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攻势是一种打击敌人精神、瓦解敌人士气、缩短战斗时间、减少自己伤亡的有效办法，也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在战场上的一种具体配合。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给予侵华日军军事与政治双重打击，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攻势经验。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 10月指出的：“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解放战争时期，为瓦解国民党军队士气，推动解放战争进程，我们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对国民党军队造成了相当的冲击，极大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攻势，从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本文拟对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政治攻势作一专门探讨。

一、对敌政治攻势的参与主体

1946年 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皖边、鲁西南、胶济路及其两侧、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其中就包括“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毛泽东也指出，要“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基于此，党逐步明确了对敌政治攻势的参与主体，主要有我们党的敌工部门、国民党军俘虏以及人民群众和敌军家属。

首先，建立健全党的敌军工作机构和组织。 1946年 1月，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面对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党对自身敌军工作部门及其职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比如，1946年 3月，华东局、新四军政治部即发出指示，决定“‘国军’工作在目前阶段应该转入以联络工作为主，广泛地与当地国民党军建立交朋友工作。打通隔阂，联络感情，并须成为目前进行外交谈判与外交活动之有力杠杆”。这一时期的敌军工作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状况、推动其进步为主要方向。随着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全面内战爆发，我们党开始着手建立健全各地区及部队的敌军工作机构和组织，规定除军区、纵队外，“师应加强联络科，团联络股，营联络干事，连队建立敌工小组”，“区党委与边沿接敌区地委县委设敌工部。区党委、地委敌工部即军区、分区敌工部、敌工科，由区党委、地委委员任部长，原军区、分区敌工部长、科长条件适合者任副部长，成为双重领导关系”。各地“接敌区的县大队，应以一部分变成武工队性质，执行敌工一切任务，并与各敌工站武工队密切配合工作”。武工队主要任务是到前线活动，深入敌区，“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宣传品的散发”，“并把坏的地主、还乡团、敌人的爪牙捉来，进行教育争取，订立条约”，同时还要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为加强内外线有组织的宣传攻势，我们党在敌军附近建立秘密宣传站，以“突破敌人思想封锁”。在军区外围设立蒋军归来官兵招待所（各解放区设立的招待所的名称有所差别，但工作性质并无较大不同。），敌工部门以招待所为阵地，收容敌军官兵，对敌军开展调研和策反工作。

其次，利用国民党军俘虏进行宣传。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针对俘虏的基本政策，比如，“不杀俘虏，不侮辱俘虏人格”，“不搜俘虏腰包”，“在生活上给以优待”，“医治受伤的俘虏”，“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家去”等。随着解放战场俘虏国民党军官兵人数的增加，我们党对俘虏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将这些政策传到国民党军队中，是政策实施的关键。虽然我们党设有专门的敌军工作组等相关机构，有一大批联络与宣传人员，但从效果来看，特别是在战役进行时，利用刚被俘虏的敌军士兵以及“解放战士”（“解放战士”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相应地，当时符合这类情况的原国民党军官则被称为“解放军官”。）进行宣传，效果更好，因为他们了解解放军的政策，也熟悉国民党军官兵的心理和特点，容易得到原部队的信任。利用俘虏进行宣传时，除火线喊话外，还有三种较为普遍的方式：一是释放部分俘虏回敌军。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会根据战场需要，释放小部分俘虏，“派遣有胆识的俘虏逃兵，实行归队或打入另部敌军，组织拖枪逃跑或小股哗变。对零星捕获之敌军掉队士兵及伙夫等杂兵，可予以短时间的突击教育，发给路费，立即放回，令其归队向敌军士兵进行耳语宣传（时间短敌军官不致怀疑）”。二是利用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通过发通电或写信等方式，来弱化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相较于被俘士兵，被俘将领的宣传作用如果发挥得当，可能会促使国民党军队整军整师的起义或投降，从而直接加快战役进程，影响战役结果。三是掩埋或送回敌军尸体，释放伤俘。这与国民党军“伤不管，死不埋”形成强烈对比，再加上对伤俘的治疗和照顾，对国民党军官兵产生震撼。

最后，联合人民群众及敌军家属进行宣传。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从而使联合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成为了可能。比如，发动边缘区或靠近交通大道地区的广大群众（包括城市中工人、学生，乡村中农民和妇女）给敌军官兵写信，这种方式能够加深国民党军官兵对我们党政策的理解。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对某一城镇的占领有时具有反复性。而我们党在攻占每一座城池后都会立即进行群众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密切军民关系。即使城池日后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但我们党已对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当地一些群众可以在国民党军官兵放松防备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说服，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或分化官兵之间的关系。在联合敌军家属上，我们党对待进城探望敌军士兵的家属“一律以礼相待，及时放行，有的还安排住宿。这些家属子女入城见到亲人之后，叙述沿途见闻，成了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此外，还发动群众性的“叫子索夫运动”和“擦黑点运动”（“擦黑点运动”指争取各村屯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切人员回来，做到没有黑点者为模范村，并举行竞赛与奖励。），引发国民党军官兵思乡厌战情绪的蔓延，动摇军心。在上述政治攻势的影响下，国民党军队内一些基层官兵逃跑、投诚的例子越来越多，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下命令，要求“各级主官对于士兵家属之来访者，一概不准开条请求进入封锁口”。

二、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主要方式方法

我们党积极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对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喊话、广播，以及报纸、传单等。

（一）喊话

就火线喊话来说，在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过程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喊话人员的构成。 火线喊话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有组织的喊话（事先每连组织喊话组），一种是利用俘虏喊话，一种是更群众性的根据具体战斗情况，由政委、支委、连排干部或党员积极分子主动喊话。喊话时，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否则容易出现各连喊各连、中途松懈等现象。利用俘虏喊话时，俘虏有三类，一类是新俘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对敌军情况了解更具体，喊话时更易打动敌人。二类是新俘的国民党军官，军官身份特殊于普通士兵，利用军官喊话，会使敌军更易听信。三类是“解放战士”，利用“解放战士”喊话，不仅可以减轻敌军害怕、恐惧、疑虑的情绪，而且喊话者本身也是一种“宣传品”，是对我们党俘虏政策很好的例证。此外，我们党还发动群众性喊话，即号召全军战士进行喊话工作，将之变成群众运动，这样不但可以发挥适合各种不同对象的喊话人才的作用，也便于在战斗进行中的各个角落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为避免喊话时出现失控，部队干部需要亲自参加并有计划地指导群众性喊话工作。

二是喊话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时机上，喊话时机多半出现在相持阶段，一般是在敌军遭到重大打击，处于被围困、被追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在时间选择上，黑夜喊话往往比白天的效果更好。只有找准时机对围困之敌进行喊话，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喊话瓦解敌军士气的效果。其次，在语言要求上，国民党军官兵多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区，各部队人员也有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喊话时必须选择口齿流利、机警灵活、善于应变、有政治经验、适合对方口音的干部和战士来担任此项工作。除此之外，喊话语句不要太长，求其通俗，吐字要稍缓慢一些，口齿要清晰，注意抑、扬、顿、挫。最后，对工具的借用和改造上，人的声音传播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对可利用的工具进行改造、加工，可以更好地实现宣传效果，达到宣传目的。

三是喊话的内容。 火线喊话时，喊话内容是否得当，是否深入敌军内心，直接影响着喊话的效果。首先，喊话对象应包括军官和士兵。国民党军官对士兵的控制作用较大，如果在宣传时将军官排斥在外，即使士兵已发生动摇，军官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并影响士兵的行动，因此不能忽视争取军官的工作。其次，喊话时要多讲事实和道理。开始喊话时，不要马上从政治问题着手，应先从生活问题上拉起，尽量使对方能答话，和对方建立关系，再进一步讲条件。如果一味给敌人上大课，讲文件，不给敌人考虑回答的余地，只会增加政治攻势的难度，使敌人对我们党的政策更加怀疑和不解。最后，喊话不能泄露军事秘密，不能妨碍军事行动，更不能贻误战机。如果进行喊话会影响战斗的进行和发展，或者因为喊话暴露了进攻计划，则会使喊话失去原有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比如，简单的一句喊话：“你骂人，看你明天晚上还骂不骂？”就可能会使敌人察觉进攻时间进而推测出进攻计划。

喊话的内容虽“可根据具体对象灵活规定”，但并不是随意发挥，一般由纵队或师（旅）统一规定。喊话的基本口号分为三类：第一类突出我们党的俘虏政策，如“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第二类是感化国民党军官兵，如“共产党是帮助老百姓的——你们打共产党就是打老百姓——也就是打自己人”等；第三类是揭露蒋介石阴谋，如“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不替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等。此外，我们党还会根据国民党军队内部具体情况，对喊话内容进行灵活调整。比如，国民党杂牌军无论是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军队供给方面都与中央军相差甚远，且多数部队被蒋介石东抽西调，远离家乡，用于前线作战。因此，面对杂牌军，除使用基本的喊话口号外，还可根据军队所属，及时增加口号内容。如“弟兄们，你们武器为什么比中央军的差呢？——你们的饷为什么比中央军发的少呢？”这些口号直接对比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待遇差异，抓住其痛处，进而引发敌军士兵的不满与对抗情绪。在解放少数民族地区时，针对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在喊话时切忌使用带有侮辱性或禁忌性的词汇。根据喊话针对的主体不同，口号中的称谓及语序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使喊话更加生动有力。

（二）广播

随着通讯技术水平的提升及专业人员的增多，我们党运用以延安（陕北）台为代表的广播电台，向电台另一端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政治攻势。

首先，广播的内容及宣传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设立广播电台的宗旨，“在于使得不了解人民的政党、军队和解放区情形的人士，都能知道它的主张和事业”。我们党以《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为主要宣传阵地，“播送放下武器军官名单、释放战俘名单和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的书信；向被人民解放军围困的敌军播送讲话、警告、命令等，敦促他们尽快放下武器投向人民方面来；介绍解放了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区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和他们学习、生活的情况”。其中，举办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广播讲话节目，不仅可以宣传我们党的政策，还能起到促使国民党军官兵退出内战的效果。比如，曾任国民党空军参谋的刘善本起义后，在延安台发表了数篇广播演讲，“国民党空军人员在他的影响下陆续投奔解放区的有二三十人”。此外，将“敌人的连战连败，愈败愈惨，各战场敌人欺骗造谣的破产，各战场敌俘的丑态和自供，我军和敌俘对具体的被围城市中的具体敌人的劝降，写成生动的文字，大量供给总社口播，并择优文撮”，向国民党军官兵宣传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对瓦解他们的士气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广播时应注意的事项。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口头广播宣传，成立新华社语言广播部。随着收听者日益广泛，如何充分利用广播优势，成为解放区各广播电台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是在宣传时，避免讲太多大道理，语气应自然、流利，不易太生硬，在思想上拉近与国民党军官兵的距离。如讲政治道理时，应加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具体批驳，这样有利于听众接受，效力也会更大。二是注意语句的使用。“尽量用简单句”，“用容易听懂而且念出来响亮的词。避免用听起来容易混淆的词”。同时，应以温和的方式加以劝导诱降，不应用谩骂和斥责的方式进行，从而避免使敌人更反感，更加顽固抵抗。三是注意国民党军官兵的心理。国民党军队中收听广播的除电台工作人员外，大多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即团长、师长以上的人员，而收听最多的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处、参谋处、秘书处、新闻处等部门。他们主要是了解情报，报告上级参考”。而这些人与士兵不同，思想上都具有反动性、顽固性的特点，且不会轻易改变观念、产生投降或起义的想法。据此，解放军的广播宣传内容应符合他们的心理，使他们爱听、想听，不受刺激，通过不断地渗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四是加大对“解放军官”的宣传力度，减少国民党军官的疑虑与担忧。一些被俘国民党军官认为，解放军广播有一个弱点，就是“在某一战役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专门广播此战役中的解放军官介绍和家信，以后即很少有关于他们的消息，甚至根本不见下文，对解放军官生活状况更少有介绍”。宣传这些“解放军官”的生活，是对敌展示我们党政策的有效途径，如果这方面宣传力度不足，会使国民党军官误认为被俘的军官已被处死或罚苦役，以致不敢放下武器投降。

最后，广播对国民党军队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1948年1月，毛泽东曾谈到：“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在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中，有许多人“谈起话来，满口是解放区惯用的名词，对解放区情形，也相当熟悉，据谈他们经常收听广播”。比如，1947年 12月，在豫西歼灭敌整编第三师时，发现他们全师上下“都听口播，……每团有四个报话机，连长们都到营长那里听”。特别是在国民党空军中，绝大部分人都会收听解放区广播，“在空军人员中平均七、八个人就有一台收音机”。总之，就各方面收集的材料来看，国民党军队中收听广播的人员不在少数，收听广播日益成为国民党军队获取我们党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收听广播的原因却各不相同，有的是为探听朋友或战友生死而听，有的是为了解战局，也有的是因好奇心而收听，更有部分国民党军官只是为了娱乐而收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国民党军官兵在收听广播时或多或少会受到播送内容的影响，进而达到我们的宣传效果，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揭破国民党宣传机关的谣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为掩盖战场上的失利，经常散发谣言，致使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对我们党有很深的误解。为此，我们党利用广播宣传的方式直接打破敌军的欺骗，使敌军产生怀疑直到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和言论。比如，国民党曾对空军人员造谣说，“飞行人员被俘就剁去双手，地面空军人员被俘就被剥皮、杀头”，但经过刘善本等人的广播后，不仅澄清了空军人员的错误认识，还促使一部分官兵起义，投奔解放区。二是有利于使敌军了解解放军的政策和形势发展，并引发积极的行动。解放战争中有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是在听了广播之后，才知道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例如，一位国民党军官曾说：“他当时还有机会逃脱，但是因为听广播知道当俘虏受宽待，跑回去又没有好处，权衡利害的结果，就向我军顺顺当当地放下了武器。”通过广播，敌军还了解到解放区的土改情形和工商业政策等，使其认识到解放区相较于国统区的进步性。除此之外，部分国民党军将领在收听广播、了解解放军政策后，保护了一大批工厂、矿产等资源。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士兵虽身处其中，但很多时候根本不知战场局势走向以及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被围困时，长时间与外面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可以发挥出它的优势，以无线电的方式穿过封锁线，传入敌军内部，使敌军认清局势。

（三）报纸、传单

除喊话、广播外，报纸、传单等印刷品和手写品，也是常用的开展政治攻势的方式方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方式方法有时会相互配合，例如，信件和广播内容会通过报纸进行再次宣传。在解放战争中，报纸充当着解放区与国统区广播听众之间的桥梁，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刊登解放区广播电台的情况，预告重要广播节目，刊登国民党起义军官的广播演讲稿件，如《群众》周刊自 1947 年 2 月起，“根据延安广播，开始连续介绍在进犯解放区的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军官”，以及他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以“解除其家属及亲友的悬念”。 报刊与广播的彼此协作，扩大了宣传范围，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宣传效果。通过报纸，国民党军官兵不仅可以及时掌握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还可以将这些信息保存起来，反复查看，进行传阅，并再次宣传。

就传单来说，虽然各野战军部队可以根据作战对象，自己印发或书写传单、标语等，但宣传内容的制定有着明确规范。例如，西北局宣传部规定，“凡向蒋区人民或敌军散发之标语、传单、布告等，除中央或西北局直接制定者外，均须事先经过地委会议讨论审阅通过。带政治性或政策性的新口号须经西北局批准”。传单的内容与喊话、广播相似，主要是宣传我们党的俘虏政策以及反对内战、号召敌军起义投降等，只不过传单是以纸质的方式，利用游击队、武工队、俘虏或群众，进入敌占区以及敌军可能侵入的地区村落，普遍张贴或直接送到敌军内部，以此来开展宣传攻势。标语的内容则是传单的压缩和简略，但二者的宣传效果有所差别，往往长篇传单不如短篇的效果好，而传单的效果又常常不如写标语的效果好；并且标语受限因素小，只要准备好用于写标语的笔墨，就可以经常写、不断写、处处写，特别是在敌军可能进犯的地方写；人员上除了解放军，还可以指导各村小学教员及学生共同来写；标语的书写方法也十分灵活多样，比如，为了使大字标语不易涂掉，有时可写高一些，除了标语墙板上，还可以在树木上，在屋内墙上、门窗上、箱柜桌椅上、床上，到处写上标语口号，使敌军能普遍看到，揩不胜揩，甚至还可以将标语口号印在伪币上，用宣传弹打出去，还可以利用孔明灯或沿河流放装有宣传品的木筏，使其漂入市内。

三、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主要策略

在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时，我们党主要采取情感感化、借势造势、说服劝降等策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政策宣传，通过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引导国民党军官兵投降或起义，从而瓦解敌军。

首先，情感感化。 纵观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的政治攻势，不难发现，宣传内容中处处可见情感话语，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灌输给敌军，使敌军官兵了解我们党政策的同时，激发出对自身部队的不满以及反战等情绪，进而逐渐弱化以至丧失继续作战意志。在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攻势中，相比于其军官，士兵更易被打动。因此，对于士兵，我们党制定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宣传口号。比如，在长春战役中曾这样喊话：“呆在长春挨饿等死，不如跑回家”， “早拖枪逃跑，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一天发路费、打路条回家”。 这些喊话口号与士兵的现状密切相关，拉近了同他们的心理距离，并通过揭露其受苦处境以及美蒋的欺骗，使他们认识到，解放军是为人民而战的，而他们则是在杀自己同胞和抗日战士，以此唤醒他们不替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在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着一部分特殊的群体，就是国民党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这部分群体在国民党军队中占有较大比例，而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以及杂牌军各系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党抓住这一弱点，充分利用其中的矛盾关系，并利用士兵因被东抽西调、异地作战而产生的思乡情绪，开展政治攻势。正如朱德指出的， “反动派利用内战来吞并和消灭杂牌军的政策，使约占半数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觉悟得更快” 。

其次，借势造势。 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对政策与策略的灵活运用，抓住有利时机，将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紧密配合，展开政治攻势。一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起义时，虽然下定了决心，但在思想上和情绪上仍有较多顾虑，在同我们党协商时，会根据自身需要提出一系列要求，特别是对部队的保护。解决好这个问题，成为针对敌军将领开展政治攻势、实现其成功起义的关键。这里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党同国民党在争夺东北上较早发起了战斗。潘朔端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该师守备鞍山、海城、大石桥和营口一线。东北民主联军于 1946年 5月 25日发起鞍山、海城战役，为配合猛烈的军事进攻，我们党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时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肖华等人，可对俘虏官兵“予以特别优待”，“号召他们学习高树勋，建立民主建国军”，以此来争取潘朔端部走上起义道路。5月 31日，潘朔端率部起义。起义后的潘朔端部被编为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虽然是作为友军，但却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军队。第二个例子是：在平津战役争取傅作义率部起义时，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敌我力量对比决定了在谈判中我们党的优势地位，对于傅作义提出的“他所管辖的平、津、张、唐、绥、保划为‘和平区’，他所管辖的部队改名为‘和平军’，双方共管”的要求，我们党并没有同意。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耐心工作以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最终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 1月 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最后，说服劝降。 在进行政治攻势前，要“坚持调查研究，掌握敌军的内部情况，掌握得愈具体愈深入愈好，这是做好对敌宣传工作和整个敌军工作的前提”。我们党通过审问俘虏、询问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以及查阅战场缴获的文件和日记等方式，搜集敌军情报，华东军区联络部为此还编写了《华东蒋军情况概述》《敌情汇编》等关于敌军情况的材料，这些内容“对于改进和完善对敌宣传工作，增强对敌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当然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基础上，加紧对我们党俘虏政策的宣传，使国民党军队知晓并相信这一政策，以消除他们在起义、投降过程中，“担心举事不成先遭祸害，担心个人和所部的名利前途，担心眷属的安全，担心被亲友、部属视为‘叛徒’”等各种忧虑。为此，在说服劝降过程中，我们党既注重承诺兑现，也强调实际示范。注重承诺兑现，即不仅注重扩大政策的传播范围，而且以口头或文字方式承诺宽待俘虏。进行实际示范，即通过利用国民党军俘虏及“解放战士”，介绍他们在解放区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学习、生活的情况，进而增强我们党俘虏政策的可信度。

在说服劝降工作中，我们党争取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以山东、河南为例，“这两个省起义、投诚的 12万国民党军中，绝大部分是国民党的非嫡系部队”。此外，还要争取国民党军官率部起义，因为他们起义“规模大、影响大，它的成功对改变整个战略格局，改变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取得战役胜利和决战胜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此，解放军高级将领有时会亲自做说服劝降工作。在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时，刘伯承、邓小平及时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有关问题，“而且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还深夜穿越火线，亲自到新 8军军部驻地同高树勋当面具体协商起义行动，从而使起义能顺利进行”。由于解放军高级将领身份特殊，且熟悉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善于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由他们亲自出面进行说服劝降工作，对国民党军官产生的宣传效果也就非常大。

结语

综上，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针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参与主体上，不仅有我们党的敌工部门，还有国民党军俘虏以及人民群众和敌军家属。在宣传渠道上，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喊话、广播、报纸、传单等相互配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策略上，主要采用情感感化、借势造势、说服劝降等。事实证明，我们党开展的这些政治攻势对瓦解国民党军队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必须指出，政治攻势是军事打击的辅助手段。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正是注重把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有机结合起来，即“在政治争取的同时，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造成兵临城下的态势，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才发挥出了最大效果，有力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作者于慧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