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你喜欢的霸道总裁突然走过来，把你推倒在墙边，强吻你，这样是可以吗?这是一个性侵行为，不管是发生亲吻、身体接触还是性行为，都需要建立在双方绝对同意的基础上，沉默、不抵抗都不算绝对同意。”

在一场面向福州所有高中生的线上性教育讲座上，23岁的色阿用霸道总裁的例子向学生们讲解什么是“绝对同意”。

色阿现在深圳大学读大三，201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色阿和一群同学组建了一个青少年性教育组织——莓辣MAYLOVE，他们称这是一个欢迎所有“妄想”改变中国性教育现状的酷小孩的地方。

截至现在，莓辣已经面向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生进行了120场性教育有关的讲座。

2021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其中规定，防治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性骚扰，学校要建立明确制度，有针对性地进行性教育。当日下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强调除了对教职工进行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项培训外，还要求学校对学生开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提高学生们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意识和保护能力。

色阿说，这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

色阿在讲座中。受访者供图

“身边1/4的女同学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新京报：为什么做性教育?

色阿：和我自己遭受性骚扰的经历有关。我读小学时在书店遇到过“暴露狂”，当时我很害怕，但不知道怎么处理，也不敢和身边的人讲。自己上网查资料，找到的建议是：当做没看到。但是在网络上得知别人也会有同样的经历，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得到了一些安慰。

读高一时，我在学校的公交车站附近再次遇到“暴露狂”，很多初中的学妹也在，我看到她们脸色都变了，就上去和那个人说我已经报警了，把他吓跑了，其实我自己当时害怕的腿一直在发抖。

回学校后，我和室友讲了这个事情，目的是让大家注意一下。但我讲完后，一个室友就哭了，她说她此前在公交车上被人骚扰，但她从来不敢把这件事对别人讲。我和身边的女性朋友交流，有1/4的女同学都表示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我当时隐约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查阅资料后，我发现性侵不是一个可以被独立解决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的是，在整个谈性色变的大环境下，性教育的整体缺失。我当时就想在这方面做点什么。

新京报：然后呢，你做了什么?

色阿：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策划了一场性教育的讲座。阅读了很多文献资料，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英文版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高二的时候联系学校领导审批，计划在学校开讲座，但是最终没有成功。

一年半后，我高中毕业，我就回母校开了讲座，也是我开展的第一场性教育讲座。学校学生处的老师是同意的，我写了评估报告，论述开展性健康讲座的必要性，也提前和他们沟通了讲座的内容，他们觉得还不错。

我做性教育的想法，最终得到了身边八位好友的支持，我们九个人决定一起做性教育，2016年10月，我们在线上开了“莓辣MAYLOVE”公众号，名字取自“MAY you be free to LOVE”，代表着“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的差异与和谐。”在我看来“性教育”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平等和尊重”。

新京报：在此之前，你有从其他渠道接受过性教育吗?

色阿：我生活在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对于“性”的态度是避而不提。我刚上大学时，我爸还对我说，你不准谈恋爱。学校的话，也只有在初中生物课上简单的学习过“人的生殖与发育”，比较简单，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一场性教育讲座中，学生们踊跃提问。受访者供图

老师建议把“性教育讲座”改成“青少年心理健康讲座”

新京报：你们开展的性健康讲座主要会讲哪些内容?

色阿：主要包括身体认知、生殖健康、防性侵和性别教育。主要内容还是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我们也会加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案例，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等。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可以供我们使用的教材。我们在输出观点和知识的时候也比较谨慎，会查阅很多论文，内部讨论也很激烈。

目前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我们一共设计了10 套课程。对初中生，我们会多讲身体的变化;高中就会偏向性安全、生殖健康这部分。

新京报：你们如何确定所讲的内容是适合学生的，如何把握讲课的尺度?

色阿：首先我们会关注学生们在好奇什么，关注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甚至电话暗访过卖卵中介，卖私处美白产品的商店。也会查找一些数据。

在开展讲座时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当我讲到生殖器、性骚扰时，会有一些学生起哄，这时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不要开玩笑，否则可能会涉嫌性骚扰。

我们也在不断的调整、提高讲座质量。讲座中会讲一些趣味的东西来调动气氛，也会明确哪部分是要严肃传达的核心内容，会设置很多互动环节。讲座之后我们会做调查，目前好评率是91.5%。有学生来信说刚开始觉得太直接了，不习惯，但是听到最后觉得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讲座。讲座结束后经常会有学生上来和我们抱抱。

新京报：学校、学生家长对你们的讲座持什么态度?

色阿：我们开展讲座前会先和学校老师沟通我们讲座的内容，经过试讲、沟通理念、修改课件等一系列工作。有一些学校老师不同意我们讲的，他们会建议我们把“性教育讲座”改成“青少年心理健康讲座”，有时候我们会妥协，但还是会争取，和他们沟通。

我们开展过一次针对家长的讲座，他们担忧的主要还是孩子的早恋问题。

我们现在进行了120场讲座，主要是在初中、高中和大学，最初我们会主动联系学校。2017年，我们主动找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负责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他们会为我们推荐讲座资源，与学校沟通。

新京报：你身边的人怎么看待你做性教育?

色阿：同龄人都很支持的，团队最初的其他八个成员都是我的初、高中同学，他们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就加入了。

我一开始是瞒着父母的，两年前我父母终于发现了，因为我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在慢慢理解和接受，我爸爸甚至还拿出一万块钱资助我们。

新京报：为什么把讲座的受众目标定在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有没有考虑过小学群体?

色阿：暂时没有，因为我是从高中开始做的，我当时也是高中生，更加清楚青少年想知道什么、需要什么。我们也想专注把青少年性教育做好。

讲座前的脱敏游戏，让大家可以跨越心理障碍。受访者供图

“建立一个科学解惑，平常谈性的安全空间”

新京报：你们在讲座之后会和学生保持联系吗?

色阿：他们会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莓辣，我们会定期发布一些科普文章。

我们后台每天有大量的私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说她要自杀，她小时候被自己的邻居性侵，她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后，父母反过来打骂她。

我们当时非常紧张，找了团队里心理学专业的同学，一直安慰女孩：“你没有错，错的是伤害你的人，你值得被爱。”她说我们是第一个对她说她没有错的人。我们也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大概一个月后她又给我们留言说她开始写日记了，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讯息，而且很多是扭曲的、碎片的，上个网都可能跳出一个打色情擦边球的小游戏广告。没有经过性教育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性。这才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提前告诉他全面的性教育是怎样的，关于我们身体的知识、我们怎么样去尊重别人。

新京报：目前莓辣团队的成员都是学生吗?

色阿：我们团队里以95后为主，也有00后的，刚刚成立时团队成员全都是学生。2018年我们注册成立了公司，现在有3名成员毕业后全职在莓辣工作，目前负责日常讲座的讲师团队有13人，志愿者团队有将近两百人，资金缺乏是我们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

新京报：除了讲座，有没有开展其他形式的性教育活动?

色阿：目前还是以讲座为主，也会在各个社交平台分享性教育的普及文章。我们之前和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过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相关的游园会。接下来我们计划在八月份做一个互动教育展，会开设演讲、脱口秀、戏剧等，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科学解惑、平常谈性的安全空间。

新京报：你们之前提出过一个口号，“关注莓辣，围观我们改变中国性教育现状的每一步”，在你看来，中国的“性教育”现状是怎样的?

色阿：我读高中时，身边没有人讲性教育，甚至大家都不知道性教育是什么，网络上的讨论也不多。现在能感觉到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了“学生需要性教育”的共识，尤其是“性教育”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后，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