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谈起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人们或许很容易想起他的著名“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的前言里写道，“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一生，是这个世纪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对于我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这种背景的历史学者来说，过去永远不能抹去。”这位长寿的历史学家见证了大半个20世纪的风云变化，使得他的个人经历本身就堪称一部历史。而《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所描述的，也正是属于霍布斯鲍姆的历史。
从整本书的构架来看，《历史中的人生》是部中规中矩的编年体人物传记，从霍布斯鲍姆的家世出身谈起，一直写到其人驾鹤西去。他于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英国犹太中产家庭。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又徙居柏林。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历史。1947年，他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及社会史教授头衔，直至1982年（65岁）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书中还提及了一桩因长寿引发的轶事。1994年，一份报纸将霍布斯鲍姆误写成了“已故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向本人澄清“我们对谋杀了您感到十分抱歉”。
从书中可以看到，霍布斯鲍姆是位名副其实的“大时代”亲历者。他出生在俄国“十月革命”这年，少年时在德国亲历了纳粹党的上台，青年时加入英军国土防御部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没有上过战场），至于战后则经历了漫长的“冷战”、2001年“9·11”恐怖袭击乃至2008年的金融海啸。无怪乎书中提到，霍布斯鲍姆曾在1940年7月说过，“对一个学历史的学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自从罗马的衰落或者法国大革命之后，没有哪个时代比得上现在一半的精彩。生于这个时代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但上帝啊，我一点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时代。”《历史中的人生》其中也不乏霍布斯鲍姆的个人叙事，关于他的家庭、婚姻，学习与学术生涯，以及以弗兰西斯·牛顿为笔名担任的爵士乐评人。就像书中形象描述地那样，霍布斯鲍姆“白天给伦敦大学的学生上历史课。夜幕降临后，你可以在西区的地下俱乐部遇到……爵士乐评人弗兰西斯·牛顿”。有趣的是，霍布斯鲍姆对爵士乐的命运看来却是判断有误，比如他认为现代爵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小众趣味，“失去了广泛的吸引力”……
在霍布斯鲍姆的个人经历里，有一点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他的政治立场属于“左派”。早年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就读大学期间又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至该党于1991年解散为止都是共产党员。在1952年“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霍布斯鲍姆更参与了新左派的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谴责了美国的越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对东南亚的入侵：“历史不会原谅那些让中南半岛国家在一个世纪里沦为焦土的人。”
由于这个政治身份，霍布斯鲍姆在二战期间就开始受到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的监控。这其实毫无必要。因为霍布斯鲍姆的思想并不激进，他意识到自己在政治意义上过着“与共产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生活”，是个“软弱而摇摆不定的人”，由于对过去的传统社会过于留恋而无法投身到建设一个新社会里去。他在1952年的“党员自传”里承认，自己甚至也没有参与普通的党务工作。归根到底，他只是个坐而论道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的背景还是让霍布斯鲍姆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
霍布斯鲍姆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呢？对于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历史中的人生》也给出了解释。在他青少年的思想成形期，恰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在经济危机中，德国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上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这船要撞上冰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末世面貌与苏维埃国家的蒸蒸日上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光明而充满希望的未来，一种看起来积极且颇具吸引力的选择”。另外，霍布斯鲍姆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而“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意味着把贫穷当作一种积极的美德来接受，而不是因此感到羞愧”。这恐怕也是他思想左倾的一大原因。
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德国政坛，最后取得胜利的却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就像《历史中的人生》及其其他许多历史著作都提到的那样，这其实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两大工人阶级政党分裂并彼此仇视的结果。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尽管纳粹党成了第一大党，但议席仍不如社民党与德共的总和。
在当时，纳粹党是以反体制的面貌出现的。但它对霍布斯鲍姆毫无吸引力。“作为一个英国男孩，他无法认同纳粹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而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更不可能接受他们偏执的反犹主义立场”。其实，霍布斯鲍姆的犹太人身份只不过是因为母亲拥有犹太血统而已。但他的母亲表示自己“无宗教信仰”，霍布斯鲍姆本人也在成年后把中学习得的犹太宗教仪式忘得一干二净，可以说已经完全世俗化了。
荒谬的是，即便如此，如同霍布斯鲍姆这样的世俗化犹太人仍是纳粹狂热的反犹主义的针对对象——尽管霍布斯鲍姆本人在纳粹上台伊始就因经济原因迁居英国而逃过一劫。纳粹的暴行令霍布斯鲍姆感到难以置信：“关于集中营的第一份史料面世后，我一直在逃避这段历史。阅读这些早期作品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倍感压抑，让我在情感上更加无法直面这件事情”。
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霍布斯鲍姆早在后来的著作里明显地表露出了对民族主义的排斥。他将民族构建分为三个阶段：文学运动、历史运动和民俗运动、种族身份的政治化，以及赢得大众的支持。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民族是个“虚构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没有什么好处”，而“左派的政治追求应当是普世主义的”。他在自己的《帝国的时代》一书里甚至以犹太人的身份嘲讽了犹太复国主义：“自从被巴比伦人（Babylo－nian）俘虏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与神圣的仪式性语言或博学的国际混合语言有别），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至于霍布斯鲍姆本人，自然也是不会希伯来语的（虽然中学学过）。不仅如此，他还毕生都保留了用德语写日记的习惯，尽管他从不认为渡过青少年时期的奥地利和德国是自己的祖国。
当然，霍布斯鲍姆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学者几乎没有采取行动来阻止民族主义的崛起”。甚至他自己在生活里也遭遇了民族主义的冲击：1980年代，他在英国的威尔士地区租下了一处农舍。但在极端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下，房东还是倾向将房产租给讲威尔士语的人，结果霍布斯鲍姆不得不搬走。
作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实事求是地说，《历史中的人生》对于霍布斯鲍姆学术成就（集中在其博士论文的评审阶段）的描述显得有些晦涩艰深，很难给读者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倒是书中对霍布斯鲍姆讲课的记述显得生动有趣。《历史中的人生》引用当时的一位学生的话说，霍布斯鲍姆讲述奥斯曼土耳其围攻维也纳（1683）时，会穿插进奥地利妇女是如何烘培出一种半月形的“最早的羊角面包”。
可以说，“就是这些小细节在某种程度上让历史变得鲜活起来，让你想要了解更多。”而这也是霍布斯鲍姆在“为学术圈子外的读者撰写严肃的史学作品”大获成功的原因。他的第一本通俗著作《革命的年代》出版于1962年。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提出，从1789年至1848年，整个世界被法国政治革命和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共同改变着。这场“双元革命”造就了我们所知的现代社会。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它不仅涉及了政治、还有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实际上，霍布斯鲍姆在其后的几本著作，也都延续了这样的写作风格。《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因此说道，霍布斯鲍姆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而用作者的话说，“直到21世纪初‘全球史’出现之前，很少有人模仿这种写法。”这个结论大体不差，但时间似乎有些出入：众所周知，斯塔夫里阿诺斯经典著作《全球通史》初版发行于1970年。
在理查德·埃文斯看来，在霍布斯鲍姆的众多著作之中，《极端的年代》是最成功的一本，“也是最能提升他全球声望的作品”，“这本书理所当然地拥有最多译本”。不过，著作水平高低其实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极端的年代》固然销量极好（相对霍布斯鲍姆的其他作品），但这本书在1994年出版时，霍布斯鲍姆早已名声在外，“远远超出了史学界，进入了更广泛的大众阅读领域”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就像理查德·埃文斯《历史中的人生》的书尾所写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人在阅读和讨论他的书籍和文章，而且在长远的未来仍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