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诡笔记”这一专栏中，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和他的《子不语》是出镜率最高的作家和作品之一，无他，只因《子不语》实在是一部记载了太多怪力乱神的笔记小说。虽然论文学性它不如《聊斋志异》，论知名度不如《阅微草堂笔记》，但就作品本身所反映的清中期的社会现实而论，它丝毫不逊于另外两部作品。事实上，由于袁枚既不像蒲松龄那样一直“在野”，也不像纪晓岚那样长期“在朝”，而是短期出仕后（约有七年）就辞官归隐，酬唱林泉，笔下反而多了几分清幽恬淡的“客观”气质。
《子不语》扬名于民间，《随园诗话》显达于墨客，既然撰笔记者是一奇人，后人势必以笔记撰之，这其中，袁枚在担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县令的七年时间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子不语》
一、一张黑榜治奸民
《清史稿》上记袁枚为宦事，只有一句：“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据史料记载，早在袁枚参加科考中进士的过程中，就得到乾隆朝名臣尹继善暗中相助，文端公（尹继善字文端）后来出任两江总督，当然希望得到这样一位人才主持地方，因此对其多有提携，而袁枚的表现也很出色，以至于他的判词竟成了当地人人传唱的歌词。
“枚亦遇事尽其能”，其实是把袁枚的政绩轻描淡写了，在当时的官场中，他无论如何都是一位既清廉又有才能的好官。这一点在清代笔记中颇多“总结”。如陆以湉《冷庐杂识》中就说：“其为宰时，清勤明决，无愧循吏。”具体说来，袁枚为县令期间相当勤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而易宗夔于《新世说》里则对他的折狱之才详加叙述：“袁简斋历任溧水、沐阳、江宁知县，有折狱才。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也就是说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访之后建立了一张“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没有劣迹才从榜上撤下，这种做法既对黑恶势力是震慑，也是劝勉，给其改恶从善的机会。
《冷庐杂识》当时有一块乡间土地，因为没有地契，所属不明，导致附近两家人聚讼多年，争执不休。袁枚见他们打官司的状纸前前后后堆起来有山高，就笑着说：“讼久则破家，吾当为若了之。”于是把所有案牍都作废，重新测量土地，发给地契，使他们各自耕种，一起积案就此告终。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江南发生灾荒，铜井村将一批粮米运到吴门的时候，“有率劫之者”。这样的抢劫搁在其他官员的手里就是“杀头”二字了事，但袁枚以为，灾荒之年，遇到犯罪应该慎刑，于是详加调查，才明白是当地百姓害怕灾荒进一步加重，才将这些粮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袁枚的父亲从广西来探望儿子，“虑子年少，不谙吏才”，便到乡间暗访儿子的官声，听一个女子说“吾邑袁知县政若神明”，才放下心来。而袁枚的为官之道，也真有发人深省之处：“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说白了就是当领导的要管好身边人，多贴近群众，自然就政通人和了。
不过相比处理上述问题，袁枚有个特殊的才能，就是古人云“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他却似乎特别擅长处理家务纠纷。
《碑传集》
二、早产宝宝是贵人
方濬师著《蕉轩随录》记载，袁枚任江宁县令时，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韩姓者，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们问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还家。韩姓女子本与江宁县东城李秀才的儿子订婚，李秀才“疑风无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儿媳妇与铜井村中某人有奸情，找个借口跟奸夫约会去了，便到县衙告状，要求退婚。袁枚说：“古代还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著名学者郝经所著《陵川集》示之，书上果然记载着有个吴地女子被风吹了六千里来到一户梁姓人家，且有诗为证：“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负从钟建背。争看灯下来鬼物，云鬓欹斜倒冠佩。自说吴门六千里，恍惚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李秀才顿时傻了眼，无话可说。袁枚说：“郝文忠（郝经谥号‘文忠’）一代忠臣，岂肯诳语？只是当年那个吴门之女旺夫，嫁给梁家后，梁家大富大贵，恐怕你的儿子没这个福气喽！”李秀才赶紧撤销了诉讼，“两家婚配如初”。
尹继善听说了这件事后，感慨万千：“所以说还得是读书人来做官啊！”
《蕉轩随录 续录》李调元著《淡墨录》中亦记载一事。袁枚任沐阳县令时，有个女人出嫁五个月就生下一个儿子，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早产，但古人却以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与人有奸，“先孕后嫁”。丈夫忍受不了乡里乡间的嘲笑讥讽，一纸状子告到县衙，不仅要休妻，还索要娶亲时的彩礼。第二天公审时，“观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贺，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为县令是在嘲讽自己，但袁枚却说：“你实在愚昧，可谓得福而不自知也！”然后问原告被告两家是否有人读书识字，两家面面相觑，都摇头曰否。袁枚说：“今天的官司，就是因为你们两家不读书所致。自古生育之事，有速有迟，皆属正常，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过了产期才降生的‘感气之厚生而主寿’，早于产期而降生的‘感气之清生而主贵’。前者比如尧和舜，后者比如本知县，也是母亲怀孕五月即生下，虽然才疏学浅，却也入选词垣，出司民牧，为一县之宰，不信，问问我的母亲即知。”言罢，让那女子抱着孩子进入县衙后堂，片刻，“儿系铃悬锁，花红绣葆而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妇人跪在地上哭泣道：“蒙太夫人优赏，已经认了我儿做孙子。”袁枚一听，立刻严肃地对原告说：“这么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义子了，我会好好教导他，让他将来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的人们齐声欢呼，“于是两家之羞尽释”。
《淡墨录》从袁枚断此类案件的方式来看，确有独到之处，第一是他能精确地揣摩当事人的心理，发现此类家庭问题的产生，往往不是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只是被风俗习惯缠绕的心结，只要能够证明那个心结不但无祸反而有福，那么当事人往往可以顿开茅塞；第二是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才子，他可以随意调动丰富的知识为己所用，利用国人对学问的膜拜——甚至是盲从——来给自己的论点找到论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袁枚虽然贵为一县之长，却从不以势压人，而是循循善诱，甚至不惜拿自己当例子，极大地增强了说服力，令诉讼双方口服心服。
当然，袁枚这种温和的办案方式，只是应对“家务”，如果遇到人命官司，那也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
三、夹凳鞭布审奇案
在清代笔记《折狱奇闻》和《志异续编》中，都记载了袁枚平反的一起轰动一时的“咬舌杀人奇案”。
《折狱奇闻》有一个裁缝，妻子早逝，家里只有一个女儿，颇具姿色，父亲每天出门做工前，都关闭门窗，让女儿在家做针线活儿，“里中恶少，争艳美之，而无隙可乘”。
一天，其父晚归，见家门打开，呼女不应，进门一看，只见女儿被人用她的裹脚布绑在一张凳子上，早已死去多时，下半身的衣服被扒掉，遭到奸污，地上有半截人舌，女子的脖子上有掐痕，分明是奸杀。裁缝连忙告官。县令立刻下令搜索附近有无断舌之人。捕快们最后在一个寺庙的香案下面找到一人，“口血淋漓，问之，摇首不能言”，于是抓到县衙，判了死刑。
不久，袁枚接任县令一职，在查阅此案的卷宗时，心中起了疑惑，“谓行奸必先调奸，调奸必先亲嘴，今舌被女咬断，其人定负痛逃走，何由再行缚凳奸毙”？于是断定：断舌者就算是涉案人，也绝不可能是奸杀的正凶，于是将他打了一顿板子就释放了，另外缉拿凶手。
就在这时，从县衙里面传来消息，说是县令大人不做旁的事情，“日日审问板凳脚带”，用夹棍夹、拿鞭子抽，这一下可让大家备感惊诧。这一日悬牌复审，观者如堵。袁枚事先跟县里的武官打好招呼，说真凶掩盖不住好奇心，很可能夹杂在人群中听审，等到人们挤满县衙，就关门放炮，“不可走漏一人”。果然审案审到一半时，县衙里的人已经多得挨挤不开，“忽然炮响门闭”。众人皆不知何为，袁枚说：“人命关天，审问须严，我只能夹凳鞭布，祈求神明告我真凶为谁，昨夜我梦见神明告我，今日凶手可获！”然后让衙役将裹脚布挂于两楹，“欲出者，以手扶布，自东至西，始准放出”。袁枚告诉听审的人们，神明有示：如果凶手摸到布，“布即绞住不能脱”。大家于是排好队，轮流扶布而出，“内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惊颤不定”。袁枚喝令将他们拿下，二人当即认罪，被明正典刑。
原来，那一日有个货郎经过受害女子的门口，女子下楼买线，谈好价格去屋里拿钱，有个恶少趁机溜了进去，等女子付完钱，拿着线关上门时，恶少从藏身处冲出强吻之，被女子咬断舌头。恶少疼不可忍，开门遁去。正好另外两个恶少经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屋门半敞，“侧身入，虚无人声”，等看到屋子里的女子正在呆坐，顿起淫心，搂而求欢，女子大声呼救，“于是一人掩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将她绑在凳子上先奸后杀……
袁枚破获此案，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陈述古擒盗”有相类之处，所不同的在于，一个是扶布，一个是摸钟，但都利用了罪犯心虚、畏惧、胆怯、惊惶、不惜一切地遮掩罪行乃至过度的自我保护的心理特征，从而使其自我暴露，自投罗网。从这一点上看，随园主人绝不是只会写词话和品美食，断起案来照样能师法古人，头头是道，真个应了尹继善那句“可谓宰官必用读书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