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生抱弹跳楼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无其人其事。这原本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包括央视官媒在内，有太多的媒体自媒体都坚持说这是真的，我就非要较这个真儿不可了。

（一）

关于孤军的历史，总共就那么四天，总共就那么一营人，总共就那么几次战斗，88师的师长孙元良、参谋长张柏亭、四行孤军的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连长上官志标、士兵陈德松等已经记述得那么详细，当年朝野大小媒体过筛子似的过了那么多遍，八百壮士那点事儿已经十分的清楚，进攻的日军没有什么盾牌方阵，四行的守军也没有抱手榴弹跳楼这么回子事儿。

有人对我提出反驳：对于抱手榴弹跳楼一事，谢晋元等没说有，可也没说没有哇？

打假这些年来，什么样的文痞我都见过。不过说实在话，我既然敢较这个真儿，就不怕抬杠。

孤军营长杨瑞符，不仅在正式出版的《孤军奋斗四日记》中没有说到过有抱手榴弹跳楼这档子事，住院期间还专门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也仍然没有提到过有这样的事儿。11月1日，也就是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在医院里，当记者问到在四天的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哪几位时，杨回答：“那天投弹炸死许多敌人的是排长殷求成干的，他因未用棍子打电筒，被敌击伤了右手……我们对官兵，只求能达到任务，这次坚守的都很有决心，谁派到任务，谁都可以达到。殷排长机会好，所以表现好……”他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位上官连长和汤医官，因为移防时都在他处，直到二十八日才经过许多坚苦视死如归地赶来，钻进了四行仓库，与大家决心共存亡，都是很可佩服的。另外还有第三连陈排几个弟兄，在敌人堵门来攻时，他们在敌机枪猛射中英勇奋战，爬在地上弄了一脸灰，起来擦擦眼，又向敌还击，待敌机枪又射，又隐蔽到地上，这样更番苦战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看到没有，表现最突出的都在这了。如果真有陈树生这样的人和事，在一群记者的追问下，他把上述那样的三件事都说了，会将这最能彰显国军英武的惊天壮举忽略不表吗？

这就好比张三问李四，你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李四回答说是一辆三轮摩托车。他没说有轿车，可也没说没有轿车，那他家到底是有轿车还是没有轿车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小学生也不会搞错吧？

（二）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突然冒出一个陈树生抱弹跳楼的情节，而且据说这还是出自孤军老兵之口，这怎么解释呢？

和对待档案史料一样，对于口述史料，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如今有的老兵的证言与八十年前的老兵的说法截然相左，信哪个不信哪个，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

我信八十年前谢晋元、杨瑞符他们的，不信那些新冒出来的。原因很简单，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说过有抱弹跳楼这么档子事，改开后突然冒出来，你信吗？反正我不信。而且我猜这又是孙春龙式的一帮人背后操纵的结果。

那会不会有孤军官兵当年不知道的战斗情景，或虽然知道但当年不想说，或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只好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再说的情况呢？

如果孤军这四百多人是分散战斗的，分散后几十年没有再相聚，因而互相不知道彼此战斗经过有可能；如果这抱着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有损国军形象，不想说而故意隐瞒有可能；如果当年孤军从没有接触过媒体，也从没有上峰组织过对战斗的总结，官兵们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有可能。但事实却是，这四百多人始终就集中在一栋楼内战斗，彼此之间谁的一句话、一个小动作都了如指掌；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而恰恰是一个需要高调大书特书的事儿；孤军结束四行仓库的战斗撤入租界，不仅是成建制有组织的，而且有大量的中外媒体跟踪采访报道，报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点点滴滴都已经被挖得底儿透，哪里还会有等到半个多世纪后再说的道理。

如果真有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样振奋人心斗志的壮举，谢晋元、杨瑞符等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当年那么多大小媒体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这么多年国民党官方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

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找看，看看谢晋元、杨瑞符等的记述和当年大小媒体的报道，看看国民党军方有关闸北的战报，可曾有一文一字说到过盾牌方阵和肉弹勇士。

（三）

在悟空问答中，我曾质问那些对陈树生其人其事持肯定说的大V：除了无数遍地大喊大叫，谁能给个原始的出处出来？于是真就有人挖出了宝料，1937年11月出版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淞沪抗战还在进行或刚刚结束时公开出版的东西，这难道还不是信史吗？

未必。

赵景深所著大鼓唱词《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确有壮士绑弹跳楼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情节，并配有插图（见下图），而且该出版物写明是经过了孤军营长杨瑞符审校的。实际上，同一年出版的祖池所著特写《孤军八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但是，由此即认定抱弹跳楼的真实性还早了点。治史有治史的规矩，即对于到手的所有史料，都必须得经过鉴别、比对，然后做出取舍。也就是说，面对这与谢晋元、杨瑞符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你仍然要选择信一个不信一个。而这取舍用什么标准，是以史料的含金量为标准，还是以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有利为标准，又往往是检验一个治史者学术修养与品德修养的很好的试金石。

自媒体中有许多人是坚信赵景深等的说法而无视谢晋元等的说法的，比如著名历史领域大V萨沙，就极力推崇赵景深《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说法，而只字不提该说法与《孤军奋斗四日记》中的矛盾之处。

正相反，我仍然信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的。因为谢晋元等是孤军官长，是四行战斗的亲历者，《孤军奋斗四日记》《四行仓库坚守记》等是其写下的战斗记录，而赵景深、祖池等是用笔杆子战斗的文学家，宣传家，《八百好汉死守闸北》《孤军八百》等是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关乎四行战斗的考证中，它根本就算不得史料，没资格作为依据被采用，就好比不能用《穆桂英挂帅》考证宋辽战史。这和它啥时候出版没关系。

你呢，你信谁的？

我丝毫没有否定赵景深及所创作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等文学作品的意思。八百壮士身绑手榴弹跳入敌群是虚构，但虚构有错吗？没错。小说、话剧、诗歌、鼓词、电影等艺术载体，从唤起民众，鼓舞斗志的意愿出发，适当虚构与夸张，只要切合剧情，塑造出陈树生或张树生或李树生这样的英雄形象，没毛病。杨瑞符等孤军官兵认可这样的创作，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艺术形象。

但艺术与历史必须要分开来说才行，不能因为在艺术作品中允许这样表现，就把它当成信史，这是两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