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霖

2月25日，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因病逝世，终年91岁。自2011年“1•25”革命风潮迫使他交出权力提前结束政治生命后，穆巴拉克始终在医院、法院和宅院间轮转，一度饱受压力与折腾。戏剧性的是，他于2014年被判三年徒刑，半年后又被判无罪释放，总算以自由之身多活几年。随着这位曾经执政31年的风云人物的入土，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时代也被彻底埋葬。

穆巴拉克算不上软着陆，甚至算不上善终，但是，与被“阿拉伯之春”颠覆的其他难兄难弟相比，他已属非常庆幸，至少可以体面地享受家庭葬礼，接受追随者敬意，静卧国家公墓让后人去评论是非。回眸“阿拉伯之春”九年，先于他垮台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阿拉伯并于去年病死他乡；选择对抗的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不出半年即被叛军拖出洞穴，受尽凌辱后遭到残杀并陈尸示众；拖延交权时间最长的政坛“常青树”也门总统萨利赫被迫下野不甘寂寞，策动内战但最终被盟友劫持并处决于回乡途中……即使躲过“阿拉伯之春”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和苏丹总统巴希尔，也于去年相继被街头革命赶下权坛。

穆巴拉克和上述形形色色的阿拉伯领导人具有诸多共同特征：都有几十年漫长执政经历，都曾是魅力型领导人，都曾长期被奉为国父，也都在中东舞台上绽放着超越国家实力与地位的超级光芒。但是，最悲催的共同点是，他们无一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一在国民眷恋中主动弃权，也无一能颐养天年。

穆巴拉克等阿拉伯强人的集体存在，是特定时代与地缘政治联姻的结果。这批七老八十的领导人，大多诞生于阿拉伯国家殖民或半殖民时期，耳闻目睹民族与国家的外来欺凌和积贫积弱，主动投身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积极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并曾以打败共同敌人以色列为最高荣誉，以实现阿拉伯民族重新统一为最高理想，且通过军旅生涯建功立业，逐步登上权力金字塔尖。

但是，随着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解，阿拉伯领头羊埃及率先退出中东战争阵营并摆脱苏联影响而投入美国怀抱，延续30年的地区力量格局发生逆转，纳赛尔和萨达特两位埃及总统高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瞬间倒伏，阿拉伯国家阵营分崩离析，兄弟各自为战，分别走上国家民族主义道路，但是，集权传统和军人执政形成的强人政治和维权体系在非君主制阿拉伯国家一直延续，并为此后“阿拉伯之春”及上述强人倒台埋下制度下祸根。

埃以和平的达成，使这个中东大国结束葬送十万将士、损失千亿美元的现代战争史，转向以和平和发展为中心的新时代，不仅赢得美国和西方的长期输血支持，还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与繁荣，代价是萨达特本人在1981年遭遇暗杀，而他的国葬竟然凄凉到西方领导人远远多于阿拉伯王侯将相。

萨达特意外遇刺将尚未准备好的副总统穆巴拉克推上埃及这艘几千万人的大船船长位置，凭借“斋月战争”中作为空军司令率领麾下摧毁以军防御体系的赫赫战功和其他优秀品质，穆巴拉克顺利当选总统接过帅印，也继承了萨达特埋头内政、专攻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新衣钵，并在约十年内实现国家经济大发展。笔者1986至1987年在埃及度过大学四年级期间，曾以新鲜、惊恐、羡慕甚至贪婪的目光打量着被称为“世界十大都市之一”的埃及首都开罗，因为彼时的北京或上海，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望开罗之项背。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穆巴拉克也开启了与最大政敌穆斯林兄弟会的对话与和解，国家外部环境空前改善，内部矛盾大为缓解，加之大量外资涌入，投资和再工业化驱动的经济势头强劲，旅游业也蓬勃发展，经济和社会欣欣向荣，队伍庞大的中产阶级无处不在且充满获得感，贫富差距虽然有所存在但没有拉大，整个国家生机勃勃。现在回想，那应该是穆巴拉克执政最为辉煌的十年。

然而，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埃及再工业化进程无力抗拒全球化浪潮，逐步变成进口替代，经济进入平台期而发展速度放慢甚至陷入停滞。为了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穆巴拉克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根据世行改革思路推出以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驱动的一揽子和全面改革方案，虽然一度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但通胀加剧、预算激增、支出过大和内外债务双双高企的弊端也陆续出现。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埃及经济危机势头继续扩大和加剧，体现在社会层面，则是失业率飙升至15%-30%，贫富加剧逐步明显，20%的人口控制75%的财富。在权贵阶层强取豪夺下，中产阶层逐步破产，赤贫人口扩大至总人口的30%；物价尤其是房价飞涨，大量适婚男女青年结婚无门，普通公务员和中小企业职工入不敷出，民众幸福指数大幅下降，不满情绪蔓延街头，埃及逐步由一个西方智库眼里的模范生滑向深渊。

1994年和2000年，笔者两度再访埃及时一次比一次明显地发现，曾经的“尼罗河新年”和“世界时代都市之一”的开罗已徐娘半老甚至人老珠黄，满街垃圾、野狗野猫和急速膨胀的底层人口，预示着埃及已魅力不再。但是，整整20年间，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穆巴拉克似乎已无力无心于精心管理国家，而是像一个国际政治明星周旋于大国和地区领导人之间，刷自己的存在感，刷国家的地位感，也许是回避积重难返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从追随美国参加海湾战争，到与部分海湾国家组建新的区域联盟，乃至斡旋巴以和平进程，埃及的外交光鲜遮蔽了经济凋敝和民不聊生的黑暗。

经济、社会矛盾已危弱累卵，部分民众在2005年就公开高呼“打倒穆巴拉克”而发出最后警讯。但是，已闭塞视听的穆巴拉克非但没有设法破解危局，反而在加速政权覆亡的道路上自掘坟墓，不顾军方反对执意培养长子做党国接班人，试图将利益集团前途和国家命运寄托于家天下。这个致命错误终于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蝶翅煽动下引发晚节不保的重大悲剧。

穆巴拉克带走了阿拉伯的强人时代，埃及和众多阿拉伯国家进入新旧交替、更加混乱且阵痛期漫长的转型期，而出路究竟在哪里，依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