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新一届治理团队换届选举中，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公司董事长孙莉莉当选为第八任（2021-2023）会长，也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16年以来的首位女会长。
2012年，孙莉莉参与发起成立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一年后担任专职秘书长。从商业战场深度跨界到公益行业，从基金会秘书长到协会会长，将企业家思维融入公益行动，在撬动政府与民间NGO合作，动员公众参与环保行动方面，她可谓独树一帜。本文分享《中国慈善家》近期以及2017年孙莉莉当选阿拉善SEE第七届理事时分别对她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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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选自《中国慈善家》近期对孙莉莉的专访，作者邱慧。不久前，孙莉莉当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八任会长。
“不能只是在企业家圈里折腾”
中国慈善家：对于自己的三年会长任期，有什么规划？
孙莉莉：跟随国家战略，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这是协会开展项目的大方向。
我这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组织架构、公益体系、团队建设做个梳理和规划。阿拉善SEE成立16年至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沟通交流不畅，这就导致项目开展的各项目单位支持力度打折扣，这是阿拉善SEE“瘸腿”的部分。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是一个公益机构了，这看似是一件小事，其实是大厦根基不稳，抗风险能力差。
中国慈善家：阿拉善SEE需要建成什么样的公益体系？
孙莉莉：阿拉善SEE要打造的是一个社会化参与的公益环保平台，要做成百年机构。这必然就要出圈，链接更多的人，而不仅仅只是在企业家圈里折腾。环境教育的主体对象是年轻人，企业家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局限，未来我们也会拓宽视野，选择跨界合作的方式，把环保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除此以外，阿拉善SEE已经是公益机构，要建立立体化的筹款体系。目前的筹款方式和渠道比较单一，除了会费收入，就是几个公募品牌的筹款。这些都是短期行为，一旦某一个项目筹不到款，或者会员流失，会费减少，对于机构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慈善家：上任后，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孙莉莉：三年的时间确实是一瞬间，能做的事儿非常少。上任后，我的工作列表里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调研。我们现在有30个环保项目中心，马上还要成立三个中心，这些中心成立之后必须有项目落地，否则就只是个空壳。
所以我会先在线上分别和30个环保项目中心开会，了解各项目中心的情况，也借此机会链接上当地政府的资源。做环境保护首先要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要了解到当地最重要的环境问题，这样开展的项目才会有针对性。
我们预计会在每个项目中心的点建立自然教育中心，宣传环境保护教育，现在已经建立了三个中心了。我们希望年轻人从小就能够埋下公益环保的种子，这应该是他们综合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中国慈善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民主治理上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机制，但前任会长也提到，选项目时不要民主要专业。如何理解这句话？
孙莉莉：阿拉善SEE推行的项目都是很专业的环保公益项目，这不是靠企业家之间互相投票决策就行的，也不能由会长独断专行。每一个项目的设计都要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
阿拉善SEE的民主氛围确实很好，大家公平决策，但是企业家怎么和公益人对话，怎么更专业地做公益，这个仍然是其中的短板。2012年，红树林基金会成立，当时在项目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找了专家设置了一些项目细节，企业家会员不理解，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有人说不听他们的意见就不交会费了。后来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理顺，才让大家认同我们当时的选择。
中国慈善家：红树林基金会是国内基金会中较先尝试公开推选理事和监事，这一模式能否复制到阿拉善SEE的其他项目中？
孙莉莉：当时红树林基金会是借鉴了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的做法。这么做一方面内部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内部治理更加透明。当时，我们设置三分之一的公众理事、监事，由公众推选产生，他们和其他理事、监事拥有同样的权利。我很希望将来在阿拉善SEE其他基金会去推广和借鉴这一模式，因为对于公益机构来说，透明就意味着能够增加机构的诚信度。当然各地的情况不一样，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八任会长孙莉莉
“走得太快了，需要停一停”
中国慈善家：身为阿拉善SEE的第一位女会长，女性的身份会为这一职位做哪些加分？
孙莉莉：这里从来都不缺优秀的女性。虽然从整体的会员的数量来说，女性企业家还是少数，但她们每一位都同时具备杀伐决断和温柔坚定的素质。
我天生比较容易沟通和协调，也比较会妥协。阿拉善SEE是一个聚集了非常多优秀企业家的地方，每个优秀企业家都有他们各自的长处和思想，会妥协这一点在阿拉善SEE内部很重要。
中国慈善家：从秘书长到会长，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体会和转变？
孙莉莉：我当秘书长的时候，相当于企业的CEO，更多的是务实，会长这个职务的一部分工作内容需要务虚，要关注会员发展、思想动向、企业发展。疫情期间，一些会员的企业受到影响，我们也成立了企业互助群，疫情期间互相帮忙，未来这个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中国慈善家：你和前几任会长会有什么不一样？
孙莉莉：阿拉善SEE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前面七任会长都是带领着它向前冲，他们都在每一块业务上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已经走得很快了，我觉得有必要停下来，把基础打好，让脚步跟上灵魂。所以我这一届可能做不了那么多开拓性的工作。
我们有30个环保项目中心，900多个会员，资助的民间NGO有700多家，公益支出超8亿元，但直到去年才成立了财务预算委员会。并且我们所开展的项目目前还没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各个业务之间渠道难以打通，这块基础建设工作还需要花一段时间去完善。
我是阿拉善SEE培养起来的，每个基层岗位都干过。除了第七任会长艾路明，我是去过协会项目中心最多的人。我去过阿拉善SEE所有的项目地，在协会里我是唯一的一个。这里就相当于是一个黄埔军校，把我从一个企业家培养成了专职的公益人，我相信我会是最专业的会长。
2018年我在竞选阿拉善SEE理事的时候，我就说，八年来，我的公益足迹超过60万公里，公益时间超过1460天，我把这些时间用在项目地上。阿拉善SEE很多企业家进入到环保领域，但是他们没有进入到公益领域，所以开展项目的时候，他们没办法用公益思维来做出判断。做公益可不是养老，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去研究的领域，做公益也需要足够的专业性。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八任会长孙莉莉
▼ 以下选自《中国慈善家》2017年11月刊，作者张玲。彼时，孙莉莉刚刚当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也是她担任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秘书长的第四个年头。
“八年来，我的公益足迹超过60万公里，公益时间超过1460天，筹集善款超过5000万元，带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人数超过10万人。”发表竞选演说时，孙莉莉回顾了自己的公益历程。
5年前，孙莉莉参与发起成立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在她的推动下，红树林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城市生态公园的环保公益机构，她也因此成为深圳历史上首位企业家园长。
从商业战场深度跨界到公益行业，将企业家思维融入公益行动，在撬动政府与民间NGO合作，动员公众参与环保行动方面，孙莉莉可谓独树一帜。
*孙莉莉当选阿拉善SEE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我要做小钢”
在阿拉善SEE，孙莉莉认识了刘小钢。刘小钢曾是广州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40多岁时弃商卖掉股票，到哈佛学习，之后创办千禾基金会。2011年到2015年，她先后与三任会长合作，是至今为止阿拉善SEE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长。
刘小钢的洒脱和魄力，以及从企业家转型做全职公益人的人生选择，给了孙莉莉很大的触动。
“小钢姐的人生路径是我欣赏和追求的。 ”孙莉莉说，“原来只是想一想，没想到真有人这么干，还干成了。”敬佩之余，她逐渐定下了未来的人生方向：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而不只是企业家中的慈善家。
2012年，孙莉莉和王石、马蔚华、陈劲松、厉伟等阿拉善SEE华南企业家开始筹备环保项目，当年7月，红树林基金会成立。孙莉莉任理事，并毛遂自荐担任副秘书长。
这一年，孙莉莉离开同洲电子，卖掉所有的股票，辞掉所有的职务。“我不辞职，多付出一些时间也能兼顾，”她说，“但在我心里，我的人生规划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只干公益。”
此前，她已接触文化行业十余年，熟悉行业运作，也有足够的资源。这也促成她创立中汇影视，专做文化行业，“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阿拉善SEE总部和深港项目中心的工作中。”
2013年底，孙莉莉竞选阿拉善SEE的监事。“我要做小钢”，竞选时，她说出自己的心声，并表示愿意拿出1/3的时间做公益。企业家的时间最“贵”，这一表态打动了阿拉善SEE的会员们，她顺利当选阿拉善SEE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红树林基金会成立一年多后，时任秘书长因故离职，为了带领基金会走上正轨，孙莉莉担起了秘书长的职责，将“90%的精力”投入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长期驻扎深圳，无暇顾及中汇影视在北京的事务，公司同事偶尔有情绪，“要不你只当股东好了”，好在公司合伙人“很给力”。
*孙莉莉自认，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她是一个实践的专家。“我擅长的不是把这个植物那个动物保护好，而是与政府、专家合作，带动公众共同参与并将行动落地。”
环保实践的专家
红树林基金会刚成立时，没有明确的项目，“大家觉得跟环保相关就行。”
企业家们不想小打小闹，立足深圳，一群人最终锁定了红树林湿地保护的大方向。
“大家野心比较大，想推动整个滨海湿地的保护。”孙莉莉回忆，一开始红树林基金会就对标国际优秀的公益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
*以前，深圳市民看候鸟需要去香港，现在，在深圳湾，市民们经常能够看到濒危物种黑脸琵琶与候鸟群觅食。
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毗邻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同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点，生态环境也极为相似。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托管，红树林基金会想要借鉴这一做法，协助深圳政府管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但是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政府一听牙都快笑掉了，”孙莉莉说，“政府工作人员敬佩企业家愿意花钱花时间做环保，但怀疑我们的专业性。”
“对方说到相关的专家，谁谁谁，我一个都不认识。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孙莉莉觉得自己特别low特别丢人，经营企业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
回到基金会，她找来大量资料，看鸟类的图解，了解各种植物。研究初期，“常常眼花缭乱，愁得不行。”此后她大量拜访国内外红树林、滨海湿地保护、候鸟保护等相关的专家，走访美国的黄石公园、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台湾关渡自然公园等国内外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学习其管理和技术。
一年多时间里，孙莉莉高强度拜访的很多专家成了红树林基金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和专家顾问的重要成员，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博士、教授。这些专家为基金会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与此同时，基金会也为科研机构在红树林等滨海湿地领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实地的数据支撑。
现在，孙莉莉正在北大读博士，研究社会化参与的公共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她希望在实践的同时，专业性也能不断增强。
“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我是一个实践的专家。”孙莉莉说，“我擅长的不是把这个植物那个动物保护好，而是与政府、专家合作，带动公众共同参与并将行动落地。”
好的理论能为行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但具体到行动还需要政府、专家、学者、公众、企业、NGO共同参与。“缺了任何一环，效果就不会好。”孙莉莉说。
*在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志愿者正在给孩子们做自然教育。
与政府合作
基金会创立初期，面向公众的筹款未正式启动，早期的费用主要由几个发起人承担。为了节省经费，孙莉莉想到了“服务换租金”的点子，用自然教育活动和讲座等服务跟政府置换办公地点的租金。
“做公益不能缺少经营的理念，不能缺少把钱花得更有效率、更透明的理念。”孙莉莉认为，不管是商业还是公益，做事的理念有些是相通的。
基金会在理事会下设财务预算委员会，开展企业惯常做的全面预算管理。“如果人家捐的钱本来能种100棵树，你只种了50棵这肯定不行。”孙莉莉说，“基金会要对项目效果、捐赠人和公众负责。”
在运营方面，孙莉莉充分发挥企业家优势，推动基金会跟企业开展合作。比如在公园开展自然定向越野活动，将公园中某些特定的树或者花设计为线路标志，“既不乏趣味性，也让企业员工对自然有更多的了解。”孙莉莉说，“企业做了很好的团建，履行了社会责任，基金会也能定向筹到一些善款。”
为了建设专业的团队，有一段时间，孙莉莉见到中意的人才，第一想法就是要不要把对方挖过来，“有时候对方也开玩笑说，每次见莉莉都有风险。”
公益行业薪水不高，孙莉莉想办法跟香港、台湾等地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人才互换计划，并为表现优秀的员工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们也会定期请国内外权威的专家，给员工和优秀的志愿者做生境保育和自然教育的培训，帮助他们学习成长。”她说，“这是留住人才的方法之一。”
孙莉莉认为，要做好环境保护需要社会参与，不能关起门来做保护。鉴于此，基金会推动政府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部分向公众开放。考虑到保育工作的专业性和见效慢等现实因素，她提出以自然教育为切入点，希望协助政府在保护区内展开合作。
与政府的洽谈一开始并不顺利。“百闻不如一见”，孙莉莉邀请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到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参观，“一方面想让政府看到两地在保护、管理上的差距，一方面也想让政府看看社会组织管理保护区的创新模式。”
正式参观之前，孙莉莉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文贤继博士有过几次长谈，她希望文贤继博士能给政府领导讲一下如何做自然教育，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是如何托管米埔自然保护区的。去香港湿地公园参观，她也请对方讲自然教育。
“深圳的领导特别可贵的是没有架子，邀请了他们会去。”孙莉莉感慨，如果不是在深圳这座创新的城市，这些事可能做不成。
*深圳市委书记考察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工作。
从2013年至今，持续进行的政府人员走访参观活动为红树林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营造了不错的氛围。
“我希望打动政府让我们来做自然教育。”孙莉莉跟政府表态，基金会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做出优质的自然教育。最终，深圳人居环境委被这一计划打动，愿意尝试合作。“我们洽谈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做自然教育。”孙莉莉说。
由于保护区内不能再建新的建筑，基金会花20万元买了一个可移动的集装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自然教室。”孙莉莉说，“这是废物再利用，既节约成本，也很有创意。”
红树林基金会由此打开了跟政府合作的局面，此后逐渐在深圳湾、儿童乐园、洪湖公园、园博园、生态公园建立了6个自然教育中心。
孙莉莉认为，自然教育需要在自然环境中进行，需要体验。“如果你亲身感受到了因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瓶给鸟类或者其他动植物带来的伤害，你才会有感觉进而付诸行动。”
随着各个场域自然教育的兴起，基金会开发的课程日渐丰富，参与的公众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报名系统一打开，5分钟就报满了。”孙莉莉很自豪，她觉得应该让市民对本地的自然环境有更多的了解，“了解了才能热爱嘛。”
2015年12月底，由红树林基金会托管的深圳市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开园。
探索社会化参与
红树林基金会是国内首家由民间发起的地方性环保公募基金会，“环保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发起人们很清楚这一点，”孙莉莉说，“基金会的名称中有红树林，也是考虑到深圳市民对‘红树林’三个字有感情。”
在组织架构上，红树林基金会参照了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的做法，1/3的理事和监事由市民公选产生。这个制度设计，“在当时全国4600多家公益基金会中是第一个。”
市民公选基金会的理事监事，一方面是为了鼓励更多公众参与环保公益，保持基金会的市民属性；一方面也让基金会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建立信任。理事会特设一名观察理事，由未成年的中学生担任，会上可以发言，但没有投票决议权。
“基金会希望多了解中小学生的想法，有助于改进工作方法，也可以从小培养未成年人的环保意识。”红树林基金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推动了深圳市部分学校学生环保社团的建立。
与此同时，基金会通过自然教育、净摊活动、清除外来物种、复种红树林等环保活动，积极带动公众参与。“红树林基金会建立了深圳的环保志愿者团队，”孙莉莉说，“稳定的志愿者有700多人。”
环保做久了，孙莉莉变得越来越细腻、感性。“以前出去玩，看的都是名山大川，现在会蹲下去认识那些不起眼的花花草草。”如果发现一种特别珍惜的植物，她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有时候，她也想“护短”。公园里电线杆上同时住着猛禽和喜鹊，猛禽想吃掉喜鹊孵出来的小生命，“我忍不了，想把猛禽赶走，但电线杆实在太高了，”孙莉莉感慨物竞天择，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通过自然教育打开的局面，让红树林基金会跟政府建立了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2015年初，基金会和深圳福田区政府相关部门接触和探讨，希望托管即将建成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此举获得成功。“我们不碰土地，只做公园的运营管理。”孙莉莉说，“政府愿意把公园托管给基金会，也是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015年12月28日，生态公园开园当天，福田区政府将象征公园管理的钥匙模型交到孙莉莉手中。“那时候我们规定，同时进园人数不能超过2200人。”她清晰地记得，“想进公园参观的市民排了五公里长。”
面对这一壮观景象，深圳市长感慨：“在深圳历史上，很少见到什么活动有这么多人参加。”
“企业家应该以身作则，带动企业家阶层的觉醒，”孙莉莉说，“只要带动更多人行动起来，到最后就会影响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