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出身的张謇下海从商，担起了“办厂”的重任。只是他未曾料到，仅仅是让纱厂开机，就耗费了他三年时间！以一介寒儒的身份从官场“跨界”到商海，张謇遇到的是未曾想象的困难……

“状元下海”

1897年，张謇丁忧三年的假期已满，翰林院接连三封电报，要他回京复职。但张謇始终却借故推托。

比起复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张謇说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也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建设工厂，尤其让张謇感到悲愤。他说，“割地赔款如同身受重伤，但通商却是饮鸩止渴，毒在腹中。而今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不能视而不见，因此，非商战不可以救国。”

张謇

1896年，张謇选定了南通城郊的一块地作为厂址，并和沈敬夫等5位老友，一起公布了《大生纱厂集股章程》，准备公开召集6000股，每股100两。

为了办厂所需的60万资金，张謇到南通和上海两地跑了两个多月，也几乎是“颗粒无收”。

“状元经商”果然争议四起，被人们传为笑谈。有一次，南通300位秀才还一起羞辱张謇，说他是儒林异类。

大生码头

作家吴晓波：“有一次他（张謇）把钱都用完了，他都回不了南通，只好到马路上去卖字，卖字赚点钱，然后好不容易才回到南通。他一开始的钱里面，甚至有一些是半股都有，就是几十块钱，有些和尚的钱、尼姑的钱，他也要。”

1897年，忙碌了两年的张謇，只筹到了八万两资金，还不到预期的五分之一。困顿之中，他找到了南洋大臣刘坤一，希望南洋纺织局能够给大生一些支持。8月，南洋纺织局以纺纱设备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张之洞叫他们设立的商务局，实际上是官派机构。他（张謇）就是奉旨奉令、奉两江总督的令来办厂的。这是状元“下海”……正是有了这个官员的身份，他再办厂，征地、买材料、买设备等等，来筹集资金。你要没有个官员身份，还更加困难。”

筹办了两年的大生，终于有了生产设备。即使有了政府的支持，张謇又用了两年，才筹集到了不到20万商股。

但是，买地皮建厂房，就已经花去了19万。

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说你就将就现在这点棉花纺成纱，把这些纱拿出去卖，卖的钱再买棉花，然后再纺成纱再卖，叫“更续自转”。采用这种办法，破釜沉舟，最后一招棋。”

1899年5月，筹备了44个月的大生纱厂，终于开机了！

大生纱厂蓝色魁星商标

借助自己状元的名号，张謇为大生的纱布取名“魁星牌”。他的老师翁同龢也为他写来了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是，大生纱厂开机的第一年，就盈利了7万多两白银。

凭借大生的成功，张謇又迅速开办了两间分厂，产品的商标依然和魁星有关。除此之外，他还开办了给纱厂种植棉花的垦牧公司，利用棉花下脚料榨油的广生油厂，为大生运输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公司。

直到大生纱厂开机的第四年，1903年4月27日，张謇才升官至三品，穿上了许久没有穿的翰林院修撰官服。

大生纱厂 机器原物

“兴大利，以厚民生”

卢作孚的奋斗故事也同样坎坷。他原本受邀就任永宁道尹教育科长，兴办图书馆，计划教育救国，不料因军阀混战被迫离开永宁。

“教育救国”被迫中断，可卢作孚并不甘心。

卢作孚

1925年10月，卢作孚开始在重庆合川镇招股，准备筹集2万块银元，买一艘现代化的轮船。

此时，四川还没有铁路，公路也极少。沿长江从上海进入四川的运费，甚至比从美国到上海的还要的昂贵，因此，这条水路又被称为“黄金水道”。

乡亲们对于没有什么实业经历的卢作孚信心不足。半年的时间过去，他仅仅凑齐了8000块银元。1926年5月，卢作孚在上海定制的轮船即将完工，但是船款依然没有凑齐。一些交了钱的股东，也因为许久看不到船而扬言要退股。

原民生公司员工刘本祥：“还差好几千块钱，当时叫银元，差好几千银元。这个时候如果钱不交去的话，那民生轮船就不能出厂，就不能开回河川，怎么办呢？卢作孚就同我舅父商量，我舅父就把，也还是冒很大的风险，就把当时他的教育局的资金，挪用了几千块钱银元借给卢作孚，因此把这个船开回。钱交齐以后，船才开回河川。”

重庆北碚 卢作孚纪念馆

1926年7月，卢作孚终于从上海开回了第一艘轮船。他给这条船取名“民生”，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意思是：“兴大利，以厚民生。”民生公司开办之初，许多轮船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货运长途业务，卢作孚避实就虚，选择短途客运。民生第一年的股东分红，就达到了25%，资本增至10万。

到1929年，民生已经有三艘轮船，每天往返于重庆、涪陵、合川之间。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快引起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

自1858年清政府丧失内河航运权以来，外国人的轮船已经在中国的长江上，游弋了70多年。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市场。而中国人的轮船公司则大多只有一艘轮船，而且时时相互拆台。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挤压之下，每年都有中国人的轮船公司倒闭。

卢作孚纪念馆内景

卢作孚没有采用降低工资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仔细地分析了利弊之后，他觉得还是应该提高服务质量。民生公司员工刘本祥回忆，当时民生公司船上的服务员，会把从船头接到的顾客一直送到仓位；船上除了中餐西餐，还专门推出几样特色菜，比如“咖喱嫩鸡”。

卢作孚之子卢国伦：“最后斗争下来的结果，还是有一个轮船公司垮了，那就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他在中国一共有七条船，最后是把他船卖了，民生公司收购了大部分他的船。”

1931年，卢作孚提出联合中国轮船公司，一致对外的经营方针：只要愿意出售的中国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买下；船员直接转入民生公司上班，不让一个人失业；愿意合并的公司，民生负责所有的债务。第一年，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民生，轮船数增加到12艘。四年以后，1935年，民生合并了长江上游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

1943年10月，卢作孚写下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他说，“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

民生公司 办公大楼

建国初，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和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这一批中国早期民族实业家，所处时代可谓差强人意，外敌入侵、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但就是他们，却在逆境中顽强地挣扎与拼搏，以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诠释着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

这次我们就将讲述几位民族企业家奋斗故事和现代工商业的本土起源，探寻中国企业家自己的根！

敬请观看凤凰大视野

《激荡年代——民国企业家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