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家庭方面

从某种角度上说，一个人一生的大事，莫过于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而我在这方面曾一度是最不幸的，直到三十六、七岁还是个单身汉。原因是这样的：

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村青年女子找恋爱对象一般都是眼睛朝上，就是说，她们都想找个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个什么工人、军人等。如果小伙子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那他起码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姑娘才能跟他。这两个条件，一个是家庭经济条件好，有吃有穿，有宽敞的房子住；二是人才出众。否则，他就很难找到女朋友。而我恰恰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好。从家庭经济状况看，我在25岁以后，虽然不缺吃，不缺穿，但缺房子住。3口人只住两间草房，连烧火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哪个姑娘还愿跟我？直到1977年，才盖上3间新草房。而我这时却已是三十四、五岁的人了。年龄大了，对象更难找了。

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幸好我的志气还未泯灭，还一心想着继续求学深造。由于胸中怀有大志，加上自己的顽强毅力，1979年我一举考上了高校，成为响当当的一名国家干部，自然，终身大事就不难解决了。

1980年7月，学校放暑假，我回到家里以后，就有几个亲朋好友要给我介绍对象。他们介绍的女子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民办教师，有的是粮站的正式国家职工，有的是农民。亲友们都劝我找一个国家干部做妻子，这样不但自己一辈子的工作、生活等方面有保障，就是子女将来也有福享。亲友们的话无疑是对的，可是那时我偏偏糊涂了，总认为女子有才便无德，不如找一个年轻貌美、作风正派、通情达理、会劳动的农民合适。由于有这种思想的支配，我竟不顾大家的好言相劝，便和26岁的农村姑娘余淑华谈起恋爱来了。

我和淑华的结合，是由侄子增华的活动、尤集医院的医生宋宗英介绍的。宋宗英一提头，对方马上就提出第二天双方到王集街去见面说话。

见面那天是7月19号。那天吃过早晨饭，我便步行25里到了王集街。一到王集，我就到事先指定好的对点——族弟朝明的工作地点王集粮站区等候对方。进了朝明的寝室以后，朝明当然知道来意，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就到王集医院通知女方的姑母余素梅。她姑母听说我来了，马上就跟着朝明到粮站看了我一下，接着就回家通知女方及其父母亲。

闲话休提。当天下午两点多钟的光景，朝明便带着余素梅及其侄女余淑华来和我相会了。

她们3个人进了屋，我们自然是先寒暄了一阵子，然后找座位坐下。这时我看了看她，只见她的身材不高也不矮，五官端正且十分秀丽，心里自然喜出望外。她也看了看我，脸上也流露出喜悦之情。大家坐定之后，她的姑母就开门见山地说：“淑华是我二哥的闺女，今年26岁，从小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工作，靠种地吃饭。不过她会襍衣服，如果将来你们成亲后，你教书，她可以以缝纫为业。”我接着说：“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我不嫌，只要会种地就行了。我的条件也不好，从年龄上说，我今年虚岁38岁了，不会种地，跟我也没有什么福享，以后她可不能后悔啊！”她姑母又说：“你太谦虚了……”说到这里，朝明又插嘴了，他无非把我的聪明才智、以后的前途如何如何吹了一番。最后，她姑母面向淑华说了句，“淑华，你看怎么样，今天你和朝坦在这里细谈谈，好不好？”淑华笑了笑，也没有说什么。接着她姑母又问我一句，我也同样表示。这时朝明对她姑母说：“咱们走吧，让她俩好好谈谈。”说着，她们二位就出去了。

朝明和她姑母出去后，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时，还是我先开口。我就把自己的年龄大，不会劳动的问题又重申了一遍，她表示没有意见。接着我又说：“还有一点，也要向你说明，就是家庭经济状况问题。今年元月份，父亲去世后，我家只有我和母亲两口人了，无人劳动挣工分，生活有困难，连彩礼也送不起，不知你有没有意见？”她笑了笑说：“还要过什么柬？”我又说：“我家包括一间厨房在内，只有3间草房子，你有没有意见？”她又笑了笑说：“两间房子还住不下一个人吗？一个鸡笼子也装下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差一点把肚子笑疼了。最后，我们互相问了问意见如何，双方都表示自己没有意见，不过还得回家问问父母。当然这是一种习惯的说法，我俩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初步定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我把宋宗英、增华等也请到王集粮站，淑华也把她的奶奶叫来，由朝明负责，从饭馆里端来6盘菜、一瓶酒，我们6个人在一起，边喝边谈。谈话的内容无非是夸我和淑华两个人如何有缘，将来如何幸福，她的奶奶被大家说得满心欢喜。我俩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最后定了下来。

订婚以后，又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俩便选了个吉日良辰——1982年6月24号（农历五月初二）正式结婚了。

结婚那天，她一走下汽车，围观的人见了，个个都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有的说：“到底还是有本事的人，福气大，你看人家朝坦，40岁了，还娶个好样的大闺女！”有的引用古人的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还有的人在背后议论说：“如果他不是大学生，即使人家愿意跟他，他也过不起柬。你看，现在农村的小伙子，哪一个从订亲到娶来家，不得花上千把几百的？过彩礼时，10来套优质布料的衣服、鞋子等不计算在内，女方还要什么‘三转一响’①，还得要男方盖上3间大平房，等等，真是连想不到的钱，女方都能张开嘴向男孩要！”有的接着说：“女方这样一要，本来很富裕的户，现在也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结婚以后，邻居中有人对我说：“现在咱们村已经实行农业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了，你们快向大队干部要求一下，分一份土地种种。”听了这话后，我就把这个意思向淑华说了一下，谁知她不愿意向生产队要土地，要我答应她回娘家过一个时期再讲。当时我想，家中没有如何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生活用品，她要回娘家过，就让她去吧，在哪里过不一样？于是我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她在娘家没过多久，我便后悔了。后悔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她娘家的劳动量太大，干活不分时间，不分阴晴，不问冷热，一年到头，天天拼命地干，从来不知道休息。这种劳动方式，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来说，哪能忍受得了？在亲戚家干活，再累也不敢说，只有忍气吞声地干下去。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负担过重。从80年代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来往也日益增多了。不论是亲戚家的，学校的，还是家庭的，只要与自己有点关系的人，一有什么丧事、婚事、生孩子等，你就得出礼；不但出礼的次数多，而且礼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如，与自己为一般关系的人结婚，，81年到84年，只要出3元的礼就可以了，而从84年到87年，又上升到5元，87年后则要出10元。出礼数为什么会增加的这么快呢？这是与货币发行量的急剧增加——对于我们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与工资的增加而成正比的。就拿我本人来说，1981年8月，我的月工资为37元；9月为45·5元；10月起，改为47元，另加5元的副食品价格补贴，共52元；1985年，月薪为80·5元，另加书报费每月4元，洗理费每月2元，实际每月可领86·5元。如果按工资的增长速度来看，生活水平理应提高了，可是由于当时物价的飞涨，社会来往费用的增加，所以我们工作人员，特别是一般教师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她在娘家过日子，她娘家的大人、小孩，或娘家的什么亲戚有事，我俩也照样得出一份礼。同时，学校的或家中的人情债也同样密如牛毛。因此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本月的工资还未到手丿已非我所有丿表侄结婚要去贺喜丿岳母年逢六十六丿

朋友生病要去探问丿儿子招工录取要请酒丿算来算去无结余丿怎么办丿勒紧裤带

努力忍受

可见，当时我们教师的生活处境是何等的窘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