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每天凌晨5点，深圳三和人才市场的门口，便会聚集起一群特殊的打工者——他们只做日结工资的活儿，只有三种：快递、工地和保安。
拿到工资后（一般是100—150元），他们便立刻回到“干一天，休三天”的节奏中——吃4元一碗的面条，睡每晚15元的床位，一星期洗一次澡。当保安需自配保安鞋，他们会到被戏称为“有衣库”的二手服装摊买，一双10元。
没工作时，他们用大部分时间倒卧，要么玩手机，要么买彩票，要么泡网吧——包夜才8元，比床位还便宜。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因困窘至极，睡过马路。但他们不参与暴力犯罪，较少妨害他人，当有人劝他们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时，他们便开始抱怨社会，痛恨被中介盘剥，并借口“年龄大了”，拒绝参加职业培训。
他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互称“叼毛”（如果不太熟，这又是个会引起对方愤怒的称呼）；用“挂逼”评价面条、自己、事业和大瓶矿泉水；对世俗向往的一切，均报以挖苦（比如：听说你最近发财了，我可得离你远一点）。
他们就是“三和大神”。自2018年被媒体曝光后，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少有人能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新经典·海豚出版社）的作者们（田丰、林凯玄）那样，通过长达半年的同吃同住，带着社会学者的专业眼光，去观察“三和大神”们，从而留下一份扎实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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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谜困扰着当代社会学家：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城市化速度惊人，为什么没出现贫民窟、低端非裔社区等底层社会？
于是，出现了一种诗意化的解释：劳务市场犹如敏感的过滤器，将能适应城市生活的打工者筛选出来，而“被淘汰的人们”只好回到乡村。然而，“三和大神”群体的出现，证明“被淘汰的人们”并没回去，他们仍留在城市。
三和人力市场周边并非贫民窟，“三和大神”也不是黑社会。一是该群体流动性极强；二是全由男性组成，不具代系化的可能；三是社会化程度低，彼此联系较少，未形成大规模犯罪团伙。
一旦有钱，“三和大神”会迅速回归常态：租更好的房子，买更贵的商品，与昔日同伴断绝联系。但“三和大神”与父辈又迥然有别。老一代进城务工者背负着养活全家的责任，而“三和大神”们的家庭感却很淡漠，基本不向家里寄钱，有的甚至一年也不给父母打电话。
“三和大神”们有更强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完全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他们却主动拒绝，以此来抵制城市化背后的逻辑。作为弱者，他们的武器是：不对抗，不参与，不配合，不融入。
用泥一般的状态，胶着在高增长时代中。“三和大神”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本。一方面，可以深入观察城市化的可能代价；另一方面，也对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乃至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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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大神”构成复杂，从书中看，来源有几种：
其一，被不良中介骗走身份证，又不知如何补办手续。没有身份证，就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只好干“日结”。
其二，成了法人，生活在法律风险中。上了黑中介的当，自己的身份证被别人用来注册公司。某“三和大神”名下有10多家公司，注册资本均在500万元以上，生怕这些公司经济犯罪、给自己惹麻烦，这名“三和大神”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以致无法规划生活。
其三，创业失败。少数“三和大神”曾有稳定的工作，甚至曾经创业，遭遇意外挫折后，无法走出心理阴影。
其四，曾经的留守儿童。因特殊的童年，与家人关系淡漠。他们来到城市，只因贪恋城市生活，不愿为此付出代价，甚至不想成家。
其五，被恶习套牢。因沉迷于赌博、饮酒等恶习，从小康生活水平跌入“三和大神”的群体中，难以自拔。
其六，渴望无拘无束。少数人为寻找理想的、无压力的生活方式，主动成为“三和大神”。
“三和大神”各具特色，但也有共性，即：集体丧失了规划未来的能力。
几乎所有“三和大神”都拒绝谈未来，他们更热心讨论，如何才能“杀死”当下这漫长的一天。他们赌博、互相调侃、跑网吧，在租来的床位上躺一天，忍受着臭虫的叮咬。一边抱怨“三和大神”中没有好人、不值得信任，一边又觉得这里的人“说话好听”……凡此种种，均呈现出未来视野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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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规划未来的本能，为什么他们却拒绝规划未来？
在现代都市，“为未来投资”从幼儿园阶段便已开始。在转化为实际能力方面，这些投资的效率可能不高，但可能兑换成其他资源——接受过“才艺”培训的孩子，自信心、社会美誉度提高；参加各种培训班，会扩大社会交往面；考上好大学，不仅拥有更多职场机会，也意味着进入不同的人际圈。
经历过“为未来投资”，会培养出一种习惯：当城市人说到未来规划时，就意味着他将为自己而投资，一旦遇到资源瓶颈，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为自己投资”。这种习惯得到城市化的资本逻辑认可与奖赏。
可对于徘徊在温饱边缘的“三和大神”们来说，他们还在为每天花50元租个单间，还是只花15元租张床而犹豫时，又怎么可能去投资？靠消费培养出的加法思维，很难理解投资需要的乘数思维。
随着投资未来的门槛越来越高，规划未来便成了一种精神折磨。
事实上，“三和大神”们也向往未来，一有时间，他们便挤进彩票站，对他们来说，2元一张彩票的价格并不低（相当于半碗面条），但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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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活困窘，可一旦成为“三和大神”，便很难改变。
一些刚到三和地区的打工者也曾雄心壮志，甚至白天接完“日结”，晚上再接一单“日结”。这意味着，一天只睡4小时，赚300元。可没多久，他们也接受了“干一天、休三天”的生活方式，成了“三和大神”。
表面看，这是受“社会风气”影响，但深入思考下去，便会发现：“三和大神”式生活并不孤立，它植根于人性的缺点，也许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中。
首先是“内卷化”的经济样态。“三和大神”收入低、消费少，可围绕着他们，竟然形成了一个市场，该市场还有细分。比如行李箱储存业，每天2元，不算便宜，在其他城市，几乎看不到这种业态，可在三和周边，却有许多经营者。对“三和大神”来说，居无定所，行李箱代表着故乡和财产，是他们最后的念想，他们愿意花钱保留它们。
“三和大神”的生活成本很低，却反向套牢了他们。外来务工者一旦进入三和地区，便不愿离开，宁可烂在一起，也不再改变，最终吞噬了一切发展的可能。
其次，后现代的语境。“三和大神”最常见的娱乐是聊天。这种聊天不带功利性，因互不信任，彼此都没太多资源，故以搞笑为能事——通过揭露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试图证明“我们都差不多，谁也别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越是议价权不足，越沉浸于这种虚拟的“平等感”中。
在“三和大神”眼中，一切文化都属赘疣，通过反讽与涂改，他们试图确认自己。毕竟，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免费毁坏、免费泄愤的东西。这让“三和大神”们的语言特别幽默、批判特别犀利，意外地与后现代文化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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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深圳市政府提供了大量免费培训机会，越来越多的企业抱怨劳动力不足，“三和大神”具有改变的可能，但他们缺乏改变的动机。而动机消失，是一个标准的后现代问题，它是无缘社会的结果。
为什么如此多的“三和大神”无缘社会？因为许多城市只愿接纳他们的劳动，不愿接纳他们。当人与劳动分离时，人便被异化了。这意味着，“三和大神”是一些城市现有逻辑制造出来的，解决了这一批“三和大神”，还会有下一批，要特别警惕矛盾的恶性发展。而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调整逻辑，激活“三和大神”规划未来的能力。
作为社会学著作，《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难能可贵处在于，作者们能沉下去，平心静气地记录，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群体的样貌。但在社会学关照外，作为读者，也可从更多角度去思考这本书：在历史上，发展往往无法长期持续，受制度逻辑、资本逻辑，乃至文化逻辑的影响，整体规划未来的能力经常被抑制，引发长期停滞，进而造成整体秩序的崩解。
“三和大神”可能不是唯一的群体，甚至可能不完全是城市化产物，他们在传统村社中也曾长期存在，只是过去缺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这样的优秀记录，所以，当人们在陷入危机后，才想起追问……可到那时再追问，也许为时已晚。