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自由战士，抵抗英雄，作家，激进主义者，流亡者。”

“这位世界公民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座特别的雕塑，这座雕塑的主人公是一名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斗士——Anton de Kom，上述这段话被镌刻在雕塑的底座上，同时也深深烙印在很多为之动容且提倡奉行公平正义的民众心中。

在今天，人们仍然十分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将之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也认为，要在国家内和国家之间实现并维持和平与安全，就必须有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而为每个人争取社会公正是联合国在全球促进发展和人的尊严这一使命的核心所在。

2007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宣布自第六十三届会议起，每年2月20日庆祝世界社会公正日。

在第14个世界社会公正日到来之际，一起来了解被写入荷兰标准历史教材的苏里南反抗斗士——Anton de Kom的传奇人生故事。

在他的代表作《我们，苏里南的奴隶（We Slaves of Suriname）》中，De Kom写下他最深情的呼喊：“苏里南，我的祖国，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你。

那一天，所有的痛苦都将从你身上抹去。”这本书是对非殖民主义历史的重要记录，它将苏里南受压迫的多民族人民的经历融入到南美洲更广阔的历史中，并增加了对于反对奴隶制、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叙述，也同时是他毕生政治理想的缩影。

当今被视为社会公义原则的平等、多样性以及对资源的获取离不开少数群体的不断抗争，而像De Kom这样的领袖人物在其中扬起了启发民智的大旗。

尽管在过去一年中De Kom的故事因为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对种族主义的广泛讨论而被荷兰民众重新重视，他本人的一生其实充满了坎坷和误解，甚至被迫离开苏里南。

而近日，荷兰内阁接受了众议院的建议，明确承认当时政府将苏里南的民族斗士De Kom及其家人流放到荷兰是错误的行为，并肯定了苏里南历史文化在荷兰的集体记忆中的重要作用。该议案获得绝大多数通过。这也不是荷兰官方首次向De Kom表现积极态度，1982年他被追授抵抗纪念十字勋章，2006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建造了同名广场和雕塑。

当局对Anton de Kom发起指控的主要原因是他在1932年从荷兰返回苏里南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其中包括为遭受剥削的工人提供咨询服务以及组织各类集会。苏里南经济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作物。

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荷兰人长期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与当时统治该地区的英国人达成协议）招募廉价工人，后期还有大量来自中东和中国的移民，很多来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缺少基本法律保护，生存情况恶劣。

面对这些情况，De Kom首先在自己家里会见工人，收集情况，希望后期能通过一些政治行动（比如请愿书）从殖民地政府那里为外来移民争取正义。即使当局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会，有时一天能有1500人来拜访他，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在路上花了七八天。

De Kom坚信他提供的帮助能够让苏里南的人民克服一些种族间的分歧，也许能让黑人、爪哇人和印度人明白，有色人种的联合可能会让每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类投诉，而我总是被一群警察跟着，这些官员还都带着枪”，De Kom在回忆录中提到。

当州长以“共产主义煽动”的理由逮捕他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骚动，其中两名抗议者被杀，22人受伤，这就是1933年2月7日的”黑色星期二”。

De Kom为苏里南的贫困和压迫发声的一系列活动离不开他青年时期在荷兰本土左翼氛围中的耳濡目染。

24岁的De Kom从1922年来到荷兰起一直投身政治活动，他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联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Oppression）的成员。

该联盟是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 Partij Holland）的保护伞组织，致力于推动荷兰所有殖民地（包括印尼，苏里南和库拉索等）的独立。

在1929年的荷兰共产党大会中，他作为发言人强调了苏里南人不仅完全没有健康、免受暴力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而且挣扎在贫困生活中，并坚持争取独立和民族自决。而作为独立个体，平等和不受歧视的人权原则是每个人不论种族固有的尊严。

在殖民统治之下，苏里南的普通民众完全没有机会为自己的不公正处境发声，尤其在帝国主义这种“新型奴隶体制”当中，苏里南人民并未摆脱继续成为“奴隶“的困境。为此，在共产主义圈子里的他还为《论坛报 (De Tribune)》和《共产主义指南（De Communistische Gids）》撰写文章，并全力支持更为广泛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领导的的非洲血腥兄弟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

在黑色星期二事件后，De Kom一家人被迫来到荷兰，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1934年出版的《我们，苏里南的奴隶》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他个人家庭中被奴役经历的回溯。

De Kom不仅关注殖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形式，而且关注其精神层面的压迫。之前的苏里南历史多从殖民者的角度叙述，而De Kom重新书写了这段历史，所谓的“叛乱分子”实际上是苏里南的民族英雄，苏里南人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声音抗争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公。

随后De Kom继续通过公开演说和写作的方式在荷兰的左翼团体中宣讲自己对于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看法，并活跃在一系列为失业者举行的示威游行当中。

1930年代的欧洲因为经济大危机而充满着贫困和痛苦，而纳粹的占领无疑让这种生活雪上加霜。

1940年荷兰全境被德国占领，德国纳粹在荷兰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其严格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占领地区。

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门在荷兰成立了文化管理院（KultuurKamer），负责监管荷兰的所有出版物，犹太作家或支持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都会遭到清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苏里南的奴隶》。

纳粹占领时期，想要继续发表的作家必须要首先成为文化管理院的会员，这意味着出版物必须完全符合纳粹的思想和价值观。

德国纳粹前期对于荷兰的“纳粹化”和“德国化”改造均以失败告终。相反，荷兰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荷兰人，而不是德国人。

德国纳粹是侵略者，是限制荷兰自由之人，更无法保障他们的其他权利，因此荷兰人也将自己的身份认同提升到新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知识分子将地下文学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很多荷兰人相信，购买和阅读地下文学也是支持同胞反抗纳粹的一种实际行动，因为一部分利润将被用于支持抵抗组织。

在占领时期，至少700名荷兰地下出版工作者为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付出了生命，其中也包括Anton de Kom。

他以海牙的共产党为阵地，加入了荷兰抵抗运动（Dutch Resistance)，并为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火花（De Vonk）》写文章，主要关于法西斯组织的恐怖行为，尤其是对于犹太人的迫害。

随后他在1944年8月被捕，第二年在德国集中营内去世。面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对文学的滥用，De Kom的视角未被局限在某个国家或文化的范围内，他以实际行动反抗这种公然对自由和社会公正的践踏。在出版作为人文主义后盾的传统信仰遭到彻底的破坏时，De Kom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将反纳粹视为自己的道德义务。

在战争结束后，De Kom的遗骸被找到，并被埋葬在荷兰国家荣誉公墓中。

今天的世界正像De Kom在他未出版的剧本中写的那样，“太阳照耀着大地，春天呼唤着夏天。人们和天空都向往着夏日。一只羽翼被蹂躏的苍鹭纵身掠过城堡的塔楼，这是和平的宫殿”。

苏里南于1954年被荷兰规划为一个海外自治省。而从1973年起，当地的自治政府开始与荷兰展开沟通谈判，并于1975年11月25日正式独立。

苏里南人民终于可以在没有外部压迫的情况下，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但遗憾的是，作为苏里南民族主义的“开国元勋”， Anton de Kom却从未回到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在纪录片《和平，Anton de Kom的回忆录（Peace, Memories of Anton de Kom）》中，他的子女提到，“荣幸的是，我的母亲作为一个荷兰人永久地安息在苏里南，而我的父亲作为一个苏里南人，也在荷兰得到了永久的平静”。

荷兰已经不再是那个De Kom一家刚搬来时因为肤色而被指指点点的国家，下一代人也不会像他们小时候那样，因为自己不够“白”或者不够“黑”而感到内疚。同样，苏里南的历史被重新定位，荷兰也选择在新时代正视那些所有曾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杰出人物，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De Kom的社会理想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经被实现，许多人还在呼唤着和平的到来，平等和公正仍然是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

更多讨论减少社会不平等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声音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都在为这一最高目标奔走努力着。但就像De Kom所希望的那样，“美好和正义总会到来，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渴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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