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一代大儒的圣域信仰
——方苞论从祀与被论从祀的争议
王思豪
作者：王思豪，安徽桐城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圣域从祀，是古代儒生的精神追求与学术信仰。“桐城派”初祖方苞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行身祈向，志在接续道统与文统；积极将治统与道统形象归之于清代帝王，关注当朝圣庙祭祀典礼，奏请家庙增祀、五贤升祀和汤斌从祀。方苞是孔庙从祀的坚定信仰者，殁后，刘大櫆、昭梿、陆继辂、曾国藩与曾国荃都有意奏请朝廷将其从祀孔庙。方苞堪称为传道尤勤、卫道有功、明道为文、体道力行，接续道统却未能获得孔庙从祀身份的一代大儒。
圣域孔庙从祀，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的一种精神追求和学术信仰。从祀制度是在圣庙祭祀中，以孔子为主祭对象，以孔门弟子及历代大儒作为配祭对象，据此以形成“道统”秩序的国家典仪。宋元之际的儒生熊鉌曾指出“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古者建学立师教学为先，而其所学则以道德功言为重，而道其总名也”[1]，进入孔庙从祀，这是对一位儒家学者“德功言”的认可，是一种信仰认同。清代是孔庙从祀的全盛时期，增祀和复祀的先儒占孔庙从祀先儒总数的半数以上；而清儒得以从祀孔庙的有：陆陇其（雍正二年，1724）、汤斌（道光三年，1823）、孙奇逢（道光八年）、张履祥（同治十年，1871）、陆世仪（光绪元年，1875）、张伯行（光绪四年）、顾炎武（光绪三十四年）、黄宗羲（光绪三十四年）、王夫之（光绪三十四年）、颜元（民国八年，1919）、李塨（民国八年）[2]等，皆因明道、体道有功而得以从祀孔庙。被梁启超誉以“名位略似（汤）斌、（李）光地”[3]的方苞，是否能够从祀孔庙？他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自己的行身祈向，志在接续“道统”与“文统”；以“文道合一”称显于世，被尊为以接续程、朱道统自任的“桐城派”之初祖；十分关心孔庙祭祀典礼问题，也是汤斌从祀的始作俑者之一；殁后，刘大櫆、昭梿、陆继辂、曾国荃等都曾积极奏请朝廷，议将其从祀孔庙。方苞是清廷从祀议论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一个被议从祀的当事者，更是一个孔庙从祀的坚定信仰者。但方苞未能进入孔庙从祀的先儒行列，也正是因为没有从祀孔庙，所以方苞与圣庙的复杂关系多被研究从祀制度的学者忽略，本文试作谫论。
一、谱系：治统与道统的观念
孔子是中国“治统”与“道统”分合的关键人物。道统的建构奠基于孔子，他自称“志于道，据于德”，“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礼记·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构建起一个自尧、舜至文、武的君师合一的统绪，这是一个由帝王构成的“治统”。《孟子·尽心下》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4]孟子构建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至孔子的统绪。自此，孔子以儒生的身份进入到一个由帝王组成的“治统”之中。所以清儒费密在《弘道书》中就说：“自道统之说行，于是羲、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万物而济天下之道，忽焉不属之君上，而属之儒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5]儒生进入君上的体系，道统有了草野与朝廷的区别。
孔子之后，属于草野的道统在不断地扩容。韩愈《原道》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6]构建出一个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组成的，包含有帝王、大臣、儒生的道统统绪。北宋孙复《通道堂记》谓“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7]，又增入荀卿、扬雄、王通，且将韩愈也纳入道统。南宋黄干《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8]，将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一并纳入道统。这些都是道统的向下延伸，道统还需要向上溯源。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所谓上古圣神，指的是伏羲、神农、黄帝等古代传说中的圣王。朱熹指出道统始于伏羲、神农、黄帝，其后成汤、文、武作为君王，皋陶、伊、傅、周、召等作为大臣，这些古圣先王对于道统皆具有传承之贡献，而孔子继之,“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9]。伏羲、神农、黄帝等古代传说中的圣王进入治统，同时也进入道统的统绪中。
很明显，道统中的治统仅在孔子以前向上溯源，中国道统与治统的分立自孔子始。明末清初理学家陆世仪谓：“道统云者，言道在已而天下宗之，已因得为道之统而统天下之道以归于一也。尧、舜而下，历禹、汤、文、武，皆君师道合。若周公已为臣道，然负扆而朝，成王之治皆周公为之。至于孔子，始以匹夫为万世师，而万世之道统归之。然所谓君师道合者，已得半而失半矣。”[10]由君师道合，到君臣合道，再到孔子师道分离，再到后世君师之道的分分合合，可以看出，治统与道统的分合，是一个时代覆灭或者兴盛的标志。王夫之就总结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11]“治统”是帝王之统，“道统”是儒者之统。“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12]治统兴，道统也兴，二者相合；治统衰，而道统犹存，且伺机辅助治统复兴。治统与道统的外在形态，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就是祭祀典礼。明儒王世贞指出：“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13]治统在“太庙”典礼中延续，道统在“文庙”祭祀中延续。历代帝王都特别重视从道统祭祀中去寻找治统之道，都非常重视治统与道统的延续问题，渴求道统与治统的相合且昌明。
在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首先都以道统形象训谕天下。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日讲四书解义》序谓“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14]，渴求君师合一，治统系于道统。雍正帝更是“亲释奠于先师孔子，行读祝跪献礼”[15]，第一次在帝王向孔子奠帛献爵时行跪叩拜礼。乾隆帝也“训诸臣研精理学，谕：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该，亦无往不贯。……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16]，认为治统出自道统。所以李光地认为：“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17]治统与道统的复合，是一个时代的圣明标志。
因此，清代的士大夫们竞相把道统形象归之于帝王。方苞亦如此，他称颂二帝、三王的治统：“二帝、三王之治，汤灭而无遗……《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学，孔氏之徒由《诗》《书》所称，推寻而得之者也。……后世开创之君，大抵奋迹干戈扰攘之中，任威权，骋谋诈，以得其志，虽有圣贤者出，骤而语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尽弃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习哉？”[18]称颂周公“是乃所以为周公也……则周公之纯乎天理可见矣”[19]；称颂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为“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20]。可以看出，方苞将治统与道统一起歌颂，并且认为儒家的道统直承尧、舜、汤、文的治统而来：“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21]称颂当代帝王，方苞希望他们能够接续孔子道统以承上古治统：“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能先天而天不违。……是以羲皇仰观俯察，以开道统，则图出于河；大禹平地成天，以济蒸民，则书出于洛；成周之世，太和翔洽，海不扬波。”[22]他颂扬雍正帝亲诣太学谓：“臣闻二帝、三王所以阴骘下民而使各得其恒性者，以能兼立乎君师之极也。有虞教胄，直温宽栗，帝亲命之。在周文、武之兴，辟雍钟鼓，并见于《雅》歌。……我皇上莅政之初，即诏崇至圣先师祖考，五世并加王爵。以三月朔日，躬临太学，特谕：‘大小诸司，凡公牒祝辞，并称“诣”学，不得言“幸”。’”[23]先追溯二帝三王、文、武的治统，然后赞美孔子的道德，最后展示自己接续道统与治统的虔诚之心，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上文所说的雍正帝跪拜孔子，和这里躬临太学，称“诣”，不得言“幸”。在乾隆朝时，他写了一篇《圣主临雍礼成颂》：
盖闻孔子为万世帝王师，以能开万世之屯蒙，而道济天下也。自秦以后，一姓代兴，规模草创，必先尊礼至圣，以系天下之人心。……乾隆三年季春朔后一日，皇帝躬诣太学释奠。礼成，亲讲《中庸》之首章，《尧典》之首节。盖自遂古以来，尽性命之理，建中和之极，行于当时而位天地育万物者，功莫盛于尧，垂于万世而明大道彰至教者，德莫盛于孔子。是乃我皇上夙心所祈向。[24]
在方苞看来，孔子是“万世帝王师”，是道统与治统分合的关键人物。尧是帝王“治统”的典范，孔子是儒家“道统”的典范，甚至孔子的影响力超过了尧，正如后面颂曰第一章所谓“昔在孔子，贤于尧舜。匪德能优，惟功之盛。尧仁如天，一世之幸。尼山木铎，千秋金镜”。这是因为孔子的道是承治统而来，是道统与治统合一的产物，是万世的“大道”，所以称乾隆皇帝是“夙心所祈向”，期望天下大治。同时又期待整个天下“敬礼师傅，收恤耆儒。一言片善，采纳无虚。若逢颜、孟，次或程、朱。尊德乐道，当更何如”，道统永续。这样，方苞就构建起自二帝三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孟到宋五子的这样一个治统与道统相融合的观念谱系。
二、信仰：圣域祭祀的讨论
缘于祀孔的历史传统和清人政治统治的现实需求，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非常重视对圣域的祭祀，方苞作为随侍这三帝的重臣，自然会参与到这些祭祀活动的讨论中去，而且是全方位的参与：既直接上疏皇帝《请正孔氏家庙祀典札子》《请升五贤孔庙堂上侑食札子》《请以汤斌从祀文庙及熊赐履郭琇入贤良祠札子》，涉及到孔子家庙祭祀问题、五贤升祀问题和汤斌从祀问题；又《与李觉菴书》和朋好讨论圣人立祠和孟庙祭祀的问题。既有书写在孔子遗迹立祠的《弦歌台记》，又有孔子后学祭祀的《别建曾子祠记》，而且还在自家营建“教忠祠”时，吸收圣域祭祀的规章[25]。这些文字充分展现出方苞对圣域的信仰。
首先，我们来看方苞对孔氏家庙祭祀问题的讨论。事情的起因是：雍正三年六月七日曲阜知县孔毓琚《奏陈启圣公元配施氏封祀等由折》说：“臣孔毓琚，系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孔子六十七代孙，年三十八岁……会同山东巡抚臣陈世倌”上奏“现今封之圣母颜氏，乃启圣之继配，至圣之生母也。前有施氏，有女无子，实系启圣元配，至圣嫡母，应否与颜氏拜封并祀？”这封奏折有硃批：“已采取九卿议”[26]。所以方苞说：“前副都御史臣陈世倌奏请加封崇祀先师前母，奉旨九卿议奏。臣愚陋之见，与九卿所议未能画一”，九卿议奏的结果是不同意施氏与颜氏并祀，方苞对此不认同，具体理由有：
一是“经传之载纪”。方苞认为“启圣王娶于鲁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于颜氏”，叔梁纥先娶有鲁施氏，证据是这段话见载于《孔子家语》《史记注》和《阙里志》。方苞认为《孔子家语·本姓解》不是王肃构造，其记载可信。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唐人司马贞注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27]至于《阙里志》所据，方苞认为是“本于《祖庭广记》，乃孔氏世守之书”。所以证明孔子是有嫡母施氏的。
那为什么“孔氏家庙至今无施氏之主者”？方苞做了一番推测：“缘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乱，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扫戸孔末作乱，杀先师四十二代孙光嗣，而自为曲阜令，孔氏苗裔几绝。是时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张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岁，鲁人以闻于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复立宗祊于危难抢攘之余，其祀颜氏而不及施氏，岂可以为典要哉！”孔子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于唐天祐二年（905）被任命为泗水主簿，失掉爵位，后又被孔庙洒扫户孔末所害。孔末取代了孔氏嫡裔。孔光嗣之子第四十三代孔仁玉在孔末之乱时，生甫九月，母亲张氏抱匿于外婆家，得免。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诛孔末，遂授孔仁玉曲阜主簿，主孔子祀。但是“仁玉以后，蹈常习故，不复自反其初，而历代以来，则亦但知崇祀先师于太学胶庠，无由知其家庙并无施氏之主也”，所以至方苞时，孔氏家庙都没有祭祀施氏。
二是“朱子之定论”。方苞在这篇奏议中三次引用朱熹的观点：第一次是为了考证《孔子家语》是东汉时孔氏所出家藏书，引“朱子《学》《庸》《集注》，乃晚年所定，于《哀公问政章》，两引《家语》；《总注》云：‘按《孔子家语》亦载此章，其文尤详，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据此，则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语》之书明矣。”第二次是在考证《孔子家语》不是王肃构造时，引朱熹语：“《孔丛子》乃后人所伪作。《家语》盖王肃编古录杂记，语或有疵，然非肃所自作。”第三次是讨论是否应该将施氏与颜氏并配问题，引曰：“昔程子答友书尝言：‘若前母无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为非，谓‘宜遵唐礼，以前母与生母并配’，此万世之定论也。”认为将施氏与颜氏并配，是万世定论。方苞引用朱熹言论，前两次是考据；后一次关乎义理。
三是“先师、先师母孝敬之仁心”。孔子的孝敬仁心，自不必言。孔子的母亲颜氏，也是孝女：“先师母颜氏，明于大义人也；观其闻父命而请行，则持身一禀于礼，而无俗情可见矣。身膺先师之封典，秩祀二千余年，而与启圣王相守至老之施氏，竟不得祔于庙；不独先师惄然心伤，而先师母颜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颜氏在其父问三女，谁愿意嫁叔梁纥时，遵父命，合乎礼。如果将施氏不得并祀，孔子以及其母颜氏都会因此“心伤”。所以，方苞认为“诸臣多谓：‘颜氏笃生先师，不可以施氏之主位于其右。’此大非也。”
四是“断以我国家之令典”，施氏应该设主于孔氏家庙。方苞认为“况我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后及生母”。如果将施氏与颜氏并祀寝殿，是“诚以数百年来未举之旷典，欲及圣明之世，以补其废阙也”，可以“昭我皇上锡类之仁恩，迈古之盛典”。
五是“本乎孔氏子孙之自请”，就是出自孔子六十七代孙孔毓琚的奏请。
六是出于陈世倌的多次陈奏。“故曲阜令孔毓琚既申详抚臣陈世倌以请于前，世倌今为副都御史又复以为请。”孔毓琚与陈世倌已有前奏，未经部允，如今又来陈奏，“则其为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28]，可见孔氏后人和地方官的一片赤诚之心。
方苞的这篇札子，考之以文献，据之以朱子，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列举了以上六条理由，期望朝廷能将施氏与颜氏并祀于孔氏家庙。但是最终并没有成功，原因在齐召南《礼部再驳请祀启圣王元配施氏议》一文中可见，齐氏对方苞的前三个理由逐条反驳，最后说“与其轻议而涉疑，不若阙疑而致慎，应将方苞所奏增祀之处毋庸议”[29]，此事就此作罢。
其次，方苞对民间的圣人祭祀问题的认识。新山东巡抚李觉菴到任，方苞写信告诫他：“适闻足下改官巡抚山东。……又闻齐、鲁间，盛兴三教祠，虽阙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圣先师塑像，瘗之学宫。其祠仍听合祀释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为迂阔不急之务也，而教化之兴，实由于此。”[30]三教祠，顾名思义，就是供奉有孔子、释迦摩尼和老子的祠堂。这种祠堂在齐鲁大地上盛行，而且在阙里也有。据目前文献来看，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创建三教祠记碑[31]，碑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南博山镇下庄村云行山玉皇庙，蒋如苹撰文。该碑记载下庄村玉皇庙道士马一仲创建三教祠之事。方苞认为儒家是国家正统，孔子像应该立于学宫，不应该与释、老并列。又河南省淮阳县城西南隅有一弦歌台，又名厄台、磘台，是纪念孔子当年厄于陈蔡、绝粮七日弦歌不止而建造的。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巡按御史谭缵增拓正殿七间，门二座，题曰“绝粮祠”，二十一年巡按御史赵继本改名为“弦歌台”。至康熙五十一年，当地人又建祠祭祀孔子，并请方苞作记文：“余思之经旬，而未得所以为言之义焉。将陈夫子之德与道与？则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绘画。且语之至者已备于前贤矣。”这里的前贤，盖指曾巩，曾巩称孔子的陈蔡绝粮是“圣人齐日月之时，不能违日月之道”，所以方苞认为“是役也，特以至圣遗迹所留，有以告者，则不得任其终圮”[32]，指出民间祭祀孔子遗迹的意义所在。
第三，对孟庙、曾子祠祭祀问题的看法。前揭方苞给新任山东巡抚李觉菴写信，除了告诫三教祠一事外，还告诫孟庙祭祀一事：
又仆曾经孟庙，旁殿塑像为老妇，曰：孟母也。后殿为少妇，美容饰，曰：此夫人也。古者虞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无女尸，恶其亵也。子孙于先妣，犹不为尸，况设少妇之容于宫墙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后裔愚蒙至此！宜即开谕，使易为木主。[33]
方苞至孟庙，发现祭祀有孟母和孟子夫人的塑像，这是不符合古礼的，尤其是孟子夫人，尤不能塑像，应该易为木主牌位。现今孟庙内有“孟母殿”，位于启圣殿之后，是供奉孟子母亲的殿堂，殿内无塑像，正中神龛内安放一木主牌位，其上楷书“邹国端范宣献夫人之位”；有寝殿，是祭祀孟子夫人田氏的专祠，殿内供奉“亚圣夫人田氏之位”的木制牌位[34]。
又，雍正三年春，方苞赴京师，经过山东济宁，正逢诸暨杨三烱以兖郡丞督漕驻在此地。杨三烱对方苞说：“始到官，寓署之西偏，盖曾子故居也。听事处，即正庙。前吏者迁主于西城楼而宅之，又于隙地治燕私之斋。余将就其址，构数楹，迎主归，定祀。且延师召诸生讲诵于此，俾众著于先贤之遗迹，而不敢废焉。舍故庙而别祠，恐后之人狃于前事而不能保也。”杨三烱重建曾子祠，请方苞作记，曰：“余尝谓道一而已，而圣贤代兴。其操行之要，与所示学者入德之方，则必有为前圣所未发者。《诗》《书》《易》《礼》深微奥博，非积学者不能遍观而骤入也。至孔子，则所言皆平近显易，夫人可知，而六经之旨备焉。至曾子传《大学》，揭慎独之义，俾学者随事触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开孟子所谓几希之端绪，乃前之圣人所未发也。”[35]这段话着重指出：在从孔子到孟子道统传承中，曾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圣贤代兴，传承的无非是“道”，但之所以是圣贤，就在于他“必有为前圣所未发”之处。孔子所发的是“六经之旨”，而曾子所发的是《大学》“慎独之义”，这开启孟子“几希”论的端倪。方苞作《别建曾子祠记》，王澍书碑，时称二绝。
三、昭明：奏请从祀的努力
上文揭示方苞关于圣域祭祀的问题，上疏给皇帝的札子有《请正孔氏家庙祀典札子》《请升五贤孔庙堂上侑食札子》《请以汤斌从祀文庙及熊赐履郭琇入贤良祠札子》，其中第一个札子上文已做了分析，后两个札子是关于孔庙祭祀的问题，这一部分来做重点论述。
首先，关于方苞奏请五贤升祀的问题。雍正帝即位面临有“得位不正”的危机，所以极为崇儒重道。方苞上《请升五贤孔庙堂上侑食札子》，开篇就说“钦惟皇上御极之初，加封先师孔子父祖皆王爵，继又以厥里重新，特颁祭器，广赐官僚，盛典光昭，皆前古所未有也”，称赞雍正帝尊孔之举。孔庙正祀孔子，从祀分四配、十哲（十二哲）、先贤、先儒四个等级。四配按配享地位排列，依次是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十哲脱胎于“孔门四科之子”，据《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因此，十哲也泛称“从于陈、蔡者”。所以方苞说：“臣伏念‘孔门十哲’乃因《鲁论》所记从于陈蔡者而有是名，非通计七十二贤而独以十人列四科也。唐贞观二年，以颜子配享，故升曾子以备十哲；宋咸淳三年，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配享，又升颛孙师以备十哲。所升者既不皆陈蔡相从之人，则其数亦不宜以十为限。”唐贞观二年（628），唐太宗一改高祖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之例,复称孔子先圣、颜子先师。宋元丰七年（1084），孟子与颜回并配于孔庙，曾子补入“十哲”；端平二年（1235），升子思于十哲，成“十一哲”；咸淳三年（1267），曾子、子思配享，颛孙师入十哲，又为“十哲”；清康熙五十一年，增朱熹入十哲，又变为“十一哲”。所以方苞说“不宜以十为限”，应该再升祀五贤：
“诸贤之事见于传记百家者，臣不敢漫引，谨按子夏、子游、子张至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其言语气象见于《鲁论》、《礼记》者，信非群弟子所敢望也。南宫适、宓不齐，孔子并称为君子而嘉叹之；原宪有志于求仁，孔子以为难；公西赤有志于礼乐，孔子信其可。若此五贤虽不能上比于颜、曾、闵、冉，其于由、赐、偃、商实无多让焉，以视冉求、宰予，则有过之无不及矣。”[36]
方苞想一口气将有若、南宫适、宓不齐、原宪、公西赤升祀到当时的“十一哲”行列。他认为这五位孔门弟子，虽然比不上颜、曾、闵、冉；但跟由、赐、偃、商比起来，“实无多让”；更是超过冉求、宰予很多。所以方苞奏请这五位升祀，“伏望皇上断自圣心，敕下礼官，具详仪式，择日升主于堂上，以发千秋潜德之光，永昭盛代崇贤之典”。显然，方苞的奏请力度太大，被格于廷议。但四年后，即乾隆三年，有若升祀成功，学术界一般认为，有若是因徐元梦的奏请而升为第十二哲的，理由是“有子气象大似圣人，诸弟子尝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有子宜升哲位”。徐元梦还主张“退冉有、宰我从祀两庑，而升南宫适、子贱于堂”，但因为鄂尔泰提出“以冉、宰两贤，圣门高弟，侑飨千秋，岂容轻议。惟有子为游夏诸贤所服，孟子亦称其智足知圣，从前未跻十哲，似为阙典，应如所请。南宫适、子贱升哲之说，似不可从”，认可将有若从先贤升至哲位，而否决南宫适、宓不齐的升祀主张。这或许也是方苞升祀南宫适、宓不齐、原宪、公西赤不成的原因。
其次，是奏请汤斌从祀的问题。方苞坚守程朱之学，但并不排斥阳明后学，他在《重建阳明祠堂记》开篇就说：“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容城孙徵君、睢州汤文正，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37]“睢州汤文正”指的是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曾师从孙奇逢，为官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谥号“文正”。方苞非常推崇汤斌，在与其友陈大受书信中，多次称誉汤斌：“惟实按以政事，多采人言而参伍之，去其尤患民者，则百吏革心，而民实受其福矣。往者汤文正、于清端及目今德济斋，所至得民誉，皆由于此。”又：“邪人多易变，总由既得而患失；汤睢州亦不过能不变耳。愚与贯一常欲以睢州望贤，近来人望日重，可见人心之同。”又“国初图大将军海，羽檄旁午，观书不辍。汤文正之在秦中亦然。与贤所见略同。其他论人论事，皆有深识卓见。近见群贤志事，皆蜚摇无定。将来继武睢州，惟贤是望耳。”[38]极为推崇汤斌，认为陈大受可以继承汤斌。又为汤斌年谱作序，认为汤斌因明珠等权臣构陷而死时，“当秉钧者疾公如寇讐，要结九卿台垣，乘间抵隙，巧发奇中，必欲挤之死地，而圣祖终不惑于谗言，以全公之终始。…………逮我世宗宪皇帝特命设公神位于贤良祠。我皇上赐谥文正，御制碑文‘诚意正心，先忧后乐’布在制辞。”[39]雍正十年，汤斌被平反，一年后入贤良祠。
汤斌在从祀孔庙前，就已经存在很多祭祀他的场所。在其生时，即已在苏州建祠，方苞曾说“睢州汤公内召时，吴人已建生祠，刻石纪德政”[40]。死后，康熙允地方之请，准将汤斌入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后又入贤良祠。乾隆二年，方苞奏请以汤斌从祀孔庙：
伏惟世宗宪皇帝特诏：故御史陆陇其从祀孔庙。故工部尚书汤斌，又荷我皇上特恩，赐谥文正，补入贤良祠。顷读圣谕：求直言极谏之士，首举陇其为标准。两朝圣主尙德褒贤，非独二臣之荣，乃邦家之光也。臣窃思汤斌实学躬行，舆陇其相匹，而立朝大节，则尤彰显。故五十年来，学者号称汤、陆。或谓其讲学之书，虽宗朱子，而亦间取陆、王。殊不思陆、王之身，已从祀孔庙，而乃以议斌，义无所处。……伏乞我皇上，勅下内阁，九卿定议，俾汤斌从祀孔庙，则可以昭本朝理学之昌明……此海内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议也。[41]
方苞认为将汤斌从祀的理由有四：一是他可与陆陇其相匹。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理学家，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方苞认为汤斌在“立朝大节”方面比陆氏更为突出，而且在当时的学术界，早已“汤陆”并称。陆氏雍正四年就已从祀孔庙，汤斌仅“补入贤良祠”。二是汤斌学问，宗朱熹，也取陆、王，而陆、王都已从祀孔庙，汤斌从祀，合情合理。三是请汤斌从祀，可以“昭本朝理学之昌明”。四是请汤斌从祀，是海内人士的“公言”，并不是方苞一人的“私议”，比如，尹会一在河南巡抚任上时，也曾奏请汤斌从祀文庙[42]，但没有得到朝廷的获准。
方苞的这次汤斌从祀奏议虽也被搁置，但抬高了汤斌的身价，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两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张伯行不相上下。道光三年，通政使司参议卢浙上《奏请大儒汤斌从祀事》：“先臣汤斌，学术深醇，事业昭著，不减前贤。《四库全书》载《汤子遗书》十卷，谓其坚苦自持，事事讲求实用，奏议规画周密，条析详明，不同迂论。应否从祀文庙，伏肯敕下礼臣，详悉核议。”[43]清廷认可，诏令汤斌“从祀文庙东庑，在明臣罗钦顺之次”[44]。
终其一生，方苞都在维护圣域的权威，涤荡圣庙的污秽，积极要求改革圣域祭祀的规制，提升和增加圣庙祭祀的规模，对圣域的信仰始终不渝。但可悲的是，他的奏请在当时都被搁置，李元度记载：“又请以汤公斌从祀孔庙，……又请定孔氏家庙祀典，补祀先圣前母施氏，皆格于廷议。”[45]全祖望也说：“是后，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虽以睢州汤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为当从祀者，以其议出于公，必阻之。……一日，鄂文端公侍坐，论近世人物。……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而前此力扼睢州从祀之尚书，垂死悔恨，自以为疚心。呜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谢，经术文章之望，公与临川实尸之，虽高卧江乡，犹为天下之望。”[46]朝中九卿对凡是出自方苞的奏议，一切阻之；但好在皇上仍称赞方苞“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学者们尊方苞为“天下之望”。
四、望重：从祀方苞的争议
方苞钟情圣域，学高望重，那么他是否能够从祀孔庙呢？方苞卒后，刘大櫆在《祭望溪先生文》中总结方苞成就：“汉氏以来，群儒区区，六经之道，虽辟而芜。惟公治之，究其根株。如受衡量，不溢黍铢。《春秋》诸传，类多龃龉。公比其事，孔思昭苏。《周官》《士礼》，久荒不锄。斫璞出玉，朗然虬珠。一言之立，百世可孚。从祀阙里，亦其宜与？”[47]刘大櫆认为方苞可接续《六经》之“道统”，提出方苞是否该“从祀”的问题。
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陆继辂《删定望溪先生文序》曰：“夫文学之一事耳，以圣清儒术之盛，一百七十余年之间，为之而工者，方苞、刘大櫆、姚鼐、张惠言、恽敬数人而已。……虽然，五家之文，方氏为之首，其言庶几如孔子所云有序而有物矣。……方氏求圣人之道，于礼可谓得其主矣。故于伦常之际，渊乎其言之足以敦薄而教忠，即以之继清献祀两庑，亦何不可者。”[48]陆陇其，谥清献，从祀孔庙。陆继辂认为方苞求得圣人之道，继承了“道统”，完全可以继陆陇其之后，从祀圣庙。
清朝宗室礼亲王昭梿在论“本朝从祀”时，说：“自明嘉靖间增祀孔庙，两唐诸儒及宋、元、明三代无不具列。本朝罕有继者，惟乾隆初增祀陆稼书阁学一人而已。按国家右文之代，名儒辈出，如名臣汤文正公、李文贞公、孙文定公、杨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绂、方苞之于理学，顾炎武、胡渭……等之于穷经，极一时之盛。乃有言职者从未议及，何也？”[49]昭梿也提出了包括方苞在内的清儒为什么没有进入“从祀”之列？在昭梿开列的名单中，汤斌、孙奇逢、顾炎武等后来都成功从祀孔庙，方苞没能从祀。
真正有意疏请方苞从祀孔庙的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曾国藩评论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一文时，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沅甫生平笃慕望溪，尝欲疏请从祀孔庙，盖将奉为依归。昔望溪于乾隆初请以汤文正从祀圣庙，未蒙俞允。厥后道光三年，汤公果袱祀圣庙。而望溪之志行几与汤公相伯仲，跻之两庑，殆无愧色。沅甫知取法乎上，或亦既然睎古而恩（思）齐欤？”[50]曾国藩称赞方苞是“一代大儒”，认为方苞的志行和汤斌相伯仲。其弟曾国荃更是“笃慕望溪”，将方苞奉为“依归”。那为什么方苞没有成功“从祀”呢？曾国藩在《致沅浦弟书》（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说：
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惬。公牍中须有一事实册，将生平履历，某年中举中进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书名，与列祖褒赞其学问品行之语，一一胪列，不作影响约略之词，乃合定例。望溪两次获罪：一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狱；一为其族人方某挂名逆案，将方氏通族编入旗籍，雍正间始准赦宥，免隶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请从祀孔庙，须将两案历奉谕旨一一查出，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恐有严旨碍眼者，易干驳诘。从前入祀两庑之案，数十年而不一见，近年层见迭出，几于无岁无之。去年大学士九卿等议复陆秀夫从祀之案，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兹甫及一年，若遽违新例而入奏，必驳无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惬者也。……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51]
方苞之所以不能从祀孔庙，在曾国藩看来：一是因为奏请从祀时，公牍中有一个“事实册”，记载从祀人的生平履历，但方苞两次获罪，如果要请从祀孔庙，需要将这两案的“历奉谕旨”和“国史本传”一一查出，这几乎难以做到。二是咸丰年间，孔庙增祀从祀泛滥，几乎无岁不有。三是受陆秀夫从祀案的影响。咸丰九年，江苏巡抚赵德辙上《奏请宋儒陆秀夫从祀文庙事》，咸丰帝准其所请，但陆秀夫前已入祀昭忠祠[52]。于是，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诏令“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应请嗣后除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者，准各省督抚胪列事实奏请从祀外，其余忠义激烈者，即入祀昭忠祠；言行端方者，入祀乡贤祠；以道事君，泽及民庶者入祀名宦祠。概不得滥请从祀文庙。其名宦贤辅已经配享历代帝王庙者，亦毋庸再请从祀文庙，以示区别”[53]，所以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这三个理由属于“公事”不甚惬，第四个理由是曾国藩“私心”不甚惬，曾国藩认为在本朝大儒中，学问宗顾炎武、王念孙，经济宗陈宏谋，若要奏请从祀，要从这三位开始，方苞的从祀“不得不置之后图”，就此作罢。
但是，方苞成功入祀乡贤祠。咸丰二年十月戴钧衡作《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云：“先生学行，殁宜祀于乡也；而方其殁时，中朝媢嫉者多，乡人未以为请。予昨刻文集，苏厚子以呈方伯李公，兼言未祀乡贤。方伯欣然，命桐人举请。予与厚子所为，于先生无增益也，独后进宗仰之衷，至是始慰焉尔。”[54]乡贤祠是各地孔庙的重要附属建筑，是地方祭祀的重要场所，入祀人选必须“生于其地”，“德业学行博于世者”[55]，是孔庙从祀的有益补充。乾隆十年，乾隆帝即“用礼臣言，从祀盛典，以‘闻圣学、传道统’为断，余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毋再滋议”[56]。桐城文庙是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桐城地方祭祀孔子的圣殿，据《桐城县志》记载其制：中为正殿，殿傍为东西庑。前为戟门，门前为泮池，池前为棂星门。东为文昌祠，西为土神祠，正殿后为明伦堂，堂之傍东为崇德斋，迄南为聚奎坊、西为广业斋。堂之后有存存堂，为教谕署。东南为库楼，环有书舍。又东为乡贤祠、名宦祠。[57]据《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卷十八记载，方苞“入本县乡贤祠”[58]。
方苞没能入祀孔庙，那是否能接续“道统”和“文统”呢？清初文坛，文、道分裂，汪琬就指出：“嗣后凌迟益甚，文统、道统于是歧而为二。韩、柳、欧阳、曾以文；周、张二程以道，未有汇其源流而‘一’之者也。”[59]方苞的理想是将“韩、欧之间”的文统与“程、朱之后”道统相统一。他在向皇帝《进四书文选表》中曾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60]理学宗程、朱之儒，文章辞气宗周、秦、盛汉、唐、宋大家，这是方苞道统与文统合一的实践。方苞的实践是成功的。同时的理学家李塨称誉方苞是“门下笃内行而又高望远志，讲求经世济民之猷，沉酣宋、明儒说，文笔衣被海内，而于经、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媕娿侯门为名誉，此岂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颂祷，谓树赤帜以张圣道，必是人也。”[61]胡宗绪推崇方苞：“望溪说经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常谓方子乃七百年一见之人，知言者当不以为过其实也。”[62]桐城后学方东树称：“吾乡方望溪先生，少时自言其祈向，有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此其言虽若犹未臻乎极至，而大意则己见卒，先生后所成就，实无媿斯二语，可谓不欺其言者矣。……以为如先生者，不独超文苑炳儒林，而其淑身经世之略用实有古大儒名卿之风。”[63]方苞以文传道，在治统与道统合一之外，实现了文统与道统的合一，亦是一代“大儒名卿”。
结语
方苞是孔庙从祀的坚定信仰者。他积极将治统与道统形象归之于清代帝王，关注当朝圣庙祭祀典礼，奏请家庙增祀、五贤升祀和汤斌从祀诸札子，志在接续道统与文统。明人霍韬指出：“历代从祀孔廷之儒，若孔门七十二贤，则亲炙圣化者也；汉儒，则搜辑圣经者也；唐儒，则疏注圣经者也；宋儒，则阐明圣经者也。”[64]从祀孔庙之人，除了孔子弟子外，还有两类人：一是如汉儒、唐儒，为“传经”之儒；一是如宋儒，为“传道”之儒。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方苞合二为一，既是经学著作丰赡的“传经”之人，也是笃守理学的“传道”之人，诚如全祖望所称“唯是经术文章之兼固难，而其用之足为斯世斯民之重，则难之尤难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几不愧于此”[65]。
方苞是经术文章兼顾的大儒。明人陆深总结从祀孔庙的人有：“孔门七十二贤亲炙圣化，相与讲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弃，故二十二经师口授秘藏，有传道之功，宜祀。魏晋之际，佛老并兴，故排斥异端者，有卫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后，圣学蓁芜，故专门训释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来，圣学大明，学者渐趋于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实践者，有体道之功，亦宜祀。”[66]方苞是一位传道尤勤、卫道有功、明道为文、体道力行，接续“道统”却未能获得孔庙从祀身份的一代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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