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某处的大楼里，藏着一个传奇的编辑部——《生活手帖》编辑部。

《生活手帖》是日本著名的生活杂志，畅销日本70余年。主编花森安治很是传奇，在他的推动下，《生活手帖》发行一度突破100万册，他因此被称为“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

安森花治面容粗犷，烫着卷发；毒舌、霸道、严厉、顽固；完美主义，工作狂人；人送美名“银座哥斯拉”：“不要问我为什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没脑子的学者才会做的事”“你们为什么会长脑袋，难道是为了戴帽子吗？”编辑会议只“会”不“议”，确定选题比登月还难。新闻照惹来主编火冒三丈，采访稿被删得只剩标点……但他却是天才媒体人。

50年前，24岁的大学毕业生唐泽君有幸入职生活手帖社，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本文摘自唐泽平吉著、张逸雯译，《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

银座哥斯拉

1971年，深秋，正是家家户户开始生炉烤火的季节。

我在生活手帖社的面试中，第一次见到了主编花森安治。

哎？真的假的？

真的是他？不得了呀！

不敢相信眼前坐着的是花森安治本人。在丹波的山里长大的我，当时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喊，一时激动得语塞。

一直以来，我脑中对花森安治的想象……是昔日著名的演员宇野重吉。

该让真人登场了。

（理想VS现实）1966年，森村桂以在生活手帖社就职期间的经历为原型的小说《或许是我的错》，被日活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电影中，扮演主编的就是宇野重吉（左图）。

“简直叫人大跌眼镜。明明是个男人却烫了个卷发，但面相又粗犷得很，只能用不可思议形容。”

说这话的是默片时代知名的评论员，后来活跃在演讲台上的德川梦声先生。如今，烫发早已不算什么稀奇事。最形象的是扇谷正造先生给花森安治起的外号——银座的哥斯拉。

抛开第一印象，在我日后目睹花森安治从早到晚工作的样子之后，他的形象渐渐深入我心。这是一位无法用一页履历来概括的奇男子，气场逼人。

有的新人撑不过三天

1972年4月1日，春天姗姗来迟，早晨的空气仍然透着几分寒意。

作为生活手帖社编辑出勤的第一天，我没有选择一身正装，而是穿了一件棕黄色的毛衣和一条浅灰色的长裤，这种装束更符合工作在第一线的编辑。

在此之前，我曾特意去研究室询问第一天出勤需要做的准备，被告知着装自由，自己需要准备拖鞋和茶杯，编辑工具则慢慢备齐就好。

“顺便给你一个我个人的忠告……”社里负责对外谈判的大畑威先生突然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对我说，“你应该已经听说，主编花森先生是个怪人，可以说是天才的特质吧。总之无法用常识理解的事情不少，你最好有思想准备，毕竟有新人撑不过三天就辞职了……总之，保重身体。”

上午九点，编辑部所有成员在二楼的“大型厨房”集合。这里可谓编辑部的心脏。

《生活手贴》部分封面，均出自花森安治之手

首先是社长大桥镇子女士发言：“从今天起，这四位年轻人将与我们共事。《生活手帖》创刊已有二十三年。如今，在创刊当时出生的人也将加入我们，成为战友，我很感慨。一本杂志在不登广告的情况下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今后也要继续努力。我期待新人能创造未来，请加油。大家也请多多指教。”

接着是主编发言。屋子里的空气瞬时凝固，每个人都屏息凝神。

“创造未来太夸张了，最多是助推一把的角色吧。这份工作没法混日子，这应该都不用我说了。我要提醒你们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一年里，不要问我‘为什么’。

在这里从早到晚工作一天，你们想问为什么的地方，必然数不胜数。但不要问我。要是一个个回答你们，我就不用工作了。要是都能说明白还好，但有些东西无法言传。所以，想问为什么的时候，先自己思考。过一年总能明白。就这个要求。”

原来这就是花森安治。正如我已打过的预防针，这段欢迎新人的发言也不走寻常路。用拳击术语来说，就是刺拳。

大桥社长问：“需要让大家分别做自我介绍吗？”

花森安治答：“没那个必要，也不可能全部记住，纯属浪费时间。四位新人自我介绍一下就够了。”

简直冷酷无情。四位新人于是在紧张的气氛下做了自我介绍。

1977年第2世纪48号中的新旧剃须膏测评。师父事前明明跟我笑眯眯地保证“脸不登，就到胡子部分为止”，最后还是被他骗了。

四位新人做过自我介绍后，社长的妹妹、编辑部主任大桥芳子女士还是征询了花森先生的意见：“新人们的座位怎么安排呢？”

“用不着安排什么位子。你们应该知道，编辑中有所谓desk（日语中类似编辑部主任）一职，这么叫就是因为他们配有办公桌。不管是在报社还是出版社，一般的编辑哪有什么座位。没桌子就不能工作的编辑，本来就不合格。”

又被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花森先生欢迎新部员一贯（计划好）的方式吗？再怎么不注重形式，这场入社典礼也太凄凉了。

入社后，我们新人一直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分配，每天像在研究室里乞讨似的，到处转悠，询问“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谁让我们既没自己的办公桌，也没有座位呢。

轮班做晚饭，吃完留下继续工作

从一早的入社仪式，到结束时的强行命令，这一天真是五味杂陈。未想到第一天就连迎几个下马威。

“在这里，每天的当班编辑要为大家做晚饭。你从下周开始轮，值日的那天也要做饭。大家一起吃完晚饭再继续工作，是这里的习惯。……加班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不过，对公司来说是没有加班的概念的，毕竟也不存在打卡制度。杂志每个月必须按时发行，也就是有截稿日期，所以工作优先。”

收到这番通知，老实说，我非常吃惊。自己的晚饭竟然要轮流做，这独特的社风我闻所未闻。更惊奇的是三十多人的编辑部，居然几乎都留下吃过晚饭继续加班。原来《生活手帖》是这样做出来的，这的确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我终于认清了现实。

生活手帖社里没有员工守则，也没有严格的劳资对立关系。“守护生活”是整个编辑部的共同目标。花森先生所言“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职场制定规则，是对在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便是生活手帖社的常识。

为测试电饭锅，煮了无数次饭

三张桌子与三种工作

研究室里有三张花森先生的办公桌。想到作为新人的我们连办公桌都没有，不禁为自己叫屈。但对花森先生来说，这三张办公桌都必不可少。

大房间内放着花森先生的办公桌——一张他从40年代使用至今的古木桌。

用于审阅稿件和书信的古木桌

师父在这张木桌上的工作有三项。第一项，是阅读个人信件和读者寄给编辑部的信；第二项，是阅读编辑部订阅的《纽约客》《财富》《消费者报告》，以及有版权合作的《日落》《好主妇》等美国家庭杂志，另外还有几本本土的月刊、周刊；第三项工作，是审阅委托作者撰写的原稿和读者投稿，以及用红笔修改编辑们写的文章。作为主编，这三项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那么，他每天先从哪一项着手？不用说，和我叙述的顺序一致。特意把编辑们写的文章放在了最后，因为不用红笔修改是不可能的。光是这么想想，就不轻松。

真麻烦——很难说花森先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此，只要花森先生开始审读，屋子里的空气就会紧绷。文章的作者犹如等待审判的被告，关注着花森先生的神色，大气不敢出。

如果读着原稿的花森先生马上拿起红笔，那“被告人”便能松一口气。也许这听起来有些反常，但转念一想，用红笔对原稿进行修改，也就表示这稿子有救，至少是合格的。

要是他连红笔都不碰，一言不发地将原稿横竖对齐重新束起，那屋子里的空气霎时骤变，乌云密布如暴风雨前的平静。很快：

“什么呀，这稿子写得！谁说要写这种东西的？净是些可有可无的废话，能登出来见人吗？当了这么久的编辑，这点常识没有吗，蠢啊！”

杂志每一号的制作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两次，这张桌子能听到花森先生发飙的声音。那骚动就像引爆了火药库。

用于排版设计的书桌

与之相比，用于排版设计的书桌，每天的日子则安稳得多。毕竟只要依靠花森先生的才华，排版和手绘插图都是游戏般的享受。

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插图和版式的花森先生，心情可谓大好，哼着小曲从“三室”探出来，一脸愉悦：“芳子，有好东西了，快来看。”

位于休息室的桌子

研究室的三张桌子中，一直默默面对花森先生毫无掩饰的真容，将其不经意间展露的倦容、苦痛之态看在眼里的，无疑就是休息室的那张桌子了。那是一张宛如孩子学习用的小木桌。这张桌子是花森先生用来写作的。他虽然不爱亲自写，每次总是临近截稿日才完成，然而一旦写成，内容往往连我们都会感到惊讶。

不允许反驳的魔鬼主编

花森先生训人的模式，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一定会当众开火，绝不会私下把人叫去，只对当事人发火。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旦开骂，会连细节小处一起揪住不放，甚至殃及无辜。可以说不择对象，如果不巧在花森先生发火的时候经过他身边，连拖鞋的声音、开关门的轻重等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不放过。

第三个特点是，他一旦发火就不工作了，简直可谓老板罢工。

最后一个，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是绝不允许反驳。若斗胆反驳，那只会火上浇油。这种时候往往已无关对错，反驳本身就是找骂。所以他一旦开骂，部下只有低头乖乖认错的份。而即便如此，吾等之辈依然免不了被训：“唐泽君，别以为低头就能了事，我可不是为了发火而骂人的，是为了让你自己思考，明白吗？

花森先生这种非同寻常的训斥方式、开火模式，我认为是带着自知之明和坚定信念的。

“有一件事我希望能刻进你们每个人的心底，那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背负着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是攻击的武器，但若不小心，也随时有自爆的危险。你们任何人一旦有半点差池，都可能会葬送《生活手帖》积累至今的声誉。”

在向印刷厂递交原稿前，花森安治都要细细审阅

除了以上这些特点，花森先生训人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虽然不论镇子社长，还是外部印厂的人，花森先生都照骂不误，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微妙的“区别”。换言之，某类人更容易被他训斥。

态度诚恳，不犯同样错误的人，容易被他训。但同时，那种屡教不改的人也是他爱训斥的对象。我好像就属于后者，没少踩过地雷。

某次我被花森先生喊去，心里忐忑这次又犯了什么错。跑到师父那儿，被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但听了半天，仍然搞不懂师父骂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乖乖认错，不停地说“明白了，下次注意”。如果一言不发，那他会骂得更凶。

就在我内心充满疑虑的时候，编辑部主任大桥芳子女士为我开脱：“花森先生，这不是唐泽做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搞什么呀，果然跟我没关系啊——我抬头瞟了一眼花森先生，注意到有那么一瞬，他犯难了。

但花森先生毕竟是花森先生——“我当然知道，我是在警告唐泽君不能犯类似的错误啊”。

这应该看成是佛陀主编的慈悲，对吧？

最后的身影

1978年1月12日，校完编辑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人的手》，花森先生离开研究室，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

那天他很难得地一个人提前回去了。开年后的写稿、排版、画插图的工作，让第一周异常忙碌。好不容易结束了第2世纪52号的编辑工作，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想必也由此释放了连日来的疲倦。

花森安治设计的第一期和最后一期封面

到了玄关，套上鞋的花森先生，突然转身，微微低头行礼：“谢谢大家。”

“干吗呀，真是，您不用这样……”镇子女士挥了挥手，好像要把那句话和行礼一起挥走。我想她也意识到了花森先生的举动异于往常。过去他从未在临走前有过这样的表示。看似是花森先生的玩笑之举，但我想镇子女士当时冥冥中已有预感。花森先生微笑着摆了摆手，出了玄关。

谁会料想，当时花森先生的这句话，这个举动，饱含了怎样的深意……

那是我见到的花森安治最后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