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霞/文
当梁实秋在台北的家中接过女儿转辗从青岛带去的一瓶海沙时，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了。晚年的梁实秋每每凝望海沙的时候，那些曾经呼啸在他年轻血管的、曾经流淌在他激情笔端的、曾经让他哭、让他笑、让他歌的往昔生活一瞬间从心底涌起……
1930年夏天，梁实秋通过闻一多结识了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杨振声邀请梁实秋和闻一多赴青岛任教，那一刻伸向梁实秋的橄榄枝如同一道生命的曙光般意义非凡。那时延续了三年的文坛论战令梁实秋精疲力竭，他也早已厌倦了上海令人窒息的喧嚣和刻薄。1927年1月，梁实秋在《复旦旬刊》创刊号发表文章《卢梭论女子教育》，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关于男女平等教育、注重女子经济独立等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实秋认为男女在“自然”上便是有差别的、“不平等”的，所以即使主张女子经济独立，即使女子比男子做得还好，“她已失去了她的女子特性”。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最先惹恼的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位署名“振球”的女生写文章质问梁实秋：“我们不晓得梁先生的居心究竟怎样？难道要我们女子永处于被男子玩弄、压迫的‘特性’地位，男子可以做的事，我们永远不好去做吗？”另一位署名“研新”的学生则写文章讽刺梁实秋，大意是：梁老师你是不是误解了卢梭的男女平等观念？你所谓的男女有别，不是瞎胡扯吗？
出生于书香门第、求学于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思想理念深受其老师白璧德影响的梁实秋，一时间承受不了学生的批评，他立刻致信《复旦旬刊》编辑部称：“吾人撰述学术文字，首宜屏除意气，在文字方面尤当力求点检，粗俗鄙陋之词句，与讥讪揶揄之语调，皆应避免，因讨论学术之文字，体例固应如此。近人为文，常趋于轻浮一派，且喜牵涉个人，非所以讨论学术之道也。秋之专攻，在于批评，故读他人评我之文最为欣幸，惟批评之态度必须求其严谨耳。”显然，这封信更多的是个人权威受到学生挑战后的情绪释放，回避了对问题的回答和讨论。
由此可见，梁实秋那时完全没有论战的准备，他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强大到他无法抵御的论敌正在向他走来。1927年10月，鲁迅应陈望道邀请到复旦大学演讲。读到《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后，树人兄眉头一紧，心生警觉，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岂不是要开新文化运动的倒车吗？于是，鲁迅在《语丝》周刊上连续发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拟豫言》等文章驳斥梁实秋，刀刀见血，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随后，鲁迅的好友郁达夫也在《北新》半月刊发表《卢梭传》《翻译说明就算答辩》等文章，接茬复旦学生，劝告梁实秋“多读几年卢梭的书再来批评他罢”。当时留学归来的梁实秋只有24岁，虽因写了几首新诗被称为“豹隐诗人”，但与已是文坛巨擘的鲁迅论战，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但年轻气盛的梁实秋还是奋起应战，不断写论文坚持将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和文学观，否认文学有阶级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实秋遭到左翼作家群体的围攻。于是，这场文坛论战如无法扑救的山火般熊熊燃烧，绵延不绝，论战主题扩展到“文学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第三种人”、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话题，也逐渐由学术争论发展到意气之争。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中影射鲁迅等左翼作家“通共”、“通俄”。是可忍孰不可忍！鲁迅撸起袖子写下了后来收入中学教材的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资本家的乏走狗”这顶帽子，梁实秋一辈子都没有摘掉。而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鲁迅去世，至死方休。
1930年，杨振声为新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招揽人才，梁实秋和闻一多携手奔赴青岛，逃离了沪上的纷争。
青岛红瓦绿树，三面临海，“山坡起伏绿树葱茏之间，红绿掩映”，梁实秋纷乱的心绪渐渐被安抚，他绝意于文坛硝烟而潜心读书、教书和写作。梁实秋在青岛鱼山路7号（现为鱼山路33号）租下了一栋小楼，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担任《英国文学史》《文艺批评》等课程的教学。
在课堂上，他声情并茂地讲授西洋戏剧的代表作和发展史；讲授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剧作；讲授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梁实秋对自己的教学自信满满，他对学生说:“我讲课，只要听之者不是下愚，不是根本不听，总能得其梗概，略具颖悟，稍加钻研，必可臻于深到。”而学生也总是将敬佩的目光投向梁老师。
那时候，梁实秋天天步行到校，身着中式裤褂和飘逸长袍，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潇洒，旁若无人。除了教学，梁实秋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写作和翻译上。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书目中包括《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二十一史》。
梁实秋还兼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学校初建，藏书不多。为了学校的图书建设，本不想再回上海的梁实秋还是赴沪釆购图书，并四处搜罗各类书籍。当梁实秋听说崂山太清宫藏有一部珍貴的《道藏》时，立刻求助教育部帮忙将《道藏》移至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但未能如愿。躲在青岛的梁实秋还是躲不过鲁迅的利剑，鲁迅写文章指责梁实秋，大意是：你凭什么利用职务之便，在大学的图书馆下架俺的书？梁实秋没有应对。直到1964年，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这段旧事， 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对家庭生活更是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到青岛的第一天，他就认定青岛旖旎的风光和凉爽的气候宜于定居。他在《忆青岛》中说：“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青岛的干净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北平不能比的。
梁实秋租住的房子有宽敞的院子，据资料记载院子里栽种了六棵樱花树、两棵苹果树和四棵海棠树。但我估计并不会有樱花树，他在《忆青岛》中说：“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花树无辜，但是我不能不连带着对它有几分憎恶！”。我想大概也不会有海棠树吧，梁实秋的名著《雅舍小品》，写于1940年抗战中的重庆，其中《病后杂谈》篇开头写道：“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环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
梁实秋常常自己动手在院内种花植树，一座寻常屋舍，在他的手中变得性灵情致，每当看着孩子们在繁花如簇的院子里嬉戏打闹时，他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贤良的妻子、乖巧的儿女、美丽的青岛，他多么想就这样波澜不惊地生活到老。那时候，在他的晚年掀起爱情巨浪，让年逾古稀的梁实秋秒变情窦初开少年的韩菁清女士还未出生。
“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在青岛这处幽雅的小院里梁实秋度过了一生中家庭生活最幸福的四年。也正是在这里，梁实秋开始了最为后人所钦仰也是规模最为浩大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1930年底，在胡适提议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将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列上工作日程。胡适选定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和徐志摩为翻译委员，计划五至十年完成。梁实秋始终毫无保留地投入翻译工作，他“广泛收集参考资料，发掘未经删节的版本，经过反复斟酌后选择了散文体翻译。”“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抓着功夫翻译”。而其他四人，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投入这项工作。
翻译是很寂寞的事，尤其是面对莎士比亚多达三十七种的戏剧，外加三部诗集，梁实秋为此“穷年累月，兀兀不休”。这项巨大的翻译工作在他离开青岛以后间断了，直到1967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才最终完成并出版，前后花费了近四十年。胡适一直关注着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工作，他对梁实秋说，等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可是，胡适先生没有等到《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就去世了。
在青岛的后两年，梁实秋专心治学，也渐渐形成了保守温和的人生态度。他不走极端，不冒风险，但也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青岛山明水秀，但“没有文化”，也没有适当的娱乐，天长日久，梁实秋感到日子有些乏味了。本就好酒的梁实秋于是呼朋聚饮，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曾应邀到青岛演讲的胡适说：“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连日在顺兴楼，他们都喝很多的酒。”梁实秋说：“送往迎来以及各种应酬，亦无不出于饮食征逐的方式”。
青岛也绝非世外桃源，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梁实秋的宴席，也击碎了他娴静优雅的名士梦。
国立青岛大学爆发学潮，校长杨振声辞职。1932年7月，教育部决定解散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杨振声、闻一多相继离开青岛，梁实秋却留下来继续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但酒席散了，朋友走了，让梁实秋“流连不忍去”的青岛也越来越空洞起来。正在梁实秋彷徨无着的时候，从北京传来了胡适先生热切的召唤，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希望你和朱光潜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我感觉近年全国尚无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文科，殊难怪文艺思想之幼稚零乱。此时宜集中人才，汇于一处，四五年至十年之后，应该可以换点气象。”胡适又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大来吧！”。尽管当时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先生再三挽留，但梁实秋还是于1934年7月离开了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