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4日与中央党校国企改革调研组座谈时的即席发言)
一、对国有企业的现状和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应当有一个正确、客观、实事求是的估价
总起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对此切不可估价过高,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对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估价过高。当前,山东的国有企业改革,思想解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成就,从全国来看是较好的,但也存在着不平衡。
首先是进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地区之间不平衡,有的地区仍然等待观望,裹足不前;中小企业改革与国有大小型企业改革在进展方面不平衡,大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做得不够,仍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很大程度上按计划经济的老机制运转;推行了改革的企业,大多内部经营机制并未取得明显转换。
其次是有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明,思想不清,理论上不研究,行动上不敢动,怕冒风险,采取了对国有企业改革不负责任、怕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作指导也很有关系,求全责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指导思想,束缚了相当一些干部的手脚。
第二,对国有企业的现状不可估计过好。目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停产面大,负债率高,经营状况不善,设备老化等,是普遍现象。以菏泽为例,1997年,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88%,其中资不抵债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70%,全部国有资产收益率为负37%,县以上国有企业实际亏损4.5亿,却虚报实现利润1.5亿,两者相加,实际等于虚报6亿。类似的瞒报虚报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现状更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三年两个目标的实现,任务非常艰巨,对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必须有足够充分的估计。
第四,党的十五大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要推动全党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落实行动,鼓励和支持大胆探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上级指导改革的决策、政策应当有连贯性,否则下面改革的具体操作者会感到无所适从。在推动改革过程中,要真正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落实到实处,无论是评价改革模式,或是评价考察干部,都应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对改革,要强调允许探索,不能求全责备,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允许改革中出现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否则,许多干部依然会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要继续以“十五大”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坚定各级干部改革的信心。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什么是企业经营机制,什么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经营机制,相当一些干部认识比较模糊,没有高度重视。为什么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怎样转变企业经营机制,都不很清楚。正因为没有理清楚,没有应有的重视,就出现了许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是从计划经济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换为符合和适应市场经济竞争要求的体制和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就无法真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关键有两点:第一,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关键是推行公司制,改变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制。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是一句空话。要真正用公司制来改造国有企业,建立起规范的、完善的公司制。第二,企业建立了公司制,并不等于企业经营机制自动转换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本身仍然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大量非常具体的工作。从目前情况看,必须建立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机制。一是必须建立投资者对企业的约束机制。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落实出资人制度,落实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落实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合理的所有者约束机制应当是对经营者既有有利到位的监督约束,又会为经营者提供较为充分的决策空间。对于条件成熟的企业,可以实行授权经营。二是建立企业内部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即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把搞好企业的宝押在某一个身上,是很危险的,靠一个人的力量搞好一个企业很难,但搞垮一个企业很容易。三是建立完善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四是建立完善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分配机制。把按劳动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是十五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国有企业至今仍未在根本上突破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倾向,如强调不得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3-4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是私营企业家,因而不能追求高收入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保值增值的责任,主要由经营者承担,如果国有企业在经营分配问题上没有紧迫感,在市场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大量经营管理人才将会流失,国有企业也将陷入更加严重的困难之中。五是建立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要建立完善包括科技开发、技术改造、人才培训、职工教育等在内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科技投入,以市场为导向,搞好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形成和强化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六是建立完善市场开拓机制。七是建立完善科学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三、所有制结构必须调整,国有经济应该重新定位
现在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点太多,形不成必要的规模优势和拳头合力,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没管好。国有经济必须重新确定自己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有所为有所不为,缩短战线,攥紧拳头,形成合力。
十五大对于国有经济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保持对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必要的控制力。所谓关键领域、重要行业,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归纳起来,可能有三大领域,即涉及安全性、垄断性、基础性的领域,国家必须有控制力。但控制不是包揽,控制的方式方法要科学、有效、适度。重要行业主要有6个方面: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二次能源,这三个行业国有经济应该控股,高新技术、基础原材料、基础加工设备,国有经济可以参股为主,也可采取其他的扶持、影响方式。国有经济对这些重要行业控股、参股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信息,实施适时、适度的调控,而不是为了垄断。对于其他行业,国有经济可大踏步的退出,把国有资产有重点地投入关键领域、重要行业,在这些领域和行业尽快上规模、上水平。只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以公有制为主体,应明确三点:一是公有制为主体,是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一种形式为主体,也不是国有制为主体;二是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在一切领域都为主体,在一切层次上都为主体;三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当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单纯量的概念,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对“抓大放小”的含义和意义,必须重新认识和重视。有些地方把抓大当成“堆大”,对于放小,只理解为放活,这是片面的。抓大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小应该是放权、放手、放心、放胆。
必须正确认识“卖”企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包括产权在内的要素买卖是正常的,产权流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卖和买,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要借助市场机制来进行,必须通过资产的买与卖来实现。只要是等价交换,国有资产不流失,买卖企业的活动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四、国有资产必须进行战略性重组
必须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通过战略性重组,首先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适应21世纪大合并的趋势和大型化竞争潮流,组建国有经济的航空母舰,带领整个民族经济迎接国际化的严峻挑战。通过战略性重组,更加充分地发挥国有资产存量的作用,在更大领域、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实施“四跨”联合。
国有资产的重组,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的、以资产为纽带,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重组成功与否,要以“四个增量”为标志:资本增量、技术增量,管理增量,市场增量。能解决这几个增量问题,任何资产重组形式就都是可取的,“卖”或“送”,都是资产重组的形式,关键在于避免盲目性,避免不问效果、不负责任。只要解决了上述“四个增量”问题,就应予以肯定。资产重组必须通过市场,采取多种形式。菏泽在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中,主要有5种形式。一是资产划拨,就是人们常说的把企业“送”给有实力、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既帮助对方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又救活了本地陷入困境的企业。我们提出要象推销产品那样推销不景气的企业,要打开地区之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二是资产兼并。三是租赁,对方企业不愿或不能购买或兼并,可以租赁经营本地企业。四是出售,向各种经济成分敞开出售,注意做到企业资产不流失,银行债务不逃废。五是参股控股,外来企业对本地企业实施参股或控股。无论那种资产重组形式,都要规范。
同时,国有资产的重组,财税体制改革需配套,实行企业属地纳税和所得税分享的政策,鼓励各地更加积极地推进国有资产重组。
五、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培育改革主体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前期是主体,主要发挥推动和引导作用。企业改革上路后,改革应培育利益主体,即企业的经营者和广大职工。
对于企业职工的主体地位,需要理清主体与主人的关系。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主人要关心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工作效率,不应是“三铁”,不应是无效劳动坐享国家“铁饭碗”。企业职工要真正成为主人,就必须成为产权主体,使其利益真正的、更加紧密的同企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实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双重结合,使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是资产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看,股份合作制应予以鼓励和提倡。
从市场经济的特征来看,资产所有者是企业的主人,因此,培育改革的利益主体,还必须解决股东、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问题。
六、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与金融改革配套协调
诸城国企改革效果好,没有企业逃债,银行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还盘活了原先的呆帐。在菏泽困难就大了,企业负债率太高,银行效益也很差,不良资产比重很高,收息率很低,四大银行全部亏损。当前,金融风险很大,企业改革又要求突破,务必触及债务重组。怎样处理好企业债务与银行债权的关系?当前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不同步,需要深入地研究两者之间的配套、协调问题。例如,各商业银行是全国一个统一的法人,注重全国范围内的资产平衡,国有企业改革大多数由地方负责,协调起来难度很大。再如,国家需要银行资产不流失,银行债务不能逃废,也需要拿出办法来帮助解决地方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困难,使一块资产活起来。实际上,银行最大的风险,是企业不改革,资产不盘活,继续累积呆帐坏帐。银行只看死债务是没有出路的,要算活帐,不能算死帐,帮助企业搞活,资产有了效益,是对金融风险最好的化解。
此外,国家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机构、组织和实施办法。
七、正确处理“三改一加强”四者的关系
“三改一加强”所涉及的四个方面,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改革,这是动力,是推动国有企业走出低谷的关键。
八、研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问题
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务必要强调“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鼓励基层积极探索,上级和理论界总结提高。对于基层的探索,要正确对待,不要轻易否定;对于需要注意的一些倾向和问题,需要及时提醒,但需要讲究方式方法,鼓励不要刮风,否定也不要刮风。应强调注意改革的多样性、复杂性、探索性,注意保护基层和广大企业干部职工改革的积极性。对于一些大政策的出台,要做深入的调研,不要操之过急,不要一刀切。
九、政府职能必须转变,社会保障制度必须配套
政府改革的关键,是职能转变与机构调整必须配套,机构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减员增效,根本目的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从实践中看,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阻力不是企业职工,而是被企业养着的那些所谓“上级主管部门”。企业亏得一塌糊涂,这些主管部门无人去管;企业一改革,刚想搞活,这些部门就上门收费索拿。例如,鲁西制药厂,五年未开工,无一个部门帮助解决困难,实施改制后,8:30分剪彩开工,9:00就去了7家收费的,还宣称:“只要你开门,我就来收费”。这样只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只会向企业索拿卡要的部门,非改不可。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现有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历史负担重,真要严格建立,企业承受不了负担,地方财政也难以承受,不严格建立,企业改革又难以深入进行下去,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需要出台一个大政策,全局统筹解决社会保障“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可以考虑从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调整中,由退出一些领域而收回的资产中拿出一部分,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放入银行。一方面,国有资产背上这个包袱,类似于行使公共产品的职能,让企业轻装上阵;另一方面,这块资金放入银行,又充实了银行资本金。
十、关于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和机构设置问题
企业内党政领导体制不顺,也是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因素。企业党组织的核心地位,是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工厂制的产物,是适应当时历史条件下领导和控制工厂这一基层行政组织的需要。在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制后,企业的领导控制是由法人治理结构来承担的,党组织从公司制原则上讲,不再是企业的决策组织,在实践上看,党组织如仍作为企业决策组织来行使职权,在决策程序上很难办。应当明确在企业中党组织是社会活动组织,而不再是企业的决策组织,党对企业的领导,不再体现为企业党组织的领导。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严谨深入的探讨,可以听取多方面的看法和建议,根本目的是找出一些建议性的措施,科学地摆正和处理好这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