卫、甘州群牧千户所等大批卫所军队重兵把守，这较之周边的临洮、巩昌等卫所的分布而言，兰州地区军事力量之聚集在明代是非常罕见的，其在明代倍受朝廷重视的程度也是陕西行省境内很少与之比肩的。尚书夏原吉等奏: “兰县附近黄河，路当冲要。”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马文升称“兰县系甘凉之喉襟”、“兰县要害之地，兵备固不可少”。弘治十八年巡抚都御史杨一清谏言:“兰州地当要害，时有虏警”，认为“领兵者须稍重其权”。
二、水车轮转，浮桥贯通，明代兰州异军突起
明代的兰州是丝绸之路茶马贸易的关键节点，明廷在兰州设有兰州课税局，这些商业功能的增添使得兰州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开始向多功能的城市转变，这是兰州作为城市兴起的重要标志，开启了兰州作为西北商业重镇的序幕。明代兰州振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对黄河水车和镇远浮桥这两个极具兰州特色的历史证物进行考证，并以此探究明代兰州振兴的兰州方案。
1.黄河水车轮转，大规模引黄灌溉成为现实
兰州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引黄河水灌溉在段续引进改良水车前仍然无法大规模实施，主要是因为兰州滨临黄河，背靠皋兰山，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所谓兰州“土脉高亢，雨泽愆期，每岁至夏半，民甚苦焉。北滨大河，自昔无兴灌溉之利”。兰州因黄河水位较低，“东西两川田亩，水不能上”，致使两岸百姓引黄河水灌溉几无可能。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明代兰州段家滩人段续，“续里居时，创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船河农民皆仿效焉。”段续早年仕途几经起落，晚年回归故里，致力于水车的仿制，经过多次反复，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获得成功。开始架设在现今广武门外的黄河北岸，后又在现今镇原路北口架设了三轮，以灌溉附近的菜畦果园。“水车园”这个地名即由此而来。据道光《皋兰县续志》 载: 明代时兰州水车园有水车三轮，灌地 600 余亩；东教场北并河港有水车十轮，灌地 1 200 余亩；段家湾有水车三轮，灌地 450 余亩。明末时期，大水车在黄河流域的皋兰、白银、泾川、平凉、银川及陕西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2006年5月20日，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镇远浮桥贯通，黄河上游旱码头由此而成
兰州虽然毗邻黄河，但是因为黄河水流湍急，礁石险滩众多，无法发挥水运的便利作用，兰州的运输还是以马队、驼队为主，在明朝，兰州作为黄河上游众多渡口之一，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镇远浮桥架设后，兰州取代其他渡口一跃成为内地通往河西、西域的主要咽喉通道，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镇远浮桥使用了500多年，称得上是兰州历史上第一座固定的桥梁。与过去靠手摇木船、羊皮筏子渡河相比，黄河镇远浮桥不仅方便了兰州黄河南北两岸交通与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控扼冲要，对改善明代西北交通和巩固西北边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兰州也因为守护黄河镇远浮桥而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这是明代兰州有别于历代的特殊点，也成为明代兰州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故成化三年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徐廷章奏: “万一有警，兰县河桥被阻，粮运不通，极为可忧。”明朝五代元老、兵部尚书马文升进言：“陕西之路可通甘、凉者，惟兰州浮桥一道，敌若据此桥，则河西隔绝，饷援难矣！”可见浮桥的建成，对改善西北交通和巩固西北边防作用巨大兰州黄河镇远浮桥的贯通，为兰州商业的异军突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兰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河旱码头。
三、肃府东迁，百业兴旺，兰州振兴功在千秋
1.对兰州城市建设的影响
肃王移藩之前，兰州总人口一万余人，属陕西布政使临洮府管辖的一个县城，历史遗迹和文化古迹乏善可陈。肃王移藩后，肃王府( 今甘肃省政府大院)的建设按照明朝规制“冕服、车骑、邸等，下天子一等，诸王不许有离宫别殿”以南京故宫为蓝本，府宅建设和园林构建融为一体，修建城墙，设朝立堂，雕梁画栋，立禁地起三门，是当时甘肃境内最具规模和建筑艺术的皇家府邸。王府北墙即旧城北垣，上有佛云楼( 望河楼)，为旧时兰州八景之一。在幕僚的积极建议下，朱瑛和他的继承者们还在兰州修建了大量的寺院宫观，因朱瑛崇尚道教文化，于公元1400年重建了原唐代云峰寺后宋代九阳观并更名为金天观，召请张三丰徒弟孙碧云入观主持。此后相继修建白衣寺和白衣寺塔为肃王府王府寺院，意寓多子多福。重新修建和规建了荣光寺、接引寺及接引佛，白塔山白塔寺和白塔，五泉山崇庆寺、嘛呢寺、文昌宫、武侯寺、大悲殿、地藏寺、卧佛殿等宗教文化建筑。后又在兰山最高点修建三台阁，在肃王府西面修建“莲荡池”后改为“节园”，左宗棠开放为城市公园，传世至今。这些宗教寺庙和皇家园林的建设对兰州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奠定了基础，对兰州的民间信仰和宗教文化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在兰州二百多年间，肃王极大地改变了兰州的城市面貌，兰州城也为此多次扩建。明代兰州的城市建设是自秦设榆中县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兰州文脉从此转而兴盛。
2.对兰州文化形成的影响
肃府东迁后，肃王府官员幕僚、江南才子一时涌入兰州，其中有不少儒学大师，如周麟“肃府教授通五经，尤精于性理，启迪后学”。这些文人收徒授业，大兴文教，成就了一大批才俊，间接和直接培养了28位进士，131位举人，205位贡生，士人群体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兰州地域文化的迅速提升。《临洮府志》云:兰州“有南式风，士勤读嗜学”，这正是肃王移藩后带来的新气象。朱瑛令属官编撰了第一部兰州地方志书《金城志》，对兰州的历史沿袭进行了梳理。朱瑛东迁兰州还带来了明太祖朱元璋赐予他的三宝，宋拓本《淳化秘法阁帖》、龙胆壶、风喙卮藏于肃王府东书堂。特别是淳化阁帖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肃宪王朱绅尧命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将这部字帖镌刻于富平石上，于天启元年完成，冠绝天下，流传于世，现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肃王府古城墙建有拂云楼（原名源远楼，望河楼），后世主甘名臣纷纷题写匾额，其中晚清名臣左宗棠督甘时曾书“大河前横”及“积石导流归大海，倥侗奇剑上重霄”对联。在西边肃王府“澄清阁”阁轩题写“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对联以抒其景。抗战时期，肃王府大堂改为中山堂，楹联题写为“惟公揭平等自由独立解放之旗，唤起四百兆同胞，有如春风来临，瞻仰仪容思保国；此地乃金城王塞古杰时贤所在，继承五千年历史，好挟黄河东下，誓除倭寇出重洋”，一时成为了兰州的历史文化名人争相抒发胸臆之地。明肃王移藩后，在兰州大兴文教，建立了孔庙，兴建了官学、县学，又自己出资建立了书院，邀请吸引南方教育人才来到兰州，如“王中，狄道人”，“叶华，兰县人”，四川学者李用中等人，有的安排入府就职，谋划政事，有的入县学、书院里面去专职教育，为兰州的文化教育吸引人才，为兰州人才培养开创道路。一时文化风尚蔚然成风，兰州四境人才辈出。兰州文人才子黄谏、段坚、彭泽、邹应龙等学而优则仕，入朝秉政，匡扶正义，兰州学子崭露头角，醇厚学风传承历代。
3.对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肃王迁兰为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肃王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兰州经济提升注入了新的活力。明代肃王的岁禄最多为1000石，但这仅仅是肃王经济收入的一小部分。肃王通过扩充田庄、经营畜牧、工商市利、奏讨受赏等形式，广积钱财，从而富甲一方。肃王移藩后，兰州人口明显增长，市肆商业逐渐繁荣，原肃王府正门外商铺林立，车道齐整，形成了兰州的商业中心。商贾富户南来北往，特色饮食汇集其中，商品交易日益繁荣。肃府王公贵族经营商业，开办店坊;王府的佃仆耕种土地，经营园艺。在开发农业的同时，也将先进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煤炭开采技术带到兰州，流传于民间。这对于兰州经 济的持续发展和带动城市生活消费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兰州因靠近河西诸地，皮货交易、茶马古市兴盛一时。其中，兰绒（一种新的皮毛制品）流行一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兰州服装原料品牌，其名之盛不亚于汉丝绸。曾经在明清时期，兰州的一个服装品牌活跃在丝绸之路上，而且火爆的程度不亚于汉唐时期的丝绸。羊绒质地轻柔绵软，保暖时尚，非常适合朱瑛及其肃王府里南方官员所需，深受当时上流社会的追捧。冯梦龙在《古今谭概》小说中以兰绒为题，撰写小说，为之传名，寄文曰“爱煞兰州圪鞑绒，寄来春后趲裁缝。寒回死等桃花雪，寒透生愁杨柳风。忽地出神挦细脚，有时得意挺高胸。寻常一样方干鲁，才着绒衣便不同。”说方于鲁这个富商求来一件兰绒，做好后已是夏天，依然宴请宾朋，招摇一番，结果汗流浃背，令人忍俊不禁。清朝每年内地的商人要在兰州购买兰绒，并花费黄金万两。晚清名臣左宗棠因兰州绒布发展，兴建了兰州织呢局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机器纺织厂。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文化，经济，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
作者简介：何威，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先后在《兰州学刊》《调查与研究》《兰州工作》《甘肃经济报》《地方金融》《甘肃发展》《兰州青年》发表论文20余万字，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