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写诗时，他署名“穆旦”，而作翻译时，他则多署本名“查良铮”（还署过“梁真”）。翻译家查良铮，尽管其译作曾在读者中影响巨大，但是随着古典诗人普希金、拜伦的社会关注度降低，以及人们对于翻译家价值的忽略，常常被抛出人们的视线。我却深深地记得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谈到，对查良铮所译《青铜骑士》，他哥哥告诉他：“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他则说：“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翻译文学有意无意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建，这与查良铮的初衷一致，他说：“我认为中国诗的文艺复兴，要靠介绍外国诗。人家真有两手，把他们的诗变为中国白话诗，就是我努力的目标，使读者开开眼界，使写作者知所遵循。普希金和拜伦正好比我们现有的水平高而又接得上……”（查良铮1977年2月12日致巫宁坤信）
我也买过不少查良铮的旧译本，有时兴起，拿出来随便读一读，在铿锵的节奏中感受来自诗人遥远的教谕。比如心灰意懒时，普希金的短诗曾激起我“感受的欢欣”：
呵，不，我没有活得厌烦，
我爱生活，我要活下去；
这心灵还没有完全冷却，
尽管我的青春已经虚掷。
它还能对新奇的事物
保留着感受的欢欣，
还能喜于幻想的美梦
和对一切……的感情。
（《“呵，不，我没有活得厌烦”》）
谢谢你
使这本书在这种译法中得以出版
在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道路上，巴金、萧珊夫妇和平明出版社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过的查良铮所译普希金诗歌的单行本有：《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加甫利颂》《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另有《拜伦抒情诗选》（署名“梁真”）、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三部。这些书出版于1953-1955年间，短时间内能够出版这么多译作，难怪让人嫉妒，也不难看出巴金夫妇对于查良铮的格外看重。
查良铮的夫人周与良曾回忆：1953年初，他们从美国返回中国，途经上海时，西南联大的“学长”萧珊在国际饭店宴请他们，席间谈起今后的打算，查良铮说他准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萧珊得知查良铮在美国对俄文下过一番苦功后，立即大加鼓励，希望他能够多搞翻译。由此，查良铮将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从《文学概论》开始，到译普希金、拜伦。周与良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为了诗的注释，他跑遍各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处去查阅有关资料。”（《怀念良铮》）
从萧珊与巴金的通信中能看出，他们在精心对待这位诗人的译稿：“我们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没有?查良铮已译好一部，但没有插图。你能告诉我，我们的放在哪个书架吗？”（萧珊1953年9月20日致巴金信）插图，是平明出版社出版世界名著的标配，查良铮的这些普希金中译本中都配有多幅插图，看来好多是编者萧珊之功。作为社外的业余编辑，萧珊参与了查良铮译稿的编校。“我替祝庆英看一部译稿，查良铮一部普希金诗篇，现在采臣要我看《白求恩大夫》。”（萧珊1953年10月23日致巴金信）对待朋友的稿子，平明社照样很认真、慎重，萧珊还请卞之琳帮忙看过译稿，并提出意见请译者修改：“我请他（按：指卞之琳）把查译《波尔塔瓦》看了一遍，他觉得比得过一般译诗，那么就够了，我想再寄回去给查改一下。” （萧珊1953年10月5日致巴金信）
萧珊还利用在上海的资料便利，为查良铮提供翻译底本，这底本在查良铮的翻译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萧珊曾赠送给查良铮一部英文《拜伦全集》。“良铮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他对我说，他本来就打算介绍拜伦的诗给中国读者，有了这本全集，就可以挑选拜伦最优秀的诗篇来介绍了。”（周与良《怀念良铮》）
巴金对查良铮的译稿也参与过意见。从现存的文字看，尤其是那部《欧根·奥涅金》。1954年9月10日巴金在北京给萧珊的信上提到：“我给查良铮去过一信，谈《奥涅金》事。他有一信来，说起要送唱机来。”可惜，这封信现在我们未能看到，不然会更清楚巴金的意见。在留存下来的查良铮的赠书中，他有这样的题签：
巴金先生：
谢谢你使这本书在这种译法中得以出版。虽然，此刻，我对自己的能力不免感到惭愧。
良铮 一九五四年底
第一句话很值得品味。“这种译法”指什么呢？查良铮译诗有自己的想法和实践，他给萧珊的信上也说过，不希望编辑随意修改他的译诗。而巴金做编辑工作，给作者、译者更大地发挥个性自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希望你
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稿
我在巴金故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曾见过查良铮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五种译著，它们是珍贵的特装本、题签本。巴金故居藏的是四种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俘虏》和《普希金抒情诗集》，都是方形的28开本。前三种是蓝色绸布封面，烫金的书名，每种扉页上都有题签，是查良铮隽秀的字体：“给蕴珍，良铮。”（萧珊本名陈蕴珍）另外一种《普希金抒情诗集》封面则更为精美，显示了那个时代印制水平的高度。它是有暗花的蓝布，下端，烫银的书名，而封面的主体部分，则是压印的主题图案，整个封面简洁又丰富。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的《欧根·奥涅金》，是题赠给巴金先生的，这本书用的是大红底金丝线绣花的缎面做书封，张扬恣肆，又精美绝伦，让人大开眼界。
为作者、译者装订少量的特装书，给他们送人，是巴金办出版社的老习惯，也是文人趣味的体现。这些书是他们友谊的见证：巴金、萧珊夫妇和平明出版社成就了翻译家查良铮。然而，查良铮在译诗上的追求并未止步于“平明”时代，在后来哪怕最艰苦的岁月里，诗歌和译诗成为他的精神寄托。“良铮译诗，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深夜不能入睡……他跌伤腿以后，还拄着拐杖去南大图书馆找注释……去医院进行手术前……他还对最小的女儿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稿，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周与良《永恒的思念》）他每天译诗十几个小时，最后的岁月是与这些译稿相伴。
巴金对于穆旦的关注和友谊也并未随着萧珊和查良铮的去世而终止。查良铮1977年去世后，巴金至为痛惜，他为查良铮未出译稿的出版又在努力。为《唐璜》的出版，他托人向出版社打听消息，又曾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荐。他说：“良铮译稿出版的事我记在心上，总得尽一点力……新华社徐同志是我一个熟人，我曾托他去讲过……我到北京去见到人文外编室的人，总要讲一讲。”（巴金1978年1月16日致杨苡信）——“我记在心上”，这是一位文学前辈和友人对这位才华非凡的诗人、翻译家的惦念。这里面的温暖翻过发黄的书页，今天我仍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