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和本文作者、她的养女希尔维·勒邦·德·波伏瓦

在阿德里娜·德希尔教会学校，九岁的学生西蒙娜·德·波伏瓦身边坐着一位浅棕色短发的少女—伊丽莎白·拉古昂，又名扎扎，只比西蒙娜年长几天。她举止自然、风趣幽默、率真大胆，在周围的保守主义作风中显得特立独行。下学期开学时，扎扎没有来，整个世界变得黯淡无光、死气沉沉。有一天她突然来了，带来了阳光、欢乐与幸福。她聪明伶俐、多才多艺，西蒙娜被她吸引，欣赏她，为她着迷。她俩争各门功课的第一名，变得形影不离。西蒙娜在家里过得并非不幸福，她爱着自己年轻的母亲，欣赏父亲，还有个对她言听计从的妹妹，但突然发生在这个十岁小女孩身上的，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情经历：对扎扎怀有炽热的感情，崇拜她，生怕惹她不高兴。当然，西蒙娜自己还只是个脆弱的孩子，无法理解这份让她深受打击的早熟经历，而对我们这些见证者而言，她们之间的故事令人动容。和扎扎的促膝长谈在她眼中具有无穷的价值。哦！她们所受的教育给她们施加了条条框框，不能过于亲密，彼此之间以“您”相称，尽管如此，她们之间的交谈是西蒙娜跟其他人从未有过的。这份无名的情感，按照传统的说法叫作“友情”，燃烧着她崭新的心，使她惊叹，让她迷醉，这样的情感如果不是爱又会是什么呢？很快，她知道扎扎对她并没有同样的依恋之情，也并没有猜到她的感情如此热烈，但是只要能爱着，其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图片来自《形影不离》简体中文版。一封童年信件的第一页。这是西蒙娜十二岁时写给扎扎的，用紫色墨水书写，信末署名“您形影不离的西蒙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扎扎在她二十二岁生日前一个月骤然离世。这起意外的悲剧一直萦绕在波伏瓦心头。此后很多年，扎扎经常潜入她梦里，戴着一顶粉色遮阳帽，脸色蜡黄，以责备的眼神看着她。为了抵抗虚无和遗忘，她只能求助于文学的魔法。波伏瓦先后四次在不同题材的创作中，徒劳地尝试用文字再现扎扎，其中包括一些未出版的青年时代的小说、故事集《精神至上》（Quand prime le spirituel），以及《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中被删掉的一段。《名士风流》在一九五四年获得龚古尔奖，同年，她再一次尝试写扎扎。这次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没有为其命名。这部作品此前没有出版过，现在是首次出版。这最后一次小说体尝试未能让她感到满意，但通过这一重要迂回，她实现了最终的文学转换：一九五八年，她将扎扎的生死往事记录在自传中，这就是《端方淑女》（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波伏瓦回忆录：端方淑女》。封面照片为波伏瓦和扎扎合影。

波伏瓦完成了这部小说，一直保存着它，尽管她自己对其评价比较苛刻，但这部作品有极大的价值：当面对一个谜团，疑问层出不穷时，人会变换理解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观点，做各类解释。扎扎之死有一部分便是谜团。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八年的两次创作中，关于这一死亡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首次刻画伟大友谊这一主题是在该小说中。这样令人迷惑的友谊如同爱情一般，曾让蒙田就自己与拉博埃希的关系写下：“因为是他，因为是我。”扎扎在小说中的化身是安德蕾，小说的叙述者“我”—安德蕾的朋友，叫作希尔维。无论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形影不离的两个人”都在一起应对各种事件，却是希尔维怀着友情将这些事情讲述出来，通过一系列对比，她的讲述揭示了这些事件无法消解的模糊性。

小说的虚构性，意味着我们需要破解书中对现实世界的一些映射和变形。书中的人物、地点、家庭情况都跟现实不同。安德蕾·卡拉尔取代现实中的伊丽莎白·拉古昂，希尔维·勒巴热替代西蒙娜·德·波伏瓦。卡拉尔家（《端方淑女》中的马比耶家）有七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男孩；拉古昂家有九个孩子，六女三男。波伏瓦只有一个妹妹，书中希尔维有两个。我们当然能认出书中的阿德莱德学校就是著名的德希尔教会学校，该校位于圣日耳曼德佩的雅各布街。正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称两个小姑娘“形影不离”。这一表达架起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桥梁，被我们用作小说的标题。帕斯卡·布隆代尔的原型是莫里斯·梅洛-庞蒂（《端方淑女》中的普拉代儿），他幼年失怙，与母亲非常亲密，一同生活的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跟小说中的爱玛并不相似。利穆赞大区梅里尼亚克的庄园变成了萨德纳克；而贝塔里指的是卡涅邦，波伏瓦在卡涅邦小住过两次，那是拉古昂家在朗德地区的一处庄园，还有一处在奥巴尔丹。扎扎埋在那里，在圣-邦德隆。

扎扎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冷冰冰的科学客观性，她死于一种病毒性脑炎。但是一系列由来已久的致命因素彼此串联、交织成网，紧紧地网住了她的整个人生，最终削弱了她、耗尽了她，将她逼入绝境，让她走向疯狂和死亡。这种串联究竟是什么？波伏瓦也许会回答：“扎扎死于特立独行。”她是被谋杀而亡，她的死是一起“精神谋杀案”。

扎扎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努力做自己，而人们想要使她相信这一企图是罪恶的。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生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在这样一个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女孩子必须自我忘却、自我放弃、学会适应。

因为扎扎与众不同，她无法“学会适应”—这个阴森的词语意味着要将自己嵌入预制的模具中，模具里有一个为您准备的空格，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都会被抑制、碾压，如同废料一般被丢弃。扎扎无法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人们就压抑了她的独特性。罪行、谋杀正在于此。波伏瓦憎恶地回想起在卡涅邦拍的一张家庭合照：六个女孩穿着同样的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头上清一色地戴着矢车菊装点的草帽。扎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永远属于她的位置：拉古昂家的二女儿。年轻的波伏瓦强烈抗拒这张照片。不，扎扎不是那样的，她是“独一无二的”。不期而至的自由，是她家任何一条家规所不认可的。那群人不懈地围困她，她成了“社会义务”的猎物。她身边总是有自家或堂表亲家的兄弟姐妹、她的朋友们，还有各类近亲远戚，她需要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忙碌，参与社交活动，接待访客，参加集体娱乐，没有片刻能自由支配。家里人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待着，也不让她单独跟密友相会，她不属于她自己，没有私人时间，就连拉小提琴和学习的时间都没有。孤独这项特权她无法享有。因此，贝塔里的夏季于她而言简直是一座地狱。她感到窒息，他人无所不在—这让人联想到某些修会里相似的苦修，她那么想要逃离这种环境，竟至于用斧头砍伤自己的脚，以此来逃避一项可恨的苦差。在她家所属的阶层，女孩子不应该特立独行，不可以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他人而活。“妈妈从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她自己而做的，她一生都在奉献自我。”有一天她这样说道。在这些使人异化的传统的不断浸润下，一切活生生的个性化发展都被遏制在萌芽状态。然而对于波伏瓦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丑陋行径，这也正是小说意欲揭露之物：一个可说是哲学性的丑陋行径。之所以说是哲学性的，是因为它侵害了人的境遇。肯定主体性的绝对价值，这是波伏瓦思想和作品的核心，并非个体—某一号样品—的价值，而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纪德所言“最无可取代的存在”，成为在此时此地就具有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去爱昙花一现的事物。”哲学思考也为这种不可动摇的基本信念提供支持：“绝对（l'absolu）”是在人间、在世上、在我们唯一和独一无二的存在中发生的。因此，我们知道扎扎的故事有着重要意义。

这起悲剧的推动力有哪些？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些显而易见：她爱着母亲，一旦遭到母亲反对就感到左右为难。扎扎对母亲的爱是热烈的、充满嫉妒的、不幸的爱。她如此冲动地爱着母亲，母亲对她却有几分冷淡，作为二女儿，她感到被淹没在兄弟姐妹群里，只是母亲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拉古昂夫人手法高明，她没有用个人权威来管束孩子们的调皮玩闹，所以当涉及重大事务时，由于她的权威丝毫没有受损，就能更好地控制他们。一个女孩子要么嫁人，要么进修道院，无法根据个人性情、爱好来决定自身命运。安排婚姻的是家庭，通过组织“相亲”，根据价值观、宗教、社会等级、经济状况等标准来挑选合适的对象。这个阶层的人结婚讲究门当户对。在扎扎十五岁时，她第一次遭遇了这些致命的教条：家人突然阻止她跟堂兄贝尔纳见面，斩断了她对他的爱。第二次是在二十岁那年，她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她选择了不被看好的帕斯卡·布隆代尔，想要嫁给他，在那群人眼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扎扎的悲剧在于，在她内心最深处，一个同盟暗地里支持了敌人：她没有勇气反抗一个神圣且心爱的权威，于是死于该权威对她的制裁。即使母亲的责备侵蚀了她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她也接受了这些责备，甚至要为给她判刑的法官辩护。拉古昂夫人的保守主义犹如一块顽石，但这块顽石仿佛有一丝裂缝：年轻时似乎她也被她母亲强制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这就使得她对女儿的压制更加不通情理。她不得不“学会适应”—这个残酷的词应运而生—自我否定。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大权在握，她决定如法炮制，也去粉碎女儿的个性。在她那副镇定自若的面孔下，隐藏着怎样的沮丧和愤恨？

虔诚，或者说唯灵论，像沉重的盖子盖住了扎扎的生活。她沉浸在充斥着宗教气氛的生活环境里：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徒世家，父亲担任“多子女家庭联合会”会长，母亲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享有声望，一位兄长做了神父，一位姐姐进了修道院。每年全家人都要参加卢尔德朝圣。波伏瓦所揭露的“唯灵论”，是“纯洁的白色”，是用超自然光晕掩盖极为世俗的阶级价值。当然，欺骗他人者先被欺骗。一切自动归于宗教，一切都变得合理。“我们只是上帝手里的工具。”卡拉尔先生在女儿死后这样说。扎扎之所以屈从，是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天主教，而对一般人而言，天主教只是一种方便的、流于形式的实践罢了。她独特的品质又一次伤害了她自己。尽管已经识破她那个阶层“道德主义者”的虚伪、欺骗和自私，了解他们利欲熏心、锱铢必较，跟福音书的精神背道而驰，但她的信仰除了有过短暂的动摇外，一直保持到底。然而，内心的流放、亲人的不理解、与一种存在主义式孤独绝缘—家人从不让她独自待着，这些都让她痛苦不已。

她在精神世界的严肃与真诚却只换来对自己的侮辱与折磨，将自己逼入内心矛盾的绝境。因为跟很多人不一样，对她而言，信仰不是一种讨人欢心的上帝的工具，也不是为自己寻找理由、进行自我辩护、逃避责任的手段，而是对沉默、晦暗、隐而不显的上帝痛苦的质疑。她折磨着自己，内心撕裂：应该按照母亲的叮嘱，听话、变愚钝、服从、忘却自我，还是应该像朋友鼓励的那样，不服从、反抗，充分发挥上天赐予自己的天赋与才能？上帝的意志是怎样的？上帝对她的期许是什么？

萦绕不去的罪的念头侵蚀了她的生命力。与她的朋友希尔维不同，安德蕾/扎扎对性事比较了解。在她十五岁那年，卡拉尔夫人几乎是以一种虐待狂似的粗暴，直白露骨地告诉她婚姻的真相。提及新婚之夜，她毫无掩饰地说：“这是一个要去经历的糟糕时刻。”扎扎的自身经验却与这种粗暴的描绘大不相同：她了解性的魔力，体验过那种意乱情迷，她跟男朋友贝尔纳的吻不是柏拉图式的吻。她嘲笑身边那些年轻处女的愚蠢，嘲笑正统派人士的虚伪，那些人“漂白”、否认或掩饰活生生的肉体涌现的欲望。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她知道自己面对诱惑没有抵抗力，她灼热的感性、激烈的性情、对生活的肉欲之爱都被重重顾虑所败坏：即使在最细微的欲望中，她都怀疑存在着罪，肉体之罪。悔恨、恐惧、负罪感让她心神不宁，对自我的谴责加重了她对弃世的向往，强化了她对虚无的欲望和其他令人不安的自毁倾向。她最终在母亲和帕斯卡面前让步了，两个人都试图让她相信长时间处在订婚状态是危险的，她同意远走英国，但其实内心十分抗拒。最后这一次对她的残酷逼迫加速了灾难的到来。扎扎死于所有这些让她内心分裂的矛盾力量。

在这部小说里，希尔维的角色是朋友，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让人理解安德蕾。正如学者爱莉安娜·勒卡姆-达波纳（Eliane Lecarme-Tabone）所强调的那样，希尔维自身的回忆极少出现，关于她自己的生活、个人抗争、解放自我的动荡经历我们一无所知，尤其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之间的根本对立——《端方淑女》的核心主题——在这里只是稍微提及。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出她在安德蕾的阶层不受待见，几乎不被接受。卡拉尔一家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希尔维自己家本来属于不错的中产阶级，“一战”之后破产了，社会地位下降。她在贝塔里小住的时候，时常蒙受悄无声息的侮辱：她的发型、服饰被人指指点点。安德蕾悄悄在她房间的衣橱里挂了一条漂亮裙子。还有更严重的：卡拉尔夫人不信任她，觉得她误入歧途——她这样一位在索邦学习的年轻姑娘，将来要从事一份职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取得独立。那一晚在厨房里，希尔维向扎扎吐露心声，直言从前扎扎于自己而言意味着整个世界，扎扎大吃一惊，这让人心碎的一幕标志着两位朋友的关系扭转方向了。从此以后，是扎扎更爱对方。在希尔维面前，无尽的世界向她敞开，而安德蕾走向死亡。不过，是希尔维/西蒙娜复活了安德蕾。怀着温柔与敬重，她借助文学的力量重现了安德蕾的生命，肯定了她的存在价值。我还想提醒，《端方淑女》四个部分结尾词分别为：“扎扎”“讲述”“死亡”“她的死亡”。波伏瓦有负罪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继续活着是一种过错。扎扎是她逃离而付出的代价；她甚至在未出版的笔记中写下“祭品”这个词，扎扎是她获取自由而献出的祭品。但对我们而言，她的小说难道没有完成她赋予文字的近乎神圣的使命：抵抗时间，抵抗遗忘，抵抗死亡，“承认瞬间（l'instant）的绝对在场，一瞬即永恒”吗？

本文系《形影不离》中文版（[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曹冬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