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中法建交迎来60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来路，两国间良好的交流氛围为无数个体交往创造了条件，而在这场邂逅中，还有更多属于个体的奇遇值得讲述。60年中，无数中法女性于两地文化间往来穿梭，在与未知周旋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也逐渐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之美，成为推动中法相向而行的美好力量。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邀请了7位中法女性，来讲述中法交往中那些属于个体女性的奇遇与闪烁。
福楼拜、雨果、加缪、莫泊桑、玛格丽特·杜拉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安妮·埃尔诺……站在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大师背后，黄雅琴如是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做编辑还是做翻译，最璀璨的都是原作者。”
黄雅琴是一位出版编辑、译者，在这两种身份中自由穿梭，畅游于法语文学的大海中，黄雅琴用文字构筑了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今年，她迈入了从业以来的第15年，法语已经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情人》中的名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刚学法语时看到这句话，黄雅琴只是觉得很酷，而今头顶已有白发的她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坦言，2021年拿的傅雷翻译奖救了自己。在此之前，她也怀疑自己，“这样一本接一本翻，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拿奖的那一刻，她感觉就像碰到了一座小岛，上去站了一会，又可以继续游了。
现在回过头看，她形容自己是西西弗，想前进就要推石头，可能今天石头推上去了，第二天又落下来，但至少她在推。她愿意就这么天天推。黄雅琴身上有一代文化摆渡人的共性：坚韧，勤奋，孤独。在日复一日的庸常坚守中，她逐渐成为自己的灯塔和岛屿。
以下文字根据黄雅琴口述整理。
黄雅琴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永远未完待续
我选择法语，大概是冥冥之中注定的。高三填志愿，我就蛮想学语言的，后来我又想起语文课文《最后一课》里说的，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精确的语言，所以下定决心选了法语。
读了大学之后，外教给我们上历史课，用了很多时间跟我们讲“南特赦令”这一段历史，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对于任何的思潮、宗教或者主义，法国都持着可以接受、可以平等对待的态度，不把自己陷入很多窠臼或既定观念中。后来法国文化也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它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包容的精神。
小时候我看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不少书，加上大学时期已经帮出版社做过一些翻译，对编辑要干什么大致是有点了解的，所以2009年我进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工资不高，刚拿到工资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崩溃，想到和同学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问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出来，我这个选择真的对吗？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心里是明白的，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工作，就要承担它的后果。
后来我编的第一本法语稿子，是菲利普·迪昂的《三十七度二》，也就是经典文艺片《巴黎野玫瑰》的原著小说。学法语的几乎人人都看过那部电影。那时候同学都来问我，书的开头和电影是一样的吗？我跟他们说不是的，原著是一部蛮严肃的文艺小说。后来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还邀请了菲利普·迪昂来中国，那也是我第一次接待外国作家。
工作的头两年，我是超级有新鲜感的，因为要学很多东西。之前社里出经典名著比较多，现在想要出新作家的作品，那我就开始狂补这方面的资料，看法国的书讯，找那些作家的资料，跟很多法国出版社以及一些法国机构建立联系。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像自己在开拓一片领地。
做翻译书的编辑，有点像做售后服务，做一个合适的封面、为书做宣传、找到它的目标读者群，对于译者这边，某些方面我也是做好售后服务，书出了之后我要给译者寄书、开稿费，当然还有一些情感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扰，需要跟他谈心、帮忙一起查资料。去年10月我参加了一个法国论坛，其中谈到了“AI 到底会不会替代编辑或者译者的工作？”我记得有个法国的编辑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可以替代一部分，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工作说到底还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工作，有关“人”的工作，这部分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跟译者或者作者的日常交流，需要一定的情感积累，并不是冷冰冰的文件传输。
整本书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头到尾，都跟编辑有关。我开玩笑举过一个例子，在法语里面，过去时还有两种时态，一个叫完成过去时，还有一个叫未完成过去时。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上班之后想明白了，我的工作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过去时，就是你列了很多活，但没有一个是可以勾掉的，都是一个持续状态。如果能够把清单勾掉，会有一种完成感，但是编辑这份工作，永远是一种未完待续。
黄雅琴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孤独和团结”
我很认同《天才的编辑》里说的，“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作为一个编辑，我的角色就是这样，如果说需要灯光全部打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应该成为一个原创作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感？首要的一点是有强烈的信仰，这也是我心目中好编辑的基础。
这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到的，新鲜期过去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瓶颈期，很迷茫，觉得自己什么东西都没做出来。直到2014年，莫迪亚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当时责编了他的作品《地平线》等，那晚译者徐和瑾老师发来信息，说“祝贺”，当时我还在吃饭，心想祝贺什么？不过很快就有电话打进来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那天几乎是忙了一个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准备资料，从7点多一直弄到 12 点多，但一点也不累。那是我最近距离地接触诺奖，那天晚上我感觉就像高考查分，知道自己考了一个还不错的分数，非常兴奋。
黄雅琴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好像是一份孤独的工作，苦恼、开心，都是我个人的，时间长了，很容易疲倦。大概2018年，我参加了一个法语出版交流团，我代表的是中国，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语编辑，一行差不多20人，一起去了巴黎。也是这次交流团，让我有了不同的认识。
那次交流真的见了好几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很有意思，本来接待我们的一般都是版权经理，但这家出版社让我有点惊呆了。办公室挤了好多编辑，至少十几个。大家都站着看我们，他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问了我们很多问题：你们书是怎么出的？定价机制是怎样的？引进书的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一刻我发现，原来这些烦恼全世界都一样，我的视野好像也更广阔了一些。
同时我也看到，只要是好的文学作品，全世界都会认可，哪怕在遥远的保加利亚或者土耳其，大家喜欢的也是同样的东西，这种感觉就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想起入行时，前辈们也跟我说过，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作家的书，这样才比较容易和作者共情，想象力也更容易展开，知道该给作品一个怎样的封面、撰写怎样的宣传内容，也能很容易预设它在中国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更有动力去说服和我合作的人。
我想作为编辑最基本的，应该就是自己认定的作家，就应该把他的书一本本做出来。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我需要坚定自己，因为那是我热爱的、喜欢的作家，我就应该持之以恒地把它给做下去。
所有作家里，影响我最大的是加缪，在我看来，无论是《鼠疫》还是《西西弗神话》，讲的都是我们作为脆弱的个体，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巨大世界，面对所有未知、不确定性。就像西西弗，怎么重复一天又一天的生活，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人生？怎么继续活下去？
加缪他常用到两个词：孤独和团结，在法语里面这两个词的发音是很像的：一个是“索利达带”（solitude，孤独），一个是“索利带”（solitaire，团结）。我的世界观大概是被这样塑造的。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人是孤独的，人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可以有一些连结的，是可以守望相助的。
首先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一定要保有这样的善意。我很喜欢《鼠疫》中那句非常质朴的话：每个人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幻、怎么动荡，我首先会坚守我自己内心的小小火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庸常的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热烈地活下去。
黄雅琴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我承认作为法语编辑，成为法语译者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我小时候看很多翻译名著，就想过有一天会走上翻译的道路，包括进出版社，其实也是考虑到会比别人离这个平台更近一点。
有一天，译者胡小跃老师突然来找我，他做了一套鲍里斯·维昂的文集，有好几本，问我想不想翻译当中一本？我说当然想。我看了一眼那套文集里的书名，说我要翻这本《我要在你的坟上吐痰》，因为这个书名看着很缺德。
虽然我之前也翻过一些小东西，但这本书是我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作品。对于一个译者来说，能拿出一个正儿八经的东西时，才可以算是自己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
我一般是利用业余比较整块的时间来翻译，每次干掉一点。之前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需要跟老一辈翻译家相处，常听他们讲年轻时候的故事。那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翻译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勤奋和努力是做翻译的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所以每天回家，我可能都是在做一些看似很枯燥的事情。
压力大的时候，我喜欢玩解密游戏，我一直觉得这跟做翻译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一个转码、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我也只爱玩解谜类游戏。朋友偶尔叫我出去玩，我也会说去玩剧本杀吧，去玩密室逃脱吧。他们说剧本杀不就是读文件，我说，哎，我就爱读文件。
再下一个里程碑，就是翻译了拿了傅雷奖的《男孩》，这本书大概是20万字，是我翻到现在最长的一部小说。法国小说字数一般只有6、7万，翻完这本的感觉就像，从一开始跑800米，到现在跑了一个半马。所以《男孩》也是在长度上第一次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个人认为越是好的作家的作品，越是好翻译。法语很讲究语法用词的精确性，越是好的作家，他的结构越是清晰，没有多少让你觉得看不懂的地方。用什么词更好，这个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但是基础层面它不会让你有什么困扰，也不会有逻辑问题。所以总体上翻译《男孩》对我来说不难，如果要说有什么很崩溃的稿子，应该是那本《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
这本书大概只有5万字，是一本很薄的书。但是它不是小说，小说相对好翻一点，因为有故事情节、有逻辑。那是一本很法国知识分子趣味的书，语言很高级，又有法国人那种哲学思维。每一个逗号都是一个转折，看着篇幅很短，但要花的精力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翻这本书时，我第一次跟编辑说，我压力太大了，睡不着觉了，要不换个人来翻译。编辑开始鼓励我，“没事的，肯定行的，我跟你一起看”。我大概就等着人家这句话，最后也坚持下来了。
关于翻译，我最近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是像原创作者一样去写下这些文字。在看原文的时候，译者会不受控制地受到原文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没办法。那么怎么可以不受控制？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用一种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用一种更自然流畅的文字把它给表述出来。
黄雅琴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从选择法语，到进出版社，再到成为译者，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目标明确的人。无论做编辑还是翻译，抑或是人生，都是一样的，都要拒绝一些东西，才能目标明确地往前走。这跟我妈妈对我的影响有关，她是一个精神状态非常稳定的女性，作为一个母亲，她尽量给我一切。小时候她常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东西就说出来，不要跟我扭扭捏捏，不要作。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就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也明白，有一定可能性是可以获得的。
维勒贝克说过，不要畏惧幸福，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我会觉得，幸福这个词太大了，作为个人不配拥有，我更相信一些“小确幸”。现在回过头看，其实从我入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积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团结和孤独”地重复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但这样一种小小的确定状态，就已经是我自己定义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