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于北宋兴亡》
唐宋往往并称，但是两个前后相沿的朝代却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文人的权力急速扩张，而武人的权力骤然紧缩。宋朝也因此成就了中国传统社会文治政府的典型。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是一部从“崇文抑武”视角系统梳理北宋治国实践、揭示北宋兴亡的宋史作品。“重文轻武”通常被认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实际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军队和军制的建设，有宋一代养兵高达126万，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但是在处理文武关系上，北宋统治者却表现出“崇文抑武”的特点，并且一以贯之的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崇文抑武国策的长期贯彻执行，虽然造就了北宋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但是也导致了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10—11世纪，北宋处在一个多国竞争的国际体系当中，内部文武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北宋无法应对多国竞争体系所带来的外部挑战，并最终灭亡。
五代时期，武人跋扈到了极点，历朝皇帝皆出自军阀，朝中大政操于亲信大将手中，地方更陷于大小节度使控制之下。
五代十国形势图
宋朝开国初年，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对文臣仍然相当轻视，甚至还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像有翊戴之功的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可以说其骨子里仍然看不起文官。至于另一位功臣将领王彦升，更为野蛮无礼。史籍称他“性残忍多力”，尤善于击剑，外号“王剑儿”。在陈桥兵变过程中，王彦升曾不顾赵匡胤禁令，将未参加政变的禁军大帅韩通一家满门诛杀。以后，王彦升出任京城巡检一职。在一天半夜时分，他突然敲开宰相王溥的家门。王溥见来人是“王剑儿”，十分惊悸，只得将他请入堂中。王彦升坐定后对宰相说：今晚巡警累了，想随便到你这里一醉方休。后周时便已做了宰相的王溥自然明白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要敲诈索贿，但佯装不懂，吩咐家人摆上酒肴，最终将不速之客巧妙支走。第二天，太祖得到了王溥的密奏，一怒之下将王彦升贬出京师。此事也许进一步提醒了太祖对武将的注意。
面对骄兵悍将逞强、文臣委琐吞声的现象，不仅朝中文官深为不满，太祖也从中看出了潜在的危险。武将敢于在文人面前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权威的一种表现。文官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长此以往，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更何况千余年来文人高扬的立身法宝——儒家学说，又是以维护大一统和君臣关系为宗旨。于是，太祖皇帝在收兵权、削藩镇的同时，逐渐让文人掌管中央和地方管理权，并非常注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有意在朝廷内外营造“崇文”的气氛。
宋太祖赵匡胤
太祖首先在朝廷中央重用文臣。当时，谋臣赵普深受信任，新朝创立伊始，就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参与军政大事。不久，赵普又被提升为枢密副使，与枢密使吴廷祚共同掌管枢密院。由于吴廷祚是前朝遗臣，所以虽为正职，实权却掌握在赵普手中。到建隆三年（962年），吴廷祚被外放节度使后，赵普便升任枢密使。这样太祖实际上便让文臣主掌全国军政，而凌驾于诸将之上。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枢密使虽几度有武官出身的大臣担任的情况，如李崇矩、曹彬等，但其权威无法与赵普抗衡，完全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不仅如此，枢密院中仍有文臣出任副使。乾德二年（964年），太祖在中书设置参知政事后，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副职，本与枢密副使形式相等，但担任枢密副使的文臣改任参知政事，实际上却有升迁的意义。至于京师禁军将帅，更不得干涉文官职事。
其次，太祖逐步从朝中派出大批文官到各地以知县、知州及通判等新职与前朝遗留下来的武人县令、州刺史共同管理地方，而又不断取代旧官职。太祖曾就实行这一措施对赵普如此表白：五代方镇残暴，百姓受其害，我下令选派百余名强干的儒臣，分治州府，纵然他们都贪浊，其危害亦不及武臣一人。这一席话，就深刻地反映了太祖对文官特性的认识和他眼中可靠文人的印象。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太祖的态度。在开宝后期，武夫出身的德州（治所在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刺史郭贵被调离本地，到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暂管州事，中央则派国子监丞梁梦升来德州做知州。郭贵被调走后，其族人、亲吏继续在德州违法牟利，梁梦升不留情面地将其绳之以法。郭贵便派亲信到京师找故旧，正得宠的禁军武官史珪，图谋报复对手。史珪寻找机会密告梁梦升，称他“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出乎史珪的预料，太祖看了控诉状后不仅没有治梁梦升的罪，反而说：这必定是刺史干了不法的事，梁梦升真是一个清明强干的官吏。随即命令宦官传令中书，将梁梦升的官位提拔为左赞善大夫，继续留任德州。
科举考试图
除了以上重要而明确的措施外，太祖还身体力行地注意尊重文臣，提倡官员读书。据史籍记载，太祖登基称帝不久，便下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塑造和绘制“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太祖亲自为孔子及其大弟子颜回作赞文，命宰相等文官大臣为其余诸像作赞。太祖还一再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供奉孔子的文宣王庙。当听说判国子监事崔颂开始聚生徒、讲授儒经后，太祖大加赞赏，特派内侍带酒果给国子监师生。建隆三年（962年）六月，太祖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十六枝戟。这些举动固然大都属于礼的范围，但对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礼、采取何种礼，却往往是当政者对儒臣文士态度如何的一种标志。像五代后梁时，孔庙便失去祀礼，以后虽有恢复，但却无人重视。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正是当时武人摧毁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军人出身的太祖对文宣王庙和国子监的礼遇，便向天下传达了“崇文”的信息。这必然会对四方士大夫产生极大的鼓舞，给他们带来报效朝廷的信心。
太祖在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但以后因为志向远大而开始主动读书，从史籍中吸取政治经验，总结前人的成败。君临天下后，太祖更加重视读书，经常派内侍从史馆等藏书机构中取书来看。他不仅自己如此，而且要求大臣们多读书，以提高自身素质，为天下读书人做出表率。像亲信功臣赵普，原本不过是吏人出身，虽不乏谋略，然则寡于学术，太祖对此不甚满意，便对他说：卿不读书，当今有学之士不少，处于其间不有愧吗？据说，赵普听从了天子的告诫，遂在归朝后居家阅读不辍。及至他死后，家人打开赵普的书箧，竟发现其中仅有一部《论语》。后人常以此讥讽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却也说明赵普为了满足太祖的要求，不得不故作喜文好书的姿态。
太祖自书本中读懂了儒学苦心孤诣维护朝廷法纪的宗旨后，为儒家经典所折服，他不仅愿意听到赵普等文臣发出的“君尊臣卑”的声音，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们的举动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关系标准。所以，太祖在听说了国子监生徒学习四书五经后，便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武臣亦当让他们读儒经，以便使这些人懂得立身处世之道。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明智的军事将领们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礼让的态度，其中尤以曹彬最为突出。曹彬不仅为人谨慎，而且颇有政治头脑，当他看到天子有意崇文的意图后，便在与文人交往中处处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有关曹彬这方面表现最具说服力的事例，莫过于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应。据史籍记载，曹彬虽然位居枢密使这样的将相高位，但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主动令车夫将自己的车辆驰入路旁街巷，所谓“必引车避之”。这一举动在以往历史上实在罕见，曹彬当时的内心究竟作何感受亦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极端化的现象正是产生于宋太祖实行“崇文抑武”政策的背景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活于专制君主集权制度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保护后者，因为自等级分封制从秦汉消亡之后，包括文臣武将在内的上层官僚就失去了赖以相对独立生存的采邑空间，只有完全依附于专制皇权。作为一个明智的军队首脑，曹彬自然会审时度势，苦心孤诣塑造崇文形象以取得太祖的信任。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武人们为所欲为的岁月痕迹还清晰可见，而忽然间，宋家开国天子已经将文官推到了社会的前列，于是在新兴“崇文”世风熏染之下，一个有才华的士子也开始抛弃了前不久还令人鼓励的“以战斗博富贵”的理念，而愿意将一番政治热情投放于文臣的角色之中。
太祖一朝，作为选拔文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制度，也步出五代以来的寂寞境况，逐渐受到朝廷的重视。
建隆二年（ 961 年），即太祖登基后的第二年，朝廷遵循旧制举行了科考，仅录用进士11人，这在当时并无什么影响。但此后随着“崇文抑武”局面的初步显现，录取举子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宝中，进士和诸科中举者已达 100 多名。开宝三年（970年），太祖在录用正式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赐106位曾参加过15次科考的落第者进士、诸科出身。 4由此而开两宋科举“特奏名”先例，扩大了录用文官的数量。此外，在开宝五年（ 972 年）闰二月举行的礼部科考结束后，太祖亲自在宫内讲武殿对中举者进行询问、测试，然后才予以放榜。第二年，太祖因举子们状告考官不公，再次在讲武殿亲试，于是形成了“殿试”常式。太祖亲自主持殿试，显然在士人面前做出了“礼贤下士”的姿态，也向天下人传递了朝廷崇文的信息。如此一来，中举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门生”，其荣耀感自然非昔日可比。
据宋人记载，太祖在世时曾在宫中竖有石碑，令后世继承者跪读。碑文内容主要有三条：其一，保全后周柴氏子孙；其二，不杀文臣士大夫；其三，不加农田赋税。 1有关这三条戒律中的其一和其三姑且不论，其中的第二条正反映了太祖对文官的爱护。应当说，这一戒律以后确实得到了遵守。
到开宝九年（ 976 年）冬十月太祖驾崩时，大宋的统一事业已近尾声，除了盘据河东中北部的北汉小朝廷尚负隅顽抗外，广大南方的异姓政权大都剪灭，仅存于浙江地区的小盟友——吴越，也已做好了入朝献土的准备。这些赫赫武功固然可以使太祖跻身有为天子之列，而卓然鹤立于中唐以降近两百年间的人君之上，但最令赵匡胤自豪的恐怕还是他在重新恢复君主集权方面的功业。他与身边亲信智囊们通过耗神费思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乃至采用了一些残酷的手段，终于将危害帝国最大的内部军阀称雄的问题解决了，使以往敢于犯上作乱的桀骜不驯的悍将转变为谦恭、谨慎的武官。与此同时，将治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权交还给文臣们，并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恢复了士大夫们失落百余年的自尊和荣誉。经过十七年的整合调节，昔日“重武轻文”的世风被逆转，“崇文”的观念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如此一来，官僚体系内文官与武将两大集团的力量大体趋于均衡，从而保证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帝位的稳定，进而使依赖君主集权维系的统一帝国获得巩固。这实在是一份丰厚的遗产，足以令赵匡胤安详地闭上双眼，无愧于皇室后裔。
书名：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
作者：陈峰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