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海滨——《欣悦与彷徨：张治中父女的家国往事》系列
父亲曾问道：“文化人怎样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方案呢？”
父亲热爱家乡安徽，毛泽东曾温和地批评他：“家乡观念相当重！”他主湘时期，安徽、江苏等省沦陷，大批学生和难民西迁。1938年初，湖南省政府设立湘西行署，任命“湘西王”陈渠珍担任行署主任，而陈渠珍和父亲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在陈渠珍的帮助下，国立第八中学、“安徽省教师战时服务团”等学校或社团安置到湘西。国立第八中学，其主体由半个安徽省的中学组成，还有江苏一带流亡的学生，以及少数湖南学生。全校共有教职工380多人，学生达7000多人。有资料可查：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安徽省教育厅训令皖北的三所省立中等学校——颍州中学、颍州女中、颍州师范学校迁校。这时，张治中“向教育部长陈立夫表示，以同乡身份，积极欢迎国立安徽中学设到湖南，并答应帮助解决建校经费、校舍、校址”。
1938年五六月，张治中专程考察湘西后，欲将国立安徽中学安排在湘西民族地区，并提出三点理由：（1）湘西万山重叠，交通闭塞，日本鬼子无论如何打不到那里去，是安全的大后方；（2）湘西地处西南门户，有湘川公路通往陪都重庆，靠近国府、靠近教育部，能及时接受训令、指示。便于加强管理；（3）湘西民情风土纯朴。教育落后，借此可以开发湘西文化。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也表示欢迎，答应负责一切安排好，保证师生在湘西的安全，并说：“若师生受到危害，唯我陈某是问！”
1938年8月，安徽省教师战时服务团迁至乾城县所里镇，1939年春改名为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第九服务团，简称战教九团。战教九团先后安排了一批教师工作，使一大批外省籍教师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国立八中各分校接纳400多名，经战教九团介绍到湖南省立特区师资训练所、省立乾城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屯区各联立初级中学任教的27人。[1]
父亲还挽留途经湖南，准备去重庆办学的丁超创办永顺简易乡村师范，并请丁超担任该校校长。同丁超一同来永顺简师建校的，还有教务主任周芥航（原南京市鼓楼小学校长），以及训育主任许晋发（原安徽黄麓师范学校校长）。他在家乡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教员梁倍仪、夏得培、毛遂之、印国亮、徐长云、胡家椿等人也前来。后来，高启沃、宋子常、张匡、刘乃施等人也到永顺简师工作。
1938年，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会的成员来到泸溪设立办事处，在县城和浦市实施平民教育。
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晏阳初伯伯。
刚从英国返回的我，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经验，父亲也要我参加一些训练。我到长沙时，正赶上参加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的工作，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组织学员接受一个月的政治、历史及军事技能教育，简言之，即明耻教战教育。
这所学校由父亲亲任校长，晏阳初任教育长。晏阳初还带了好几位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同志来校任职，如职授部主任瞿菊农便是其中的一位。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学之前，省政府曾在报纸上刊出“登记知识分子充任县市各种干部人员”的巨幅通告，没想到应召者之踊跃大大出乎意料，到2月间就登记了7500人，只得从中选拔2000多人作为第一期学员。学校计划在这一期重点培训已经甄试的县长和佐治人员，并为各地训练督导员、技术辅导员、政治训练员、妇女训练员和乡镇长各数百人，因此，我们私下称这一期为县长班。
见到晏伯伯时，我只是个不到23岁的小姑娘。他很慈祥地对我说：“你刚从英国回到祖国，而祖国处在多难的时刻，你还是试试做做工作吧！”
我告知他说：“我来之前曾担任过三个月的小学校长。”晏伯伯说：“那很好，你就担任妇女训练员班的副主任吧。”妇女训练员班主任则由熊希龄女儿熊芷担任，抗战前她曾接办她父亲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记得当时有好几位思想进步的比我年长的妇女担任授课教师，其中有罗叔章大姐、王汝琪、任振威和沈婉等。
在此，我既工作又学习，得到许多锻炼。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国难当头，人人都要吃苦，相比之下，我是在一个优越环境下长大的，许多锻炼也是给我的考验。
抗日战争中，长沙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学生来了没有床铺，都过着军事生活，睡在地板上，我也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共同体验着这种生活的甘苦和乐趣。课余，我们如同姐妹，谈谈笑笑，大家志同道合，充满了革命激情。
回忆那一段日子，我觉得过得特别有意义并且富有生气，至今仍难以忘怀，主要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抗日救国。这一期的学员结业后，就被派到湖南各乡、县工作。这期学员结业分配后，一次就更换了全省75个县的33位县长。
学员们都是富有抗日爱国热情的高中女生和中学女教师，她们除了听中国历史、抗日形势等时事课外，还学习有关组织妇女生产自救、医药卫生、难童的收容保育等知识。我们还专门开设了一个医生班，主要教授战地救护和农村卫生工作的知识。在教学期间，我和学员们一起过军事化生活。
为了考察妇女训练员在下面的情况，我曾到过常德、衡阳、郴州等好几个县。我惊喜地发现那些满怀热情而又有进取心的女青年真像种子一样在各地发芽、开花、结果，把抗日自救的妇女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她们做抗日宣传等工作，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
在常德，她们组织成立了妇女识字班、卫生常识班、缝纫班、纺织班等，纺织班还备有纺织机器，用来教习纺纱织布。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位名叫廖盛宁的女士。她30来岁，可能是本地的中学老师，当时兼做妇女识字班的老师，借了学校的一间教室上课。她讲课非常认真，仔仔细细、逐字逐句地教学生认字释义，30多位中年妇女学生也学得非常认真，看得出她们有些吃力，可是每个人都十分专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常德应属妇女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离开长沙后，我一直惦记着她，20世纪60年代，我听一位朋友说她已死于癌症。我一直忘不了湖南数以千计的像廖盛宁那样的妇女同胞，她们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抗日救国使命，在家乡默默地作出贡献，竭尽心力，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有一次，晏伯伯以非常爱护的口气问我：“感觉怎样？”
我说：“非常好，我既学习又工作，这是我真正生活的开始，感谢晏伯伯给了我这样的难得机会。”
他莞尔一笑，感到很满意。
这里我再说说和晏伯伯夫人许雅丽的一段交往。1938年夏，宋美龄召集庐山妇女谈话会，讨论战时妇女工作，请了各省主席的夫人及妇女界知名人士参加，晏伯母作为湖南的知名女士之一，而我作为母亲的代表，母亲是农村妇女，原先不识字，在父亲的熏陶下懂得了许多道理，但不善言谈交际，她要我代表她去开会。我们一行五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由长沙前往江西庐山，路经浏阳河时，我们下车在路边一小茶馆喝茶，我和晏伯母合照了一张照片，还替她照了一张独照，我们朝夕相处，十分愉快。
晏伯母是纽约华人牧师许芹的女儿。1917年晏伯伯在当选耶鲁华人协会会长期间结识了她。1920年，她来到上海，在女子体育师范任教。1921年9月23日，晏伯伯与她结为伉俪。1980年8月8日，她突发心脏病逝世。
和晏伯伯接触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已感到他是一位有学问、有修养、爱国、爱民的长者。他和蔼、友善、平易近人，穿着也很朴素，终生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他后半生旅居美国时也不忘国内的事业。晏伯伯曾两度返国探亲，每次来京我都去拜谒。1985年，经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的邀请，晏伯伯回到中国大陆，并访问河北定县，会见了一些亲戚、同仁和校友，并受到了当时政协主席的接见。1987年他再次回国访问。1890年出生的晏伯伯与父亲同岁，1990年他在美国病逝，人生跨越100年。
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我感觉父亲与戏剧界的人士交往似乎更频繁一些。这是因为戏剧是最为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教育市民乃至慰劳军队官兵、伤员等都得借重他们的力量。
父亲到长沙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田汉就访问过他，并撰写了一篇《一二八——八一三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印象记》，发表在《抗战日报》上，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张将军在回答我的许多发问后，也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化人怎样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方案呢？’”文中也对上述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这样的紧迫关头，他的施政方针成功与否，即民众能切实动员与否，关系着整个民族战争的前途，我们每一民众每一文化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的计划的实现。”
当时田汉创作了不少鼓励抗战御侮的剧本，他和洪深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经常在抗战建国礼堂演出，父亲在晚上若是不开会或没有别的急务，就带领我们全家人去看剧，每次演出当中，都看到台下观众的口号声响成一片，那种热烈场面常令我久久不能平静。我第一次看到从内容到形式都新颖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长沙的抗战建国礼堂。
随着局势的变化，父亲于1939年2月2日离开湖南去重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我陪母亲带着全家老小先赴昆明小住，数月后迁居重庆桂园与父亲团聚。
我第一次到桂园时，还是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1940年，我离开桂园到西北后的几年里，每年回桂园探亲一次。1988年9月22日，我随全国政协赴湖北、四川视察团视察，解放后第一次来到桂园。原来在大门正上方的“桂园”两个字写在了大门右边了，当年我们家会客人的地方还是老样子，孙中山写的横幅“天下为公”还在。在二楼左边，我当年的卧室，在重庆谈判时作为周伯伯的办公用房，右边房间则是毛泽东住过的卧室。
那时重庆设有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下设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任指导长，下设总干事、总务组、文化组、联络组、训练组、慰劳组等，分别由谢兰郁、沈兹九、史良、刘清扬、唐国祯等担任组长，我则在训练组下设的两个大队之一的第一大队任大队长，主要负责培训由当时战时干部训练团转来的高中女生。她们满怀热情学习军事、医务、组织、宣传等业务，结业后下到基层展开各项抗日救亡工作。随后，我下去看望了学员们，看到她们把农村妇女都组织起来支援抗日。
回顾那一段时光，我认为妇女在抗日的大后方所做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重庆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日机的狂轰滥炸，每当警报声一响，大家就四处奔跑，躲入防空洞。四川多山，有的山还算坚固，在市中心的防空设施就较差。1939年，日军在一次狂轰滥炸时，炸弹击中了一座较大的防空洞，成千人被活埋在地下，幸免于难的很少。
直到现在我听到歌唱“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伤心，我国人民为何要受到那般的欺凌。凶恶残暴毫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啊！这种仇恨是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最令人愤怒的是日本政府至今对侵略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我国人民，如南京大屠杀等所犯的滔天罪行仍躲躲闪闪，不愿承认。我从安徽家乡辗转到湖南、重庆等地，亲眼见到人民四散逃亡、许多妇女儿童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