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伟平
甘蔗，原产于南亚，秦汉时中国已有种植。唐贞观年间，印度制糖技术传入中国，蔗糖由此成为中国重要的农产之一，对国人的饮食结构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川糖业的兴起，始于唐代。唐大历年间，川北小溪县的邹和尚发明了糖霜法，极大地推动了巴蜀糖业的发展。宋时，天下产糖巨郡有五，蜀占其二，其中“独遂宁为冠”（宋王灼《糖霜谱》）。川北涪江流域和沱江上游地带成为蜀地糖业的中心。到明代，四川糖业日趋衰落，不复当初。特别是明末清初六十多年的社会动荡，更使糖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康熙年间，移民的到来，才推动了糖业的复兴，逐渐重建了川糖名重全国的优势地位。
明《天工开物》轧糖取浆图
川糖复兴，功系客家
清代有关川糖发展的史料甚少，在仅有的文字和口传记录中，糖业重振的历史往往和闽粤客家移民关联。在糖业重镇内江，最早恢复植蔗的是福建汀州府长汀县的移民曾达一。
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曾达一“闻蜀地美，奋思迁焉”，遂奉父携子，迁入内江县，后于城西南六十里的梁家坝定居下来，在此“刈穢草，伐恶木，筑室于兹”（《（曾）达一祖碑序》）。
传说，他看到梁家坝气候土壤与闽地类似，适合种蔗，便于返乡之际请回两名“蔗工”在坝上开设糖房。此后，甘蔗种植从梁家坝扩展到内江各地，奠定了内江糖业的基础。
在长江边的南溪县，“父老相传，明代无有（种植甘蔗），清初粤人迁来者众，始由故乡携种来蜀，百年递衍，遂为大宗”（民国《南溪县志》）。在长宁县，祖籍福建龙岩州的卢灌圃，于嘉庆年间“率子姓负蔗种往耕，未及数年而甘蔗糖房满长宁矣，人称为‘卢公蔗’”（《灌圃公家传》）。
闽粤客家移民在川糖复兴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非偶然。首先，这和明清以来，闽粤地区糖业兴盛紧密相关。在广东，“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屈大均《广东新语》）。在福建，“糖产诸郡，泉漳为盛”（王应山《闽大记》），所产之糖，还远销海外。临近泉漳的汀州客家区域，糖业也颇为发达，历来是各县的主产之一。先进的种蔗熬糖技术，通过移民的迁徙传入巴蜀，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其次，清初移民对土地的开发，直接推动了客家移民对糖业的投资。由于客家移民多数于康熙末年进入四川，膏腴之地已为先来的湖广移民所占。许多客家移民不得不佃种湖广人的土地，或是插占较为贫瘠的山地和坝地。如曾达一所插占的梁家坝，便是邓氏家族的“弃地”，虽面积达六百余亩，而价值不过百两之数。
在当时的土地开发以“产粮”至上的压力下，客家人不得不另辟蹊径，盘活生存资源。乾隆三十八年（1773），简州知州孙念祖以熬糖与种粮争利之由，禁止在坝地种蔗熬糖。福建龙岩州移民华兆蕙据理力争，他认为“坝地所产，惟宜蔗子、花生、烟叶、芋麦、红花、芸苔、南麦等，非若乡沟平原以垦田扎水栽秧树谷”（《华兆蕙公行述》）。官府最终放弃了禁令，为糖业的迅速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次，客家移民的迁徙路径也推动了四川糖业分布格局的变化。闽粤客家移民多从川东入境，经渝西，沿水、陆两道向川西、川南扩散。尤其是沱江流域，作为连接成、渝的重要通道，沿河坝区成为了客家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正是在他们的开发下，沱江流域的糖业生产日益繁盛。
在内江，“沿（沱）江左右，自西向东，尤以艺蔗为务，平日众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长喙短锹，几于刊山湮谷”（《内江县志提要》）。在上游的简州，“沿河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乾隆《简州志》）。直到清代中叶，沱江沿岸的内江、资中、简阳、富顺、资阳、金堂，成为四川最主要的蔗糖产地，从而实现了糖业中心从涪江流域向沱江流域的转移。
由此可见，川糖复兴，客家人功不可没。而移民与糖业的互生互动，更是对三百年来巴蜀社会变迁的直接反映。
川糖产量分布图（选自民国三十一年《川糖产销情况调查》）
以商兴糖，利动天下
清代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川糖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乾隆五年以后，得益于“滇铜”和“黔铅”的京运，长江水道得到了大规模的疏浚。加之川盐输楚的影响，川东的重庆府作为四川物资吞吐载运的“枢纽”，其经济地位已经和成都“并驾齐驱”。以双城为核心的经济网络雏形已现。大规模的糖业运销也被纳入到了双城经济之中。
在糖业内部，按经销过程的不同，分为了糖房（制糖作坊）、牙行（贸易中介）、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四个行当。其中牙行和运商，是糖业最主要的控制者。清代中叶以后，在内江的茂市、资阳的王二滩、资州的球溪场、富顺的牛佛渡和金堂的赵家渡，都形成了成熟的糖业交易市场，大量的牙行和糖栈（囤积糖霜的仓库）汇集于此，依靠沱江水运，将川糖分销到成渝两地。
据民国八年（1919）的调查，当时全川糖业产量已达一百八十六万担，位居全国首位（民国《川糖产销情况调查》）。所产之糖除运销川内各县外，还大量出口至甘、陕、滇、黔、鄂、湘等地，其利仅次于川盐。
内江糖商官氏始祖官耀光画像 陈伟平 摄
推动川糖业兴旺的商人中，闽粤客家商人尤显突出。在全川糖业最为兴旺的内江，钟、罗、官、王等几家号称清代糖商的巨擎，其中的钟、官两家都是闽粤客家移民。钟氏祖籍广东兴宁，始祖钟荣普于乾隆十九年（1754）入川，于茂市镇开设糖房，获利甚巨。官氏祖籍福建永定，始祖官耀光于雍正二年（1724）来川，在内江西街营铁为生。第三代官溶进入糖业，并赴重庆府开设商号。其侄官立德于嘉庆年间，“佃陈坝新糖房，植木蔗为糖霜”，称富一时（《立德公传》）。官溶的另一个侄儿官立原也因业糖而致富，并长期执掌内江县夫马局，成为县内绅士之首。
在资州，糖业巨商陈氏祖籍广东永安，第三代陈迺升时以糖业起家，在重庆府开设糖号，“渝之贤士大夫皆以义气多公”。当时的重庆糖务积有陋规，陈迺升利用和巴县知县的关系，对重庆糖务进行改革，并“铸铁牌立成案，至今尤为业糖务者所嘉赖”（《迺升公传》）。
资中糖商陈迺升家族修建的追远祠 陈伟平 摄
此外，资东苏家场的陈氏家族也是清末资州糖商中的佼佼者。陈氏家族祖籍福建龙岩州，从同治年间起，家族中就有多人从事糖业生产，并在当地糖业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席位。
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陈永金，他头脑精明，曾经营糖霜“利甚丰，故能以资取重乡里”。为拓展事业，陈永金考察了四川沿江的渝、嘉、叙、泸、夔五大口岸，经过权衡，将泸州作为主要销场，在此创立“太和春”商号，以糖利购买其他货物，转卖资内，产业“骤至巨万”（《永金公七旬进一寿序》）。
其弟陈永同于光绪六年（1880）“携资贾于沿江各埠，初购片糖于资中麻柳河，继购水糖于两资球溪河、王二溪，而运粮米转售……数年颇操奇赢”（《永同公寿序》）。后又合伙建立“裕泰生”商号，买卖红糖，转售菜油，获得巨利。继后，还紧随形势，贩卖洋糖和开设冰橘坊，逐渐发展成为资内数一数二的大糖商。
在富顺的牛佛渡，福建龙岩州移民卢氏所经营的糖业规模最大。该家族于嘉庆年间创立的“天成号”和道光年间创立的“万兴号”，生意遍及川南一带，所获达万金以上。而同为福建龙岩州移民后裔的陈崇哲，也以经营盐糖等利而起家，在富顺一带号称巨商。其后裔所创修的福源灏庄园，富丽堂皇，至今仍屹立于世。
在岷江流域的宜宾，糖业也颇为发达，仅次于沱江诸县之后。县内糖业分为岷江帮和金江帮，金江帮势力较强。在金江帮中，由广东客家人唐氏开办的“丽华号”糖行最为闻名。
唐氏祖籍广东长乐，始祖唐宗禧于乾隆初年迁入四川，第三代唐学旺白手兴家，在金江边的柏树溪场开设了“丽华号”。其子唐应高“囤糖霜，大获厥利，三十年中买租二千石有奇”（《应高公传》）。“丽华号”极盛时，在金江两岸拥有糖房数十间，所产白糖、红糖大量运销重庆，获利倍增。
致富后的唐氏坚持以“诗书传家，工商兼营”为传统，广泛结交文人名士，并培养子弟攻读科名。得益于此治家理念的熏陶，民国年间，该家族终于孕育出了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唐君毅，将家族的势力和声望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清代川糖的兴盛，离不开以糖商们的努力拼搏和运筹帷幄，更离不开成渝经济互动与发展的大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川糖不但实现了全面复兴，更奠定了在全国糖业中的领先地位。
川糖客兴，文化印记
追溯清代川糖的复兴史，可以一窥三百年来巴蜀社会的演变兴替。川糖的发展，既展现出清代巴蜀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移民底色，又体现出在历史流动中，巴蜀文化强大的吸收、包容和创新能力。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川糖史中的客家印记得以展示。
今天我们关注川糖发展史所蕴含的移民文化，不仅仅可以回味成渝双城经济发展之历史悠长，更能从中展望今之双城经济发展的未来。
以史为镜，其兴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