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摄影：首席摄影 郭延冰
眼前的张涵予没有传说中那么“黑”，你夸他越来越白了，他会笑着推辞，“那倒也没有，估计是这个房间灯光太亮了，光线的原因。”这像极了生活中张涵予的说话方式，直接、明了，偶尔开开玩笑。记者打趣式地建议他可以去演包青天，“包青天？也不至于吧，我真的有那么黑吗？不过有合适的本子也可以考虑（笑）。”
和大众印象中不同，张涵予说，他其实就是个“宅男”。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张涵予的话不多，最大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发呆、思考、复盘，这能让他更确信随后的路该怎么走。对他而言，演戏、塑造人物都是极为复杂的过程，“随便演演”“就这样吧”，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因为电影对他的影响太过深刻，他希望把这事儿做好。
一个演员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才算最妥当？张涵予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不过多地评价，不代表他没有把握当下行业的脉搏，他坦言在此消彼长、日新月异的娱乐圈中，人多、事杂，充斥着诱惑，要保持清醒，对一些人来说是有难度的。
不过，他也早已洞悉和践行了保持清醒的方式方法：“只要清楚你是干什么的，你要做什么，坚持初心，自然就会把它们（指诱惑）拒之门外。”一旦想明白了这些，纠结与困顿就会少很多，做选择时的干扰因素，也相应地减少了。
故事大王
打小，我就想成为这些英雄
在《铁道英雄》剧组，张涵予有个外号——故事大王。他特喜欢在剧组收工后给大家唱京剧、讲故事。
最初听说要和张涵予合作时，俞灏明心里直打鼓：他一定是那种对戏有极高要求的人，自然对演员要求也很高。在俞灏明的想象中，张涵予应该不太爱开玩笑，甚至有些不苟言笑。后来，他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他用“多重性格”来形容张涵予，他拍起戏来“目中无人”“六亲不认”，抛开角色，又是个热衷于交流诉说的人：“在片场，我们经常像小朋友听老师讲故事一样，一到休息时间就围着涵予哥，他会给我们唱京剧、讲故事，活脱脱一部百科全书。当年历史怎么写的，那会儿北京什么样儿，全是我们没听过的故事，他太厉害了，什么都记得！”同组演员魏晨，索性将“故事大王”的“封号”送给张涵予：“拍戏时特别冷，涵予哥是我们剧组的御寒法宝，听他讲故事简直身临其境，根本听不够，天南地北的大事小事，这是多么难得的娱乐活动啊。”可爱——这个与硬汉形象极为不符的形容词，被导演杨枫用来描述张涵予，“他还是个开心果”，“如果你用银幕形象去判断张涵予，就大错特错了，他给人感觉刚硬，实则柔情。每天片场都是欢声笑语的。我在这头儿看监视器，他在后面唱京剧、讲评书，偶尔来首流行歌曲，有他的戏，大家都特开心。”
在《铁道英雄》的片场，演员们都喜欢围着张涵予，听他讲故事。
“我唱京剧、说故事，都是有意而为之”，张涵予试图解释“故事大王”的背后意味。他认为，想把戏演好，就需要了解那段历史，融入当年的英雄岁月：“我唱的戏词，讲的故事基本都和电影有关，如果他们没听过，我得给他们讲讲。比如我唱的《平原作战》，霹雳一声春雷响，平原上谁不晓工农的儿子赵勇刚！战斗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上，抗日的声威震撼着铁路两旁……这些词都和我们这部电影契合。”几乎和所有人说的一样，张涵予又不自觉地唱了起来。
他迷恋历史，也很清楚熟读历史对表演的重要性。《铁道英雄》里，他饰演的是铁道游击队的队长老洪，这个机会又暗暗契合了一直根植于他心中的英雄梦：“小时候我看完《铁道游击队》，就把我爸的帽子翻出来扣在头上，站在院子里的锅炉上，拿着一把木头做的枪，高声快意地喊着‘冲啊’！那些经典电影，是我小时候想尽千方百计，逃课都要去看的，就算看不成，听都要给它听回来。这些影像和英雄人物伴随了我的成长，我也想成为他们。现在，这些角色一个个地帮我实现了理想，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幸运呢？”
我与角色
没一个角色和我的性格一样
与张涵予相识多年的范伟，对他的最深印象是长情：“他爱角色，也有情怀，他愿意、希望去成为角色。”提及“成为角色”这一点，张涵予变得尤为亢奋，他喜欢强调自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也爱和别人讲述他做了演员后，获得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小时候，我能看到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是歌颂英雄人物、歌颂时代，歌颂为国家奋斗、贡献的英模，他们是我从小就崇拜的偶像。我喜欢把自己幻化成《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冬，《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就是电影的魅力，也是为什么电影到今天都是引导、教育年轻人的最有效的手段。它能提升观影人的价值观，提高大家的情操。”没有人比张涵予更清楚做演员的“好处”，他说演员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在银幕上体验不同人的人生，揣摩不同人的心境。在他几十年的表演人生中，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角色，《集结号》《智取威虎山》《红海行动》《中国机长》《中国医生》……他演过大队长、连长、排长、舰长、机长、院长，“这些角色都带个‘长’字，是大家的英雄，但同时他们又产生于人民，是基层、生活中的小人物，在危急时刻总能挺身而出。”
张涵予从小就把英雄当偶像，如今在《智取威虎山》（上）《中国机长》（下）等作品中饰演了很多英雄式的人物。
观众习惯于把演员和其所塑造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例如《集结号》上映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喜欢叫张涵予“谷子地”。而每完成一个角色，他也总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和这个角色像吗？”答案是意外的：“我所演过的角色，谷子地、杨子荣、高刚、刘长健、张竞予……没有一个和我的性格一样。除了在作品里，平时的我，一不愿意交际、二不爱张罗，三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真的非常‘宅’。就像我在家里背诗、练字，偶尔喝喝茶，最爱坐在那里发呆，一发就是一月半月，你说我干了啥？什么都没干。”记者试图问个明白：“那你发呆的时候在想什么？”“就重新回想下自己的表演，这是很好的归零过程。一个演员，当你饰演一个角色时，心中得有、心中得爱，所以每当塑造的时候，我会将我对他的理解和喜爱释放到角色身上，那一刻，你会有种油然而生的自信。”
在创作中完全抹掉自我痕迹，彻底地成为他者，张涵予清楚，这是“十分困难”的。他不认为仅凭想象和模仿就能像模像样，如果不和自己对抗，不在每个角色里改掉自己过往的表演方式与个人习性，演出来的角色即使能敷衍观众，也过不了自己内心这一关。
他习惯去练习、去尝试、去挑战，更重要的来自于对角色的相信：“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说，我是‘见’过这些角色的。无论是小时候长辈讲述的也好，电影文学作品里的也好。哪怕在梦中，我都见过，这对演员表演是很有帮助的。你不能说自己在角色面前，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就像很多抗日神剧里夸张地手撕鬼子，简直太不严肃了。”
拒绝曝光
曝光，是对演员的最大伤害
创作之外，你想了解张涵予的特质，似乎无迹可寻。在他的社交账号里也都看不到日常的琐事，一张如同证件照般的正经头像，内容都是他为新片吆喝的两三句，他不爱赘述自己的感受体会，连评论的功能也没开通。就像他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生活里我是特别不愿意多事的人，不愿与人为敌，事越少越好。”他一直认为曝光得越少越好，“电影演员总是曝光，对你塑造的人物是有伤害的，每天想着让别人挖掘你身上的其他东西，抖音拍一拍，综艺节目上一上，网页微博到处都能看见你，转过头来你又演了一部电影，人家可能都不相信，想着‘这不对啊，昨天他还在那儿直播卖东西呢，今儿怎么就成抗日游击队队长了？’这是对角色的巨大伤害。”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里透着决绝：“就我个人来说，曝光越少越好，最好不要曝光，现在有新作品上映没办法，我需要跟大家讲一讲，这是我该说的时候。一到平时我就‘没有了’，你根本找不到我，也绝对不会出现‘哪儿都有我’的情况。”
张涵予说，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演得“天下第一”。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张涵予有着被公众认可的出色演技和人格魅力，但他内心也有忐忑与担心。在他看来，一个人越是赞誉加深，越需要非常清晰地认识自己，表演这件事没有谁能拍着胸脯说自己演得“天下第一”，也不能想方设法让自己轻松、舒坦地走上捷径，一听有演员为了多挣钱同时接戏左右开工，他皱紧眉头，满是疑惑：“这怎么做得到？轧戏我听着就头疼，对我来说真是不可能的事。你正演着这个角色呢，又跑到那边去演另一个人，演完这边又跳出去再回来，是完全进入不了的，这叫什么？恍范儿了，散神儿了。”
关于敬业，张涵予是最坚定的执行者。拍《中国医生》时，一场张竞予（张涵予饰）从楼梯滚下来的戏，他不戴任何护具，拒绝任何替身，为了求真，一次次地从楼梯上摔下来；到了《铁道英雄》，他要在高速行驶的火车车顶上“行动”：“你就是干这个的，怎么能让人‘代劳’呢？如果让替身帮你从楼梯上摔下去，他永远不会在你的状态下摔下去。替身做这些动作有套路，会摔得很专业，但那根本就不是渐冻症病人一时滑倒、摔下去的状态。你必须要自己完成，在一种真实的状态里摔倒，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观众才会信服你的表演。”
电影《中国医生》中，张涵予饰演的张竞予因患渐冻症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戏份没用替身。
局限性
什么都能演的，不是好演员
纵使张涵予已经得到了众人的赞赏、奖项的肯定，但他很清楚，演员既是被动的职业，又存在局限性。“演员永远在等机会、等时机。抓住一个机会，不代表仅凭演员就能独自完成，他需要在电影工业的系统里完成。导演要理解你，摄影要懂你，编剧要接受你，所有的一切都要合拍，才能促成一部成功的创作。作为集体劳动，演员接到一个角色能做的就是尽量调动自己的全身细胞，去努力。”他想了想，进一步阐述他对这个职业的认识：“也可能你努力半天也没用，表演这事儿，还不能瞎使劲儿，你得真正研究透彻。我不认为表演有标准，或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有时演完一个人物，往往就有人让你写一篇心得体会，写这个人你是怎么演的？我根本写不出来，因为这是一段感性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化学反应。有时你拿到剧本，根本不知道怎么演，无从下手。”
“无从下手的情况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会啊，很多，你也可以很简单地完成任务，可以很行活儿地、职业地演完他，当然这样你心里是过不去的，总觉得不对。那么你就得思考如何用不一样的方式把这个人物生动地表现出来。你会推翻固有的想法，这是非常痛苦疲惫的过程。了解、尝试演几场戏后，你突然间会认为找到了角色的感觉，那就按这个方向走下去，这就是演员和角色发生了化学反应。我特别怕遇到让我遗憾的角色，那真的会很痛心。”
电影《集结号》中张涵予饰演的谷子地深入人心，也让他被外界贴上了“硬汉”的标签。
似乎没有人比张涵予更适合探讨角色的局限性，他一次次地以英雄形象走进观众视野，被外界贴上了“硬汉”的标签。拍戏多年，张涵予早就想通了一件事，演员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是什么都能演就是好演员，“那是万金油，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什么都演不好”。几年前，张涵予和张嘉益同台颁奖，他笑着表达着自己的“嫉妒”：“这些年来，你演的电视剧、电影都有感情戏和爱情戏，我就没有”。是的，如果说在大银幕上最没有异性缘的男演员是谁，张涵予一定榜上有名。“我那是和张嘉益开玩笑的，但确实这么多年，我没什么感情戏。我也看过有网友说，可能和我组成一对儿，下一秒就掏枪了，再下一秒就挂了。我明白导演和编剧没办法给我饰演的角色安排家庭啊、感情啊，但是我也很爱我演的这些人，我爱这些角色，那就够了。”
新鲜问答
有机会，会再和华仔、范伟老师合作
新京报：演了这么多年，大家喜欢给你贴标签，也喜欢将你的演技归类，你会因为这些标签而改变吗？
张涵予： 我不太在乎这些标签，也从未过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不纠结评论里的说法，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新京报：很多人评价你演技好、会演戏，你觉得自己演技如何？
张涵予： 谁都不能说自己有多么会演戏，谁也别这么说，谁也不敢这么说。表演，对演员来说每次都是学习，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环境故事里锻炼自己。至于你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表演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让别人去说，让后人去说，自己评价自己，就别说了。
新京报：既然做演员被动，有想过当导演吗？
张涵予： 我想，但我会更加痛苦。哎，我要当导演的话，大概拍一半就得住院，得累死。我确实是一个很爱操心的人。不过，我还是爱折腾（笑），也会的，如果顺利，一两年内，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导演作品。
新京报：《铁道英雄》中你和范伟老师多年后再合作，贡献了一次“回忆杀”。
张涵予： 是，这是我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我们之前合作过《手机》《天下无贼》，可惜没有同场，再到《一九四二》，也没能搭上，这一等就是很多年。我和范伟非常有默契，规定的情境下很明白该怎么去把握表演走向。更有趣的是这次为我们唱主题曲的是刘德华。拍摄前，我就和导演杨枫建议，一定要把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版权买下来，这首歌承载了好几代人的情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几乎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一听，我们就很感动，年轻的观众也会因此感动。17年前我们聚在《天下无贼》的火车上，多年后还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火车上的故事，谁也没有专门设计，我们三个就又重新合作了。
时隔多年，张涵予与范伟在《铁道英雄》中再次合作。
新京报：那你们三个真的就没打算再合作一次吗？
张涵予： 找个机会，我认为是可以的，还得选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笑）。很有可能后面有个合作，《莫斯科火车大劫案》，争取把老哥仨给搁一块儿。（记者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范伟，他说：如果角色需要，时间允许，这事儿太有意思了，再在火车里演一次，求之不得。）
新京报：几十年过去了，在你的定义里自己变了吗？
张涵予： 没变，但也有一些变化。回过头来看，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为了怎样能更好地塑造角色，去演一个生动传神的角色，能给观众留下来的（作品）。这也是我一直很少拍电视剧的原因，一直拍电影，是觉得电影是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新京报：现在拍戏条件好了，特效、科技省了很多麻烦，环境、条件也变好了，但你会怀念以前拍戏的风格和节奏吗？
张涵予： 我很怀念，以前大家真的是“玩命”把戏拍出来，现在即使环境好了，我们也会尽力按照以往的精神去做到最好。我非常怀念胶片时代，更喜欢那种老式的黑白电影，那种光影、那种画质，胶片滑到的地方都会给你一种神圣的电影感。这次《铁道英雄》的画质风格也非常讲究，黑白色调、整个电影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这才是电影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