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1171年7月3日，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作别家乡绍兴江阴（今属浙江省绍兴市），去夔州（今属重庆市）当官。

陆游没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160天，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七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陆游著，钱锡生笺注，陕西师范大学总社出版，2024年10月），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此时，陆游更纠结于两个问题：

首先，自认年迈，已惧远行，即“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这次旅行真有必要吗？

其次，仕途多艰，陆游少年科举屡败，后得推举，36岁受赐“同进士出身”，38岁被排挤出朝，得张浚提拔，40岁当上八品通判，又因张浚失势，不久被罢官，在家赋闲4年后，终于等来再被征召，却还是八品通判，且远在夔州，倍感“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

其实前一年的12月25日，陆游便收到了任命，因生病，拖了半年多才上路。

只看《入蜀记》，如老僧入定，波澜不兴，明末萧士玮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编《四库全书》的馆臣也称其“雅洁”。可陆游同时期写了数十首诗，每首都很情绪化，比如出发前给好友梁克家写的《投梁参政》：

流离鬓成丝，悲吒泪如洗。

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

《入蜀记》是一个悲愤者写下的安静文字，只是少有人能明白：陆游为什么要这么写。

千年演化才有了行游日记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说：“陆放翁《入蜀记》，有酷好者。夫无意为文，文之至也。状物适状其物而止，叙事适叙其事而止。不增不减，自尔错落，然是通神明、类万物，古今称谓，信笔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

方以智这么说，是基于文学史视角：从日记到行游文学，经历了上千年演化，至《入蜀记》始有大成。

日记出自起居注，史官逐日记录帝王言行，一是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二是存留帝王嘉言，以教化后人。此传统始于周代，现存最早文本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记录了建武三十二年（56年）正月，汉武帝刘秀至泰山封禅的全过程。

《封禅仪记》体现出早期日记的特点：它是写给别人看的，有强烈的舞台感，“我”被排斥在外……这使它无法成为文学。

唐代李翱的《来南录》是日记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从写君主变成写“我”，由此带来的困境是：“我”有什么可写的？《来南录》记录了李翱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全家从洛阳到广州的行程，历时半年，仅1000多字，所记皆治病、宴饮之类生活琐事，胜在文笔典雅、从容不迫，让人看到：“我”其实也可以成为叙述对象，也能写得有趣。

接下来是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陆游在写《入蜀记》时，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影响。《于役志》记录欧阳修被贬官后，从汴京到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的旅途见闻，即“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但记录自己参加宴饮的内容太多，被讥为“酒肉账簿”。《郴行录》记录了从汴梁到郴州的沿途风光，“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与李翱的《来南录》不同，这两部作品不再纠结于“我的行程”，聚焦于“行程中的我”。但《于役志》《郴行录》未彻底解决“我有什么可写的”的困境，为避重复、单调之病，篇幅均不长。

《入蜀记》能成为里程碑，因文本上有突破。

宋代行游类日记作家大多有治史背景，如欧阳修、张舜民、黄庭坚、范成大、吕祖谦等，陆游也三任史官，修过《两朝实录》《三朝史》，并著有《南唐书》，熟悉当时日记体的文本规范，即必须呈现出“日记的史学传统”，在此镣铐下，陆游依然能“把‘我’讲丰富”。

陆游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让“我”来讲历史。行游日记由此从客观走向主观，从记事走向文学。

真正想写清的是“我是谁”

陆游对《入蜀记》相当看重，嘱其子：“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入蜀记》不是完全的文学作品，不能只看文学价值，它真正关切在：转型时代中，人该如何找到“我”。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如史家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的作者）说：“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另一方面，富裕未转化为强大，反成诅咒，“贫穷却强大”与“富裕却弱小”俨然只能二选一，即文天祥所说：“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

陆游生于北宋灭亡之际，即“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少年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可他们的忠诚不被理解，他们的努力皆付东流。陆游的老师曾几主战，长期遭排斥，晚年赠诗给陆游：“问我家居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至于陆游自己，蹉跎至40多岁，仍一事无成。

如果注定无法融入现实，“我”还是真实的吗？我存在的意义何在？通过《入蜀记》，陆游传达出三种声音。

其一，山水的本质是人文，江山如画，是因前辈将生命融入其中，此外无风景。故至池州思北宋由此灭南唐，见北固山“狠石”念蜀吴在此结盟抗曹，游天庆观寻岳飞父子画像……《入蜀记》记人文景观100种，自然风光仅16种，穿行于“残山剩水”，成为陆游串联英雄传奇、为自然附魅的过程。

其二，坚守文明，在真山真水中读懂诗意。《入蜀记》引前代诗文180多处，116处有评价和考证，几乎是打着游记幌子的诗论。其中隐含着陆游的立场：文明屡遭挫折、羞辱后，仍应坚信其力量。在陆游看来，宋人工稳、精致不逊于唐，却乏李白的张扬、豪迈，所以全书引证唐诗64处，李白诗占34处，杜甫诗占12处。由此突破“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之弊。

其三，开阔视野，以山水养气。陆游曾说：“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入蜀记》中，颇录奇物、奇俗、奇景，如“物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二三尺，殊可畏也”，不知何物；另记木排托起的水上城市，“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况味。

三种声音相加，“我是谁”之问豁然开朗。

两个陆游谁为真？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称“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游记开启了“人的发现”——站在古代建筑面前，我们会意识到，一切不全由上帝创造，历史也是创造者。此论有争议，但呈现了一个事实：近代转型从旅游开始，旅游使人靠近“我”，对人生苦短有了紧迫感，从而在逃与冲之间做出选择。

宋代的富裕也推动了旅游，宋人赵季仁说：“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值得关注的是，《入蜀记》中的陆游，与入蜀之路上诗篇中的陆游，反差惊人。在归州（今属湖北省宜昌市），陆游拜谒了寇准当年修的秋风亭，写下诗句：

江上秋风宋玉悲，长官手自葺茅茨。

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

以古托今，痛彻骨髓。可在《入蜀记》中，陆游却淡淡地写道：“谒寇莱公（寇准）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飃，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

宋制，官员赴任需先到吏部领告身（古代授官的凭信）、官印等，还需向皇帝、宰执、御史台辞谢，陆游在临安（今杭州）待了10天，仅记290字，可见办事不顺畅。在离开临安的船上，陆游突然记下：

是日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江行淹速，常也，得风者矜，而阻风者怒，可谓两失之矣。

如此有趣的细节，全书仅两三篇，不是陆游不会写生动，而是诗可以兴观群怨，行游日记在当时属于史，受记史文体所限。只能暗藏褒贬。

《入蜀记》中，陆游还记录了他和秦桧孙子秦埙的交往，秦埙甚至送药到陆游的船上。《宋史》称陆游早年因科举成绩高于秦埙，被秦桧所恨，致名落孙山，此说不确，秦埙科举只得探花（第三名）。但陆游的爷爷陆佃主战，因秦桧而断送仕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对秦桧一家极尽讽刺，在《入蜀记》中，却无丝毫情绪。

古代文体丰富，不同体例的行文方式完全不同，如今统一称为散文，文体间的差别被掩盖，随着形式消失，“思想内容”成了唯一标准，可“思想有深度”不等于“文体美”，哲学判断压倒文学判断，揣摩古人之意趣便成难事，我们反被自身传统关在门外，甚至已读不出《入蜀记》之妙。

于是，阅读《入蜀记》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文江山之美，带我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