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九章》，郑也夫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0月版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新著《五代九章》是一部结合史料阐释、以述评为主体的五代史专著，所谓“九章”指的就是全书的结构——共九章，分别论述五代的帝王、将士、文臣、冯道、忠臣观、正统观、天命观、雅乐胡歌、宦官。这种叙事结构与作者的史观、史识和投向历史的审美兴趣紧密相关，“九章”其实就是九段不拘一格的述评体历史故事。“作者带我们进入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走马灯时代，评政治，评用兵，评道德，评时代命名和历史写作，评梁唐晋汉周的人物……写法夹叙夹议，路数非驴非马，观点独树一帜，屡翻历史大案，却又高见迭出，视野开阔。书中对‘忠’讨论颇多，读来不免想到克罗齐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封底推荐语）说得很对。既然是“评”字当头，比起通常断代史的主流叙事体裁，读起来就更多了一份如目睹老吏断狱般的快感。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当作者以强烈的个人兴趣、深刻的问题意识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双在“专业”之外的另类的“异业”之眼，在平实的叙事中读到的是作者敏感的疑惑、思考、判断以及犀利的思想锋芒。没有任何的藩篱约束，有的是专、杂、通共存的天马行空和出自个体生命体验的历史感与历史想象。这样的历史阅读文本在今天尤为难得。
还有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在本书行文中大量引用五代史料中的原文，意在与读者分享理解中的可能出现的差异，同时与读者共同进入古人的文字语境。
该书前言题为“真伪虚实之间”，不仅是关于该书内容很好的导读，在我看来更是一篇很有意味和独特见解的述学之文。作者首先很坦诚地谈到从社会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与写作的心路历程，其中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面向和路径取舍的论述虽然只是率性而谈，却是颇有理论见地。先讲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社会学家”，特征分别是：一，一向借助多学科的思想资源；二，当下中国社会学的热门课题基本不做；三，研究和写作转向太快、题目太杂。由此引出学者中的“匠气”与“异类”的问题，“有的同行私下说我不是社会学家。匠气足些的专家会这么看的，而当下学问做的稍好的学者中又是匠人居多”（前言，第3页）。究竟何谓“匠气”，没有详述。以我的浅见，在艺术创作中虽极尽雕琢镂绘之工而全无创意、个性和巧思者，会被认为是匠气之作。至于当下学问中的“匠气”，恐怕意涵更广；说“当下学问做的稍好的学者中又是匠人居多”，是耶非耶先不论，总之很值得思考。作者自称是“异类”，前述的三个特征足证此言不虚。其实那三个特征合起来，正好解释了这句话：“至于我做的东西是哪个学科的，我不关心，只要自己有兴趣，对社会有意义，就行了。”马上联系到从社会学转到五代史研究，“我心理上没什么可纠结的。不过是，过去本学科视你为异类，现在兄弟学科笑话你是民科”。这里的所谓兄弟学科，指的是历史学界。从“异类”到“民科”，看似更靠边缘。但是，作者以对古典社会学发展历程的精炼梳理说明，从杜尔凯姆研究的社会分工、教育、宗教、自杀等等到韦伯研究新教精神、工作伦理、世界经济史、统治形态、世界几大宗教，从齐美尔开创了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研究到埃利亚斯研究文明进程、权力、知识社会学、宫廷礼仪、音乐家莫扎特、体育，认为“社会学奠基人的学风何以演化成今日专家占主导的学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很难说是谁‘走偏’了。专家、杂家、通才，理当共存，各扬所长。”（第3页）因此对于什么“异类”“民科”，我相信在作者心中自是毫不介怀。
从社会学转向历史学，其实与这两门学科的紧密联系有很大关系。“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就是一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起源于对社会学研究中忽视时间因素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倾向的纠正，同时也受到历史学中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正如E.H.卡尔说的：“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61页）这种双向的学科化使学科边界保持开放性，这是复合型学科的特征与优势。但是，历史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仍然落脚在社会学问题之上。英国历史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因此从严格的学科分类来说，“历史社会学”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作者自己并不讳言“敝人是历史研究的素人。素人读史有专业人士没有的新鲜感。这感觉宝贵，因为带有个性。个人的感觉后面是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知识结构”（78-79页）。在第二章“用兵之道”谈“赏钱”问题，作者的问题意识就是来自这种宝贵的感觉：读史书，看到打了胜仗之后赏赐将士，感觉是很自然的事，否则日后谁还会出力；但是在五代史中一再看到在出征之前就要发钱，感觉就不同了。于是把几条《旧五代史》中关于在大战前赏钱的记载都拿来分析一下，结论是“笔者高度怀疑帝王平时亏欠军饷，起兵时至少须补发军饷”（97页）。要在新鲜感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还是要有建立在生命经验基础上的敏锐的历史意识，以及要有与古人共同进入生活语境的自觉意识。
另外有一个小问题顺带要说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谈道：“‘历史’一词很晚才在汉语中流行，笔者猜想是日本人以‘历史’翻译history所致。此前国人使用的是‘史’字。”（12页）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中国古汉语中，“历”与“史”均在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在很长时期以来确实是分开使用的。但是“历”“史”两字连用，最早已见于《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有“博览书传、历史”之语。此处“历史”的含义仅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汉语古籍中的“历史”二字译西方概念的history，后被梁启超、黄遵宪等游历日本的中国人引进介绍回来。
该书第一章“帝王点评”，开头就说“评价他们不是我们偏爱，而是因为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史册中他们占了更大的戏份”。另外一个原因是要与那些评价过帝王的“那几位史家——薛居正、欧阳修、司马光之流对话”。因为这些史家的文化、历史地位至少高于这十几位帝王的平均值，而且他们对帝王的评价反映了那个时代士阶层的思想（第1页）。看起来已经说得很明白，但或许还有值得思考的地方：除了对帝王中心史观表示了某种蔑视以及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兴趣之外，似乎还有一种弦外之音——对史家如何评价帝王的评价甚至是质疑，不也是一种“与前贤对话”的动力吗？
在全书之中，点评帝王与“乱世君子”占了“九章”中的三章，“冯君可道”实际上是从“乱世君子”中延伸出来的一个部分。作者基于人性的立场、对史料的重新阐释和批判性的视角，对所评人物的真实面目、历史作用以及在皇权政治与个人命运之间是否存在人性的可能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至于“点评”，可以有很多角度和方法，而“比坏”却是较少出现的史家之言。比如对于后梁太祖朱温，其人能从劝、能决断、能杀伐，杀人如儿戏，治军粗暴，称帝后行事全无任何规矩。“但读罢五代史，敝人的感觉是朱温还不是这七十年中最坏的人。……怕老婆难称美德，但十恶不赦的恶棍中怕老婆的少，故这也是他非最坏的一个反证”（第4-5页）。在这里可以发现，“比坏”作为臧否人物的一种方法，需要讲证据，更要靠感觉，而后者应该是来自个体生命的体验。另外，从“比坏”中还可以对过往史家的评价再作评价。因而对《旧五代史》以洋洋七节讲述朱温，最后却没有一句评语略感奇怪；《新五代史》朱温本纪后只给了一句评语：“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显然也是感觉不爽。“众多读者心目中，乱世五代坏人甚多，其中招牌人物是朱温。笔者曾对朋友说：朱温不是最坏。问谁最坏，笔者以为刘守光、庄宗后刘氏、张彦泽、郭允明，都比朱温有过之。五代以坏人众多著称，笔者无意复述众多坏人。”（158页）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点评皇权专制政治中的帝王，“比坏”这一视角是必需的，而且结果往往会发现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下面重点谈谈读第六章“冯君可道”的一些感想。因为作者说了，“如果我着迷的不是冯道，而是魏征，大概不会有写一本书的打算”（前言，第5页）。“我与五代史的缘分起自冯道。这章的广度深度，还算对得起这缘分。”（同上，第8页）先不说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何如何，光是这“缘分”就可以先说道一下。作者在“前言”一开始讲述写作本书的“缘起”，说是当在阅读中遇上了冯道的时候，被他在那个特异时代的行状，以及历代围绕他的无休止的争论所深深吸引和打动，于是想到要写个冯道的话剧本子，后来又想到应该写成一部电视剧，最后还是路径依赖，决定先完成一部五代史的学术著作（同上，第2页）。那么，冯道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作者自言，“阅读五代史前，笔者以为一个权力频繁更迭、杀戮家常便饭的时代，官吏一定都是奴颜婢膝，猥琐阿谀。读后惊异欣喜，见识了众多精彩多样的人格”（同上，第7页）。在五代皇权的暗夜之中，尚能存在精彩多样的人格，这种反差的确能给人带来某种惊喜，最后引申出来的就是关于专制皇权之下的人格问题的深刻思考。
因此作者在“乱世君子”之外特辟一章专门谈冯道，认为“冯道是真君子，五代五十多年历史中第一人”（196页）。冯道（882-954年）“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出生耕读之家，农事之余疯狂读书，可以说是靠读书改变了命运，于是才有了日后漫长仕途中的文人兼知识分子的形象。终其一生，底子还是读书人。因此冯道“面对五代时期的四位强悍君主，谏言无畏”（219页）。但是欧阳修说冯道“未尝谏诤”，司马光更说他“依违拱嘿，窃位素餐”，作者斥之曰“二位罔顾事实”（215页）。
冯道在一生中做过三朝五帝的宰相、三位开国君主的山陵使，身处乱世而任官历朝，确乎是史上罕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冯道官运持久？作者的观点是：“冯道的为官之道不是阿谀逢迎，而是刻意不卷入权力利益之中。但在持久不坠的因素中，这是次要，首先要靠运气。做官的风险尤其发生在皇位变更之际。其时，运气与为官之道合一，决定一个人的存亡，而运气占大头。”（225页）谈到运气，作者列举了冯道遭遇的七次权变，可见所谓运气其实并非就是偶然性，而是更多包含了刻意不卷入利益漩涡之中的明智。后世自宋以后对他最大的非议也在于其任官历朝，被讥为“无廉耻者”（欧阳修语）。而作者则指出：“侍奉多朝者不乏其人，讨伐贰臣拿冯道开刀，是因为其中冯道官职和声誉最高。其实冯道成为不倒翁的一大原因是他不掌实权，五代的权臣和高风险的官职是枢密使，不是宰相。有多个扎实的例子证明冯道是敢谏之臣。冯道为官的主要作为是，为君主讲治国之道，主持雕版九经的刻印。”（第8页）
放眼五代的官场，冯道是少见的有真才实学之士。除了为君主讲治国之道，他撰写的文诰章表“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文化精英的贡献在于为皇权增添一种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但是五代历史的残忍在于，宰相一直屈居于枢密史之下。作者专门论述了枢密史在五代政治高层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就如清人王鸣盛所言，“五代必兼枢密使方为有相权”（224页）。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权力的混乱，五代颇多一身而兼任枢密使与宰相者。而冯道在五代时期是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人，但是从未兼任枢密使。因此他被边缘化是常态，他的权力是名正言顺地被架空的，历史没有给他提供多少真正发挥真才实学的机会。不过话说回来，冯道名声显赫而无实权，这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在帝王眼中，冯道不是亲信，不懂阴谋，缺少干才，不是枢密使的材料。冯道也刻意回避这一职务。石敬瑭曾取缔枢密院，那是宰相冯道一生中权力最大的短暂时刻。他几次请奏恢复枢密院，动机是减少繁务，远离权力利益，此其性格使然。”（224页）
作者在这部分最后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专制皇权之下的枢密使与宰相的生命安危的不同。据统计，五代宰相与枢密使的非正常死亡率是1 : 2.3，身兼枢密使与宰相者九人，其中一人情况不清，七人非正常死亡，占八人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即枢密使风险高，枢密使兼宰相风险超高。可见权重位高者的安危风险甚高。道理很简单：“枢密使是帝王的心腹，牢牢地捆绑在帝王的战车上，宰相是讲大唐故事、写官样文章的人，没上战车。”（225页）这样看来，冯道位高而无实权，反而是命运对他有所眷顾。那些更倒霉的是，虽然没有实权却仍然遭皇权所忌，所有敢言、善待同僚、体恤百姓等为官之道均成为专制皇权暗夜中刺目的人格光芒，因而时刻仍有性命安危之虞。
前面谈过冯道敢谏，或有人会说，对于政治家而言，即便算他谏言无畏，但是更要看其实绩如何。如果乏善可陈，那么谏言岂不是变成空言？但是历史学家樊树志从当时的君主对冯道的看法中，看到他一定有才学与功业令人景仰的地方。“简而言之，一是没有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五代政治朝更加混乱的方向发展，二是忍辱负重地阻止了已进入汴梁的契丹军队的一场大屠杀。他的作用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同时引述了王赓武在《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一文中所说的：冯道在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有操持的儒者，一个有节制的人，甚至是一个“模范丞相”（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98页）。这是很值得参考的评议。
冯道写良臣刘审交的墓志，今天读来更令人别有感慨唏嘘之情：
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怀感如此者，诚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确然行良吏之事，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凡从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爱慕。(《旧五代史》卷一百六十《刘审交传》）
两个月之后，他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作者说他可能是因故交清白为官的一生而想到自己也来日无多，故这几乎是其自撰的墓志。文中有言：“……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 并录诗词两则，其一：“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作者说于此可见冯道在乱世中的定力与达观（204页）。
回头屈指一算，冯道活了七十三岁，在古人已是古稀，在那个动荡战乱的时代更是难得。
全书最后一章“阉人宦官”，作者自言是“放得最高最远的一只风筝”。“前言”中说是朱温通令尽杀大唐太监，并且他在称帝后不设太监，在认知上刺激了作者的思考。在这一章历，五代的宦官不再是主题，讨论了秦、汉、唐、明代的宦官。作者指出：“宦官是帝制肌体上的毒瘤。古代史家对宦官的批评充满歧视与偏见，既是因为他们不敢批评皇权，也是因为朝臣与宦官的权力之争。……宦官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它是透视皇权的特异的视角。”（前言，10页）在全书最后的这段话既是对宦官问题的小结，也是对专制皇权及其所有奴才的有力批判：“最坏的宦官也坏不过宦官制度，那些罪恶几乎都是宦官制度及其背后的皇权帝制的题内之意。……宦官是帝制肌体上的毒瘤。中国两千余年中，对宦官的讨伐史不绝书。但讨伐聚焦于宦官，统统无涉皇权。这种讨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歧视。通过歧视，讨伐者们在心理上抬高了自己，麻痹了自己，漠视了自己其实也在帝国的驯化与奴役的连续谱中。”（328-329页）话说得很深刻，“漠视了自己其实也在帝国的驯化与奴役的连续谱中”的，又何止是那些讨伐宦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