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防同知初探
———兼论明代镇戍权力格局
黄友泉
摘 要：
明代海防同知是沿海府州分管海防事务的专职同知，正五品，颁有关防，建有衙署，分有信地。作为明代府州层级镇戍文职，海防同知负有管理钱粮、造船制械、调度指挥、监督将吏、纪功勘过、规划善后、弹压地方、征收洋税等主要职能。同时，视各地政务差异又分别兼有水利、海运、屯田、驿传、盐捕等附属职能。明代海防同知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刺激、助长了明后期的军政腐败，突显了镇戍体制权力失衡与权责分离的弊端，而这成为明后期军事再度积弱的制度性根源之一。
作者黄友泉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原载：《历史档案》2018年第4期。因为微信排版的限制，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海防同知始设于明代，为清代所继承，是明中后期沿海府州专管海防的专职同知，品级正五品，简称“海防官”“海防”，雅称“海防大夫”“防海大夫”。海防同知在《明史》与《明会典》中无专门记载，但在明清官私史料中反复出现，是了解明中后期海防职官设置，管窥沿海镇戍体制的重要切入点。目前，学界对海防同知的研究多集中于清代，明代海防同知尚无专文，以致部分研究者对其职官性质与职掌存在误解，误将之作为武将，而非文官；而即便认为其为文官，却误将其职掌认为是“协助知府处理船只、人员出入稽查、口岸管理”，甚至认为其职权不明确，造成地方官员的冗余。本文拟就明代海防同知的设置、职能及设官效果展开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 明代海防同知的设置
明代海防同知的设置主要集中于“嘉靖倭乱”与“壬辰战争”两个时期。明代东南沿海以募兵制为核心的兵制改革始于“嘉靖倭乱”，随之东南沿海军政管理与军事指挥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一大批文武职官相应设立，“自世宗倭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员”。海防同知便是在此背景下开始添设，并与倭乱由北向南发展态势相一致，因各地军政事务繁简与原设职官差异，除增设外，海防同知多由清军同知等员改置而来，或由庶务同知加海防衔兼管。
在南直隶，嘉靖三十二年（1533），浙直总督张经上疏，“吴淞江口及黄浦一带皆通海要路，兵船既设，统领无人，请于苏、松各增设海防同知一员，而以水利通判并入巡盐……允行”。这是明代海防同知设置之始，其最初职能为统领舟师。常州、镇江二府海防同知则设立于隆庆元年（1567），是由常、镇二府清军同知转化而来，“常、镇二府，各设重兵，无所统辖，宜令清军同知改驻海防，分地驻守，仍兼理清军事，从之”。
在福建，海防同知最初是由清军同知兼任。嘉靖三十八年四月，福建巡抚王询奏： “福、兴、泉、漳四府及福宁州清军同知宜兼管海防，责之修船、练兵……报可。”其后渐次改为专任。如漳州府，嘉靖四十二年，福建巡抚谭纶疏请于月港专设海防同知“镇抚兹土”。至“嘉靖四十五年，添设一员，专管海防，正五品”。其后，福建沿海府州海防同知相继改为专任。
在广东，潮州府海防同知增设于嘉靖四十一年，“添设海防同知一员，给有钦降关防”。至万历八年（1580），“革清军同知，海防带管”。琼州府海防同知设立于隆庆元年，因增设白沙水寨，“以本府同知监管，钦降海防关防”。广州府海防同知设立于隆庆六年，“增设广州府南头、广海海防同知一员”。肇庆府海防同知设立于万历二年。高州府海防同知于万历三年，由清军同知改设而来，仍兼管清军。以上即南直隶、福建、广东因倭乱设置海防同知之大较。
在山东，因受“嘉靖倭乱”影响较小，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海防同知由三府庶务同知兼管，未设专职。“壬辰战争”爆发后，因军务繁杂，“人无专责，势多耽误”。经山东巡抚郑汝璧奏请，于万历二十三年前后，将三府同知改为海防同知，专管海防，兼管清军、盐捕，各给关防。
万历二十五年，旅顺口设游击将军，统兵防海，因“无海防官无以肃军伍、佐筹笇”，议设海防同知。三十年，辽东巡抚赵楫奏请设立海防同知一员， “凡海防哨探、战守机宜，同游击并金、复将官商确计议而行”。金州海防同知隶于济南府，新建海防厅公署。天启六年（1626）二月，增设天津管理清军、海防，兼管兵粮同知一员。此外，宁波、廉州、惠州亦设有海防同知，惜未详年月，留存待考。
明代府、州行政序列中设有知府、知州，为府、州掌印官，下设同知、通判（简称“同通”）等佐官，协助办理政务。据《明会典》：“（各府）正官知府一员，同知一员，通判一员，推官一员。后同知、通判，因事添革，无定员。”而州“若编户不及三十里，有所属县分者，裁减同知，无所属县分者，裁减同知、判官。正官知州一员，同知一员，判官一员，后同知、判官因事添革，无定员”。此类“因事添革”的专职同知，名号各异，“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牧马等事，无常职”。明代海防同知便是沿海府、州专管海防的专职同知。
明代“州”海防的设置较之府复杂。州分“直隶州”与“属州”。直隶州直辖布政司，管辖一县或数县，其地位相当于府而略低于府；属州则辖于府，相当于县却略高于县。如福建福宁州，洪武二年（1369）降为福宁县，属福建行中书省福州府。成化九年（1473），升福宁县为福宁州，直隶布政司，辖福安、宁德二县。福宁州虽为直隶州，但历史上与福州府在军民政务中保持着密切联系，影响到福宁州海防同知设置，“海防旧无专设，领之者福宁州州同也。万历三十年，巡抚朱公运昌，巡按刘公应龙交疏，请以福州府通判一员，移镇本州，专领其事，钦降关防，特建行署，称崇重矣。至四十年，复从中、南二路例，改以福州府同知”。可见，福宁州原无专职海防，而是由管理庶务州同兼任。万历三十年，由福州府通判出任福宁州专职海防。万历四十年，升海防通判为海防同知，仍由福州府派遣。
因海防同知执掌钱粮簿籍，往来文移多涉军机，“若无钦给关防钤盖，中间或生他弊”。为规范军政颁有专门关防，且其关防会随职衔升降与职掌调整而更换，体现出差遣事官的职官特征。同时，关防作为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象征，彰显了海防同知在边海事务中的地位。
明代海防同知设有专门衙署，称为“海防馆”（简称“防馆”）与“海防厅”，有若干书办协其办理军政事务，由此形成以海防同知为核心的府州级派遣机构，其衙署颇称隆重。如福宁州海防馆，“在州西乘驷边境，旧以州同知理海防，其署在州署内。万历三十年，巡按题请，改福州府捕盗通判为海防，驻扎福宁州，专理汛务。知州洪冀圣支官银六百两有奇，贸民地于旧城址周围九十余丈建署。三十八年，通判文尚宾再贸署前民居拓而广之”。同时，衙署随其职所需可有多处。如万历二年，原专驻月港漳州府海防同知兼镇云霄，新建防馆，“与月港岁各半驻、调度云。”
明代海防同知有其明确的信地范围。一般而言，所属府州沿海全境均属其信地范围。同时，其信地范围又受其所督武职信地影响，往往会跨越府州行政边界。此外，海防同知驻地会随汛期、执掌、战事变换。如广东“倭汛”，“惠州以同知一人，春冬屯碣石，夏秋屯海丰；潮州以同知一人屯潮阳；雷州以同知一人屯通明；廉州以同知一人屯永安；琼州以同知一人屯海南；广州以同知一人屯南头”。而高州府海防同知则“春夏屯吴川，秋冬屯电白”，等等。
二 明代海防同知镇戍层级与职权分析
海防同知作为明中后期沿海镇戍文职序列组成部分，有其明确的镇戍层级与文武对应关系，其职权正是在此权力格局中展开。在探讨海防同知职权前，先对明中后期沿海镇戍体制及其权力格局做个简要分析。
所谓“镇戍体制”，是对明中后期地方军政管理与军事指挥体系的称谓，亦称“镇戍制度”，由“镇戍武职”与“镇戍文职”两大序列构成，体制特征可用职官设置“文武相制”，隶属关系“递相为制”，职权划分“犬牙交制”加以概括，体制设计与运行的目的在于分割军权，巩固皇权。
《明会典》在《兵部》“镇戍”一节专列“督抚兵备”一目：“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总督旧称军门，而巡抚近皆赞理军务或提督，详载都察院。其按察司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沿海者称海防道，兼分巡者，称分巡道，兼管粮者，称兵粮道。”可见，督抚、兵备被明确纳入镇戍文职序列。当然，明代镇戍文职序列不可能仅到道，毕竟道的辖区超过府，由道员执掌军政缺乏操作性，因而在沿海府州设置海防同知分理军政。而县虽未设专官，但或由知县，或以县佐，参理军政。简言之，明中后期沿海镇戍文职是由督抚、兵备嵌套于府县行政系统，形成文官管理与指挥军事的序列，其统属关系大致为：督、抚（跨省、省）——兵备（道）、海道——海防同知（府、州）——知县、县佐（县）。
而镇戍武职的设置则以相应兵防格局为依据。以福建为例，明中后期福建沿海兵防格局可大致概括为“三路五寨七游”。“三路”指沿海陆上北、中、南三路战区，各路统兵官为参将；“五寨”指明初设置的五个备倭水寨，各寨统兵官为钦依把总；“七游”指后来渐次添设的海上游兵，其废置各时期不同，各游统兵官亦为把总，初不加钦依，后渐带钦依。由此形成总兵、副总兵（镇、协）——参将（路）——把总的镇戍武职基本序列，体现了镇戍体制隶属关系“递相为制”的特征。
明中后期福建沿海“全省则镇臣统督，而抚臣监之；诸路则参、游统督，而道臣监之；寨、游则把总统督，而海防官监之”。所谓“镇臣”，分“总镇”与“分镇”。总镇即总兵，对应省级镇戍文职巡抚；北、中、南三路参将，对应道级镇戍文职兵备道员，或海道；寨、游及陆路各营把总，对应府州级镇戍文职海防同知，体现了镇戍体制职官设置“文武相制”的特征。
明中后期沿海镇戍文武分职，“以将领司统驭，藩牧司军饷，宪臣司纠察，抚臣、兵备专司调度”。可见，镇戍体制下将领仅有统兵权，巡抚、兵备等负责调度指挥，布政司、府县负责粮饷，巡按御史、按察司负责监察。进言之，“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体现了镇戍体制职权划分“犬牙交制”的特征。需指出的是，镇戍体制下文官掌握着诸多核心军政实权，包含着朝廷授权文官压制武将的意图，所谓“文武相制”，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地体现为“以文制武”。
综上，明代海防同知镇戍层级为府州，其镇戍上级为兵备道，或海道，其对应镇戍武职为把总。正如明代兵备道职权是巡抚“提督军务”在道的展开，海防同知职权则是兵备道职权在沿海府州的展开，其职掌明确而重要，“凡给散水陆官兵粮食，修造船只、器械工料俱干钱粮重务，至于稽核将卒功罪，勘问盗贼重情，皆其职事，关系亦为不小”。且随战事所需其职权会有缩放，但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几项职权：
（一）管理钱粮
海防同知最主要的职权在于管理军政，而相应管理是围绕“钱粮”核心展开，如督导筹饷、清查兵伍、核发钱粮、造船制械等。除落实“莅军者不得计饷”外，在将权式微背景下，以文官督理钱粮是镇戍体制的现实需要。明中后期沿海兵饷主要依赖地方有司，有司往往借故推脱，“始则催征不力，继则给发不时”，由此引发的军队鼓噪事件屡有发生。海防同知作为府州派遣官员，其职权高于所县，且其“佐观察使者”分理军务的地位，有利于弹压所县。同时，明代军官卖放兵士、冒滥军饷弊端由来已久，明代海防同知多兼管清军，以其督理钱粮，尺籍册簿在握，利于防奸杜弊。此外，造船是沿海颇费财力的重务，承办有司或百般拖延，或“染指于中”大肆贪腐。由海防同知督理造船，一则便于弹压有司，筹工集事，二则事权明确，便于责成。
（二）调度指挥
海防同知另一项重要职权是调度指挥军队。明中后期镇戍体制下，统兵权掌握于各级将领手中，而调度指挥权掌握于各级镇戍文职。海防同知作为府州层级镇戍文职，其调度指挥权主要针对水陆营、寨、游把总展开，“海防官身任水陆调度，凡遇所属地方报有警息重大，一面报院，一面亲诣营、寨，监督各把总相机攻剿”。因此，明代海防同知调发水陆兵将，身历战阵的事例比比皆是。但严格来说，海防同知不具有统兵权，仅有调度指挥权，体现了“节制者不得操兵”的原则。同时，与兵备道具体执掌募兵对应，海防同知负有劝督辖区乡兵训练、防守职责，“每当汛期，海防官亲往犒赏，遇有声息，协助官兵，分布海塘，如有斩获，一例照格给赏”。
（三）监督纪功
海防同知承兵备道或海道之命，担负辖区军事监察职权，即所谓“监司提其纲而郡佐挈其领”。就职权范围言，海防同知“兀然若监司，其权得以臧否将校，歙张戎机，讥奸调食”。凡辖区干涉海防军务者，皆有权过问。同时，海防同知“一以督将士之用命，一以纪功次之虚实”。其监察权是与其纪功勘过权相表里的，其勘覆往往发挥关键作用。如崇祯六年（1633），明廷查勘南澳失事案中，漳州府海防同知的勘报揭穿了南澳副总兵掩过为功之罪。就监督对象言，不仅武将，文官亦在其监督范围。如崇祯十年，明廷勘复击败刘香功罪残档，详细登载泉州府海防同知、福州府带管清军海防知府、署福州府海防汀州府同知、原任北路海防同知等纪录参战兵将功罪，同时勘录了相应沿海与内陆所县知县筹措兵饷、购送船料、守城固圉等功绩。
（四）规划善后
海防同知身临海防一线，对防务利弊颇为稔熟，加之文官身份，所奏、复实易受重视。因此，海防同知频繁受命勘察海防布置，谋划善后事宜。如万历四年，针对倭寇、海盗频繁窃据南澳，漳州府海防同知罗拱辰受命踏勘南澳，所陈南澳屯守方略“计画甚周”。又如万历四十一年，兴化府海防同知汪懋功针对南日水寨选址不足，议迁南日水寨于三江口刘澳，并提出屯垦南日、团练乡兵等优化海岛防御的措施。再如天启六年，第二次澎湖危机化解后，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龄受荐渡澎勘察，“凡置将、设防、扼险、措饷，善后筹画，皆所部署”。事例尤多，不赘。
（五）管辖弹压
明代以海防同知为核心形成的府州级派遣机构海防馆、海防厅，被赋予了镇戍盗区、管理地方的职能，该类机构职权不限于军政，但凡地方治安、赋役、刑名等诸军民事务皆在其管辖范围，实已演变为具有行政管理与军事弹压职能的独立机构，对清代厅制产生重要影响。如上述金州海防“兼管军民一切事务，稽察往来奸商船只，并覆仓库各项钱粮，悍野官民，赖以弹压”。又如上述镇戍月港漳州府海防同知，于万历二年，兼镇云霄，除军务外，“兼摄镇事，弹压人心”。漳州府海防同知先后有29人次出镇云霄，其中不乏理政有声而位列名宦者，并多有被借署府、县印缺者，如海防同知沈锐，“泉、汀缺署郡者，争借锐为重”。
（六）征收洋税
明代部分海防同知还拥有海外贸易征税职权。如广州府海防同知参与澳门征税事宜，漳州府海防同知参与月港征税事宜。以月港为例，隆庆初年，月港部分开放私人海外贸易，洋税“委海防同知专督理之”。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十五年间，先后有7位漳州府海防同知出任督饷主官。万历二十五年，因洋税额度大幅增加，引发福建方面对海防同知独揽督饷大权的怀疑，并对月港督饷体制进行改革，设督饷馆，将督饷专权加以分解，由督饷馆、海道副使、海防同知共同督饷，形成分权制衡的洋税征管体制。其后，海防同知虽仍参与督饷，但其权限于越贩及违禁品查缉。
除上述职能外，根据沿海府州政务繁简及职官情况，明代海防同知在各地又分别兼有水利、海运、屯田、驿传、盐务等附属职能。如万历八年，因“课税无几，实为烦赘”，裁革福建盐运南路运判，“南路分司税银，行令漳泉各海防同知带征”。等等。
三 明代海防同知设官的效果
明代海防同知设官效果应从正反两方面讨论。海防同知在边海防务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受到明廷重视，并多次明令“海防同知等官，皆宜慎选、优叙，毋得尽拘资格”，同时申令“海防同知专防海事，不许署府、县印缺”。如上所述，确有一批能力超卓、恪尽职守的海防同知发挥建设性作用。然而，明代海防同知的贪渎亦不容忽视，“偷安府城，旷废职业”，以致“督汛、散粮非不犹存虚名也。一款宴而陋规相沿，一祭河而故事已了，胥徒鼓腹而属厌，利弊充耳而罔闻矣”。甚而卖放船照，“令其违禁海贩”。成为“以文制武”镇戍体制运行实效的一个缩影，“近者，将领之权既轻，不免责成于文吏，乃文吏又习为饰虚取誉，首鼠避难，以兵马钱谷之任为劣处，以强力干事之臣为粗材，好议论而不好成功，信耳闻而不信目见，此尤当今第一弊风，最能误事者”。由此也成为窥探镇戍体制弊端的切入点。以下试以海防同知造船、督汛职责为论。
众所周知，战船坚固是影响海战胜负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将士出汛积极性的重要因素。然而，明中后期战船建造过程中，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现象十分普遍。“民船二寸一钉，兵船间尺一钉，或用南钉，或用半钉，或絮隙不以网丝，甚且钉参竹，油参沙，钉力既稀，胶灰又滥。龙骨所以为干也，短则易飘，板底所以为载也，薄则易脆，篷所以受风也，参以蔑囊则易折，镇索所以定舟，不以竹皮为筋，纯以蔑囊则易断。其他具，率多苟且”。这与负有造船、督汛“专责”的海防同知有直接关系。据万历《雷州府志》：
海防必藉于舟，舟固水兵命脉也。打造之举，岂细故哉？原额委卫所官一员，领银往省径造，后不肖卫官领银赌费，弃家逃避。于是，议将船料银解赴广州海防厅收库，陆续支领打造，官、捕多一番转折矣。舟完，广州海防验过，发回到雷，本府海防官复行量验。曩有“抽头”陋规，承委官以为畏途。迩来，本府海防同知张应中申详裁革，武弁称快。然造船原有估计，尺寸在册，回验之日，倘不相符，罪之宜也。如其合式，即当宽宥。今不问合式与否，概文致其罪，仍追工料还官，官捕知违法罪，守法亦罪。先以不肖之心，预尅罪赔银，贮囊以待，往来使费，取资于此。其实，实用之船者，不过十之五六耳，如之何而不板薄钉稀也？滥恶若此，有船之名，无船之实，所追赔几何，而总来工本俱委之无用之壑矣。
可见，海防同知在督造战船时，先以“抽头”陋规贪污船料，被禁后，又以验船为要挟，不分黑白，滥权呈告，迫使承造官弁预扣船料用以纳贿，致使战船粗制滥造。实际上，承造官弁并非最终受害者，相反“官胥、匠役且倚船为家”，“借贷贴造而归派于兵”。基层官兵成为造船贪腐的真正买单者。不仅如此，基层官兵还是船不堪用的受害者与顶罪者。按照明代防汛约法，“每船限十二汛而准拆造，未满汛而敝者，照汛于各兵扣赔”。而上法承造之船，七、八汛“皆成虚具”，负责“赔汛”的仍为基层官兵。而在督汛时，海防同知怕贪腐败露，又以渎职蒙蔽，最终“官拘于成例，兵惮于赔汛，苟延岁月，隐澳偷安”。
明代造船粗劣、督汛贪腐卸责闭环的形成，同时负有放饷、造船、督汛、监察等职责的海防同知起到了核心作用，在此过程中，海防同知既是任事者，又是监督者，始则造船贪腐自肥，继则督汛渎职蒙蔽，而在集诸权于一身的海防同知的授意与胁迫下，官弁、兵士无不就范，生动反映了“以文制武”镇戍体制权力失衡与权责分离的弊端，刺激、助长了明后期的军政腐败，造成了军队“勇健掉臂”“老弱厕身”的逆向选择，导致军队兵源质量下降，从基础上瓦解、抵消了募兵制改革的效果，成为明后期军事再度积弱的制度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