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诗文集（1938—1949）》《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1938—1946）》《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丁言模 编，丁景唐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丁景唐研究丛书”三种，分别为《丁景唐诗文集（1938—1949）》《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1938—1946）》和《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由老丁哲嗣丁言模所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翻阅着厚厚的三部大书，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丁景唐先生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学生运动。那时候他是一个父母双亡、靠姑母抚养的穷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从中学到大学，从追求进步到投身于革命实际工作。他喜欢文学创作，钟情于编辑文艺刊物，如果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他可能成为一个思想进步、颇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最有可能的，是成为像叶圣陶、夏丏尊那样的新文学作家兼资深编辑，或者像赵家璧、李小峰那样的出版家、编辑家，造福于新文学事业。但是因为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他奋起投入救国运动，年纪轻轻，周旋于上海沦陷区的几个教会学校和教会组织之间，领导学生运动。然而天性爱好文学，他启发学生觉悟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文学创作和办文艺刊物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走上革命之路。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战友、合作者、莘莘学子，后来都走上了实际的革命道路，有的献出了生命，更多的则在新政权建立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或领导干部。他们之中直接参与文学创作并显露才华的并不多，但文学艺术确实滋乳他们用革命、浪漫的情怀投诸于实际工作。丁景唐先生在1946年因为身份暴露一度流亡他乡，但他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一路采风编辑民歌、研究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还公开出版了那些成果。我读着这三本研究系列著述，跟踪着前辈走过的那一段艰难岁月，心里却不断地疑惑着，感叹着：丁景唐先生如何能够将个人习性嗜好与严酷历史环境看似绝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元素，如此无缝对接起来，取得了积极的美好的结果。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功德圆满的道德呈现。

当然，这只是我在阅读三本书过程中的恍惚幻觉。在事实上，青年丁景唐的文学梦并没有那么圆满地实现。证据之一，也就是这三本研究系列所揭示的：丁景唐青年时期所编辑的文艺刊物，不管用了宗教还是校园的旗号为掩护，都没有能够长期办下去，都是初战告捷而偃旗息鼓，并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沦陷区，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编刊的才华都像是长夜爝火，没有得到充分的铺展。1949年以后，丁景唐几十年担任上海宣传口的领导工作以及出版社社长，在文学编辑这一领域做出了骄人业绩，但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依然没有得到发挥，一支激情写诗的笔转而成为学术拓荒的犁，他写出了研究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等一批成果。也许是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出版大社社长的身份遮蔽了曾经的上海沦陷区诗人的身份，以至于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大量诗文没有引起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也没有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除了诗集《星底梦》以外，其他创作几乎被湮没不闻。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掀起新一波的史料整理高潮，关于上海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以及中共党领导下的红色文艺等，都不乏有人研究和整理出版，老丁自己也在出版界策划过许多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选题，但是，我在书中却读到丁言模写的这么一段话，忍不住生出苦涩之感。他写道：“父亲是以‘歌青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处女作是一本薄薄的自费出版的诗集《星底梦》。父亲晚年流露出几许遗憾，因为70多年来从未有机会重新出版一本完整的《星底梦》。”（《丁景唐诗文集（1938—1949）》后记）据梳理，《星底梦》在1945年以“诗歌丛书社”的名义自费出版，收录诗歌29首（准确地说，应该是31首诗，其中《桃色的云絮》包含了三首小诗：《夜雨》《朝雾》和《阳光》）以及相关序跋、附录等文章。后来一直没有重版。1986年，诗人周良沛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策划的“袖珍诗丛·新诗钩沉”丛书问世，内收《星底梦》。新版《星底梦》因体例所限，抽去了13首，只剩下18首，还删去了原版的两篇序跋。丁先生可能对这个版本不甚满意，特意写了一篇“备忘录”《〈星底梦〉的出版本和重印本》，着重强调：重印本的诗目“未经我过目，代表选者的眼光，并不代表本人的选诗标准”——这些“备忘录”都是丁先生随手写下的短文，仅作备查用，不曾公开发表，现在经过言模兄的整理，都以附录形式收录在研究系列中，这样我们得以了解丁先生为何为“70多年来从未有机会重新出版一本完整的《星底梦》”感到遗憾了。言模兄这次也终于有机会整理出完整的《星底梦》的新版本，连诗带文全部收入《丁景唐诗文集》，这是丁先生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的。从《星底梦》的出版故事中，我想引申出一个令人思考的话题：丁先生在出版界德高望重，经他之手有这么多图书问世，为什么他自己喜爱的一本薄薄的新诗集，就无法在他生前以满意的形式得到重版？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除了丁先生本人严于律己外，其政治身份、社会角色的转变以至于造成早年创作成果的被遮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系统读过丁先生的文艺创作和编辑的文艺刊物。那时候我与丁言昭合作，打算撰写一系列现代编辑家研究的文章。第一篇是写吴朗西先生的编辑生涯，第二篇就计划写丁景唐先生，我们一起在图书馆查阅旧报刊，翻阅了全套的《女声》杂志以及丁先生主编的刊物如《联声》等，搜集丁先生的早期诗文。我第一次被丁先生早期诗作所打动的，不是《星底梦》里的诗篇，而是像《远方》《一个以色列民族英雄的死》等借用宗教题材暗喻反法西斯斗争的长诗，这在沦陷区文学里是很少见、却有特色的，值得从文学史角度给予充分肯定。我们写成了一篇两万字篇幅的长文《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五十年》，发表在1992年的《新文学史料》上。我现在也记不清了，这篇写于1987年的稿子怎么会积压五年之久才发表出来。大概就是因为发表不顺利吧，我与丁言昭合作的计划就此松懈下来，后来我们都转移了学术研究的兴趣，我偏重于文学史理论的关键词研究，丁言昭偏重于传记写作，都没有把丁景唐先生在沦陷区的诗文创作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这当然是有点可惜的。

现在已经进入了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离我们写《希望之孕》也有30多年。丁言模兄怀着对父母的纯孝之心，沉浸在研读父亲生前留下的大量“备忘录”的片言只语之中，潜心于旧报刊旧文献之中，按图索骥，发掘许多不为人知的丁先生早期诗文作品。现在收录在研究系列的，有诗歌60多篇，各类文章百余篇，还有许多应用文（宣言、启事、公开信等），计40多万字。言模兄不仅把这些作品蒐集编册，而且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考证辨析，写导读，做注释，补材料，添附录，使丁先生早期创作全貌得以完美呈现，其功莫大焉。——是为《丁景唐诗文集》。言模兄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联系沦陷区的时代背景，细心解读刊物，尤其是丁景唐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艺刊物和学生刊物，逐卷逐期介绍评价；丁先生是编辑大家，尤其是他后半生的编辑生涯，波澜壮阔，泱泱大观，然而在上世纪40年代所编辑的刊物，像一道道溪水涓流，汇合前行，百川归海，唯有两段人生结合起来，才能呈现丁先生完整的编辑生涯。——是为《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在呈现早期丁先生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的基础上，言模兄再攀峰峦，对丁先生早期人生进行深入追踪和探索，进而探索上海沦陷期间中共地下党的各种活动、学生运动的方方面面，以及他父母居住上海西区的各种人文景观。——是为《丁景唐文学评传》。三种研究系列，三个书写视角，分别在创作、编辑、人生三大领域各有侧重，相对独立，联系起来又构成一幅整体性的巍峨叠翠的群峦之图。

“丁景唐研究丛书”，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厚重之书，每一页文字都浸透言模兄的思念之情。他似乎是要以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来证明，他能够担当起“子承父业”的重任，他要以自己的工作实绩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关于这一点，读者只要读一下三本研究系列的“后记”，即知我所言非虚。我读这三篇后记，非常感动。我想，丁先生确实可以笑慰后继有人了。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陈思和

文：陈思和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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